每年農曆新年前，台三線兩旁可見掛滿樹上，猶如大型耶誕燈泡的橙黃橘子。這是經歷了整年操勞後的成果，讓用路人也同感豐收喜悅。曾在當地小學擔任一年代理老師的我，不只被孩子記得，還能成為年年獲贈一大箱橘子的唯一老師，真是受寵若驚。
輔導資源缺乏的區域
送我橘子的人，是已經高中三年級的男孩。我是在他小學六年級時與他相識。甫入校時，就被學校告知他有情緒困擾，且狀況已明顯影響學習，具有特殊生身分。我不甚在意，只記得他樂天健談、樂於助人，無論是以零用錢或那副嬌小身材蘊含的全身力氣幫助別人，全班都臣服於他的放權式領導。我只是在他情緒爆炸之時，不聲不響地與他坐在學校的某個角落，等待情緒風暴過去，再與他一同起身行走。
與他那力大無窮的越南母親和矮小努力的客家父親、大學一年級的姐姐與高中畢業就在家協助工作的哥哥寒暄過後，我加入了這動輒得扛起15公斤以上沉重紙箱的年前趕貨行列。喘一口氣的休息時間時，男孩悠悠的說：「你要不要考慮來這裡的國中當輔導老師？」
「為什麼？」
「這裡的學生都不太去學校上課了，你看以前我們班的編號一、編號二、編號三，編號一最近還鬧自殺。」男孩的國小同學只有10位，卻有3位已經脫離義務教育的視線。
在愛與金錢間失學的女孩們
「真的，給你看編號一的對話紀錄。她網戀的男朋友最近不理她，她不去學校，都在家裡等男朋友回她。」
我忘了告訴男孩我之所以前來，不是為了橘子，是為了知道他的近況；我也擔心他為了網戀女友花光存款，還要向父母要錢。所幸男孩對家人的愛依舊濃郁綿密，中心思想是在互動中不能失去自我。
編號一的母親來自印尼爪哇，她自小從不曾因亮麗的外型與濃密的睫毛感到驕傲，反而厭惡自己黝黑的皮膚。所幸還有繪畫伴隨著她，靠著網路自學，她筆下的動漫人物栩栩如生，當時我還鼓勵她往電繪的方向努力，她欣然應允。但對話紀錄中，只看到她對戀情的焦慮，斷斷續續的求救和自問自答。最後一句話是，「自己拿刀割自己的手會痛嗎？」
「那編號二呢？」
「編號二都沒有來上課，她一定不能畢業，她的時數不夠，一個禮拜可能才去一天，最多絕對不超過兩天！她都在7-11打工，一個月3萬多耶！」
「3萬多！怎麼可能這麼多？難怪她不想去學校。」
「她每天都可以上班，可以拉長時間，假日啊過年啊，還有double，當然有3萬多，她弟和她妹現在也在那裡打工啊。但是她也花很多，交男朋友，指甲啊，買衣服啊，我都還有跟她連絡，都是她自己說的。」
編號二的女孩來自父母離異的家庭，家中有4個孩子，她排行老大。去年我與她在7-11碰面時，她告訴我她的願望是嫁給有錢人。我感到十分可惜，她在小學的成績是班上數一數二，但淨身出戶後四處流連的母親讓她看見愛之荒涼，看盡世態炎涼，只有錢得以掌握，得以穩住身心。
成績名列前茅，卻選擇不進教室
另一位在小學成績也是名列前茅的編號三，卻早在國中一年級就逸出教育體制，求學時光都待在家中打電玩，沒人能奈她何。她絕對是個聰明的孩子，我認識她時，眼睛炯炯有神，只有在不耐無聊時才會轉換成狐疑，不管對是同學的幼稚行為、或只需要花費一半力氣就能勝任的功課，她都黑人問號，接著搖頭嘆氣，給出「這群人沒救了」的微笑。
然而她對奇聞軼事有高度興趣，我教的社會課，只要內容知識超出課本範圍，就能得到她的青睞。因此我壓根沒想過她有一天會不願意去學校。畢竟無論是在成績或社交上，她都沒有顯著障礙呀！
我向同班孩子詢問能否前往她家懇談，但被眾人潑了冷水。她媽媽認為孩子在家中依然乖巧，會協助家務治理，只是沒有到校就學而已，有什麼關係？而身為一個只是數年前偶然在人生中共度一年的代理老師，我又要以什麼身分才能夠再次跟她聊聊？
缺乏專業訓練的老師，看見困境卻不知怎麼幫助孩子
男孩認真向我交代班上所有孩子的近況，又向我提出那個請求，但我實在不忍心告訴他，以這裡的學生數量，養不起一個輔導老師。長期由行政兼任的校內輔導業務流於書面往返，根本沒有實質功能。但沒有實質功能還是值得慶幸的，否則若實施輔導對話，其不專業的程度，說不定還會對學生造成進一步傷害，不談也罷。
我又想起另外一個學妹，從小學一年級到五年級都是班上第一名，雖然班上僅有6個學生，但她的自律與閱讀量，足以和城市孩子匹敵。可是我離開學校後，聽說她開始因憂鬱症待在家中，整個六年級，只有在段考時前往學校應試。無論班上她的同學如何呼喚，都無法將自己抽離出低潮的圈圈。那個總是笑口常開、品學兼優經常代表學校在外征戰、萬獎集中的乖孩子，怎會有如此巨大的求學轉折？
與她的互動裡，印象最深的是我們在期末的對話，讓我發現了她完全不同於表面的家庭故事：「我的阿公、阿婆、爸爸、媽媽都說我是姊姊，我要成績好，要懂事，要會做家事，弟弟都不用……我做什麼都會說不夠好，考99，不行；玩手機不給弟弟玩，罵弟弟，不行！」她不斷在不公平之處憤怒、哭泣、崩潰，我震撼之餘，只能靜靜讓她哭完，還一度擔心她因換氣過度而休克。待她停止哭泣，我以些許話語激勵她，要她和家人溝通、多看看自己的優勢，然而她告訴我，和家人溝通毫無可能，對話的尾聲只是虛應故事，體貼地留給我一顆安心藥。
我不只一次想著，她之所以發病，會不會和那場對話有關？能不能有專業的心理諮商人員來告訴我，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我是不是打開了她的潘朵拉盒子，讓她深陷其中？她當時的年紀這麼小，是不是不適合進行這樣的對話？我是不是太急躁了？雖然更多時候我認為，自己怎麼會在相處接近一年的尾聲，才發現她的這些痛苦，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我現在還能夠做些什麼？或者提醒我以後不要再做什麼？或者，我實在不應該再和學生進行類似的對話……
輔導老師想協助，但能得到學校支持嗎？
我沒有告訴男孩我和這位學妹的對話，更沒有告訴男孩，當初教務主任在我代理即將期滿前，希望我能持續待第二年，並協助輔導業務，因為我能與來自寄養家庭的亞斯伯格孩子溝通，並且呵護備至。但在與另一名學生的對話中發現他在家內遭受性侵後，與教務主任的口頭約定失去意義。針對那次事件，校長下了封口令，要學務組長在社工與警察前來時頂替我，並要求我不得出現。我在學校的處境從此艱難。依約前來的代理考試，教務主任沒有出現，我沒有被錄取──即使我的口試和試教狀況在一年的扎實訓練後，比前一年更好。
我還是每年前往橘子的故鄉，但是年復一年聽聞日漸增多的拒學訊息，使我更加不安。畢竟，鎖住自己的時間越久，越有可能像電影《刺激1995》的受刑人一般，難以適應社會。許多人明白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即便台灣的高中文憑並不難取得，尤其是沒有學測與指考壓力的孩子（我所認識的那群孩子，肩上都不必扛起這份壓力，他們的父母從未如此要求他們）。但在這裡拒學的學生，往往都走不到那個「九十」。義務教育12年，他們僅參與6年。
每當看見結實累累的黃橙橙橘子，我都會想：有人看見藏在橘園丘陵背後，那些躲在家中的孩子嗎？有誰能夠讓他們眼中的光芒再次亮起呢？從社工轉任教師，至今我都不明白，為何偏鄉需要特別關注的孩子比例如此之高。我既被教導資源得集中在有需要幫助的人身上，但同時又明白資源的有限性、投資報酬率，與鞭長莫及的意思。於是我只能在回程的路上不斷祈禱：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一年好幾君須記，願愛上學如兒時。
（作者為國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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