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伊朗街頭的抗議中，出現了一句令人錯愕卻又耐人尋味的口號：「Javid Shah！」（沙阿萬歲！）這句話若放回半個世紀前，幾乎不可想像。
1967年，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訪問西德柏林時，迎接他的不是歡呼，而是左翼學生的怒吼：「Schah, Schah, Scharlatan！」（沙阿，沙阿，騙子！）當年的伊朗留學生與西方左派一道，將國王視為專制、親美、腐敗的象徵。時間流轉，抗議口號卻在今日翻轉了方向。
伊朗不只是伊斯蘭國家：被遺忘的波斯民族問題
2016年，我遊歷伊朗，行走於德黑蘭街頭與波斯波里斯的殘垣斷壁之間，逐漸理解伊朗問題從來不只是「伊斯蘭對世俗」、「專制對自由」這樣的二分法，而是一個被反覆撕裂的歷史與認同問題。
伊朗人首先是波斯人。語言屬印歐語系，文化源流遠在伊斯蘭之前。即便在7世紀被阿拉伯征服、宗教伊斯蘭化，波斯人依然在每年3月21日慶祝諾魯茲新年，在「獅撲牛」的浮雕中記憶光明戰勝黑暗、冬去春來的古老象徵。這種文化自覺，使他們始終與阿拉伯世界保持距離，甚至帶著隱約的優越感。
巴勒維王朝，尤其是最後一任國王，正是試圖以國家之力重新喚醒這種波斯民族精神。1971年在波斯波里斯舉行的「波斯帝國2,500週年大典」，今日看來或許鋪張而傲慢，但其政治意圖十分清楚：伊朗的根是波斯文明，而非阿拉伯部落文化，也不應是政教合一的神權體制。他效法凱末爾，推動世俗化、婦女解放與農地改革，要求教士退回清真寺。
然而，他也因此同時失去了幾乎所有人的支持：教士、地主與權貴因利益受損而反撲；海外左派與年輕學生則指責他專制、親美、腐敗。1979年革命成功，沙阿被迫流亡海外，伊朗則成為伊斯蘭共和國。問題是：革命是否真的兌現了當年的承諾？
未曾參與革命的一代，卻被要求承擔代價
上世紀70年代，我在德國求學時，認識的伊朗同學曾懷抱理想回國參與新政權建設，卻在短短半年內失望而返。宗教警察、言行審查與女性著裝管控，使社會迅速變得封閉而窒息。
今日伊朗，40歲以下人口約佔6成以上。他們沒有親歷巴勒維時代，卻在現實中承受高失業率、國際孤立與日常壓迫。對這一代人而言，伊斯蘭革命不是歷史記憶，而是一套早已制度化、卻無法回應當下生活的政治語言；他們被反覆要求以對革命的忠誠，來理解自身所承受的代價。
問題不在於革命是否曾經必要，而在於當一場革命被制度化為長期執政正當性的來源，並被反覆用來取代現實治理的責任、延後對當下的問責時，革命便從解放的承諾，轉化為要求犧牲或服從的藉口。
對未曾參與革命的一代而言，這樣的敘事不再具有動員力，反而暴露出一種深層的不對等：他們被要求為一段未曾選擇的歷史，承擔持續的現在。
於是，「沙阿萬歲」並非真正的王權復辟訴求，而是一種對失落的世俗生活、尊嚴感與「正常國家狀態」的懷念。它更像一面鏡子，反照出伊斯蘭共和國40多年來未能給年輕世代的答案。
歷史的諷刺在於：當年在柏林高喊「沙阿是騙子」的青年，如今或許會對德黑蘭街頭的「沙阿萬歲」沉默以對。革命推翻了一個有缺陷的現代化方案，卻換來一個更難以修補的體制。
作為過路者，我無權裁決是非。但站在波斯波里斯的廢墟前，看著一個曾寄望於長久延續的世界帝國所留下的殘影，很難不對任何以「歷史必然」自居的革命敘事保持警惕：有些革命，未必如其承諾般建設未來，卻往往比想像中更善於摧毀；有些記憶，也只有在宏大敘事失效之後，才被重新理解。
革命從來不是終點，而是一場必須接受時間審判的賭注。當一個社會開始以過去否定現在，革命便已失去其道德優勢。
（作者為退休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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