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伊朗首都德黑蘭與全國各地都出現了示威遊行，起因是一位女性艾米尼（Mahsa Amini）違反伊朗宗教法律著裝規範，被逮捕後離奇死亡。參與示威者高呼「反對獨裁者」、「抗議從庫德區到德黑蘭對女性的壓迫」等口號，與軍警發生激烈衝突。近半個月以來，雖然伊朗官方派遣了更多軍警彈壓，還採取了切斷部分地區網路通訊等措施，但抗議未有平息，相關死傷者人數也繼續上升。
本次示威浪潮並非偶然的孤例，而是近年來伊朗民間抗議運動的又一次高潮，也反映著伊朗這個伊斯蘭共和國中宗教與世俗、專制與民主、保守與變革的長期鬥爭，以及外部環境變化對伊朗的深刻影響。要想瞭解本次示威的是非曲直和影響，就要追溯到伊朗繁複又曲折的歷史變遷。
走向世俗化還是伊斯蘭化？伊朗「白色革命」帶來的變革
不同於中東大多數國家主體民族為阿拉伯人，伊朗國民的主體是波斯人（占伊朗總人口的61%）。伊斯蘭化後的伊朗人雖成為穆斯林，但絕大多數（89%）都屬於與主流派別遜尼派對立的什葉派。相較於宗教信仰大於民族認同、更遵循宗教傳統的阿拉伯穆斯林，伊朗人的民族主義情感比宗教信仰更熱烈，偏世俗的波斯文化對國家和人民的影響大於宗教，從國王到平民，伊朗人對現代化的制度、人文、科技也樂於接受。
在這樣的背景下，伊朗曾經有過非常世俗化的近現代歷史經驗。1925～1941年，伊朗老國王雷扎．巴勒維（Reza Pahlavi）在位期間，在伊朗推動了一系列西化改革，發展現代教育和交通事業，並革除舊風俗，禁止婦女帶面紗和頭巾，削弱宗教對國家和民眾的影響。1941～1979年，第二任君主穆罕默德．雷扎．巴勒維在位期間，同樣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和世俗化，尤其在1963年後推行「白色革命」，進行土地改革、資源國有化、提高婦女地位、給予她們政治權利和受教育權，並強化世俗政府權力。在這些時期，伊朗可說是高度世俗化的，宗教的影響力頗為有限。
但宗教勢力一直試圖在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伊斯蘭教什葉派思想家、政治家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即是伊朗宗教勢力的代表人物。1960～1970年代，巴勒維的「白色革命」雖然讓伊朗變得富有，但也帶來了貪污腐敗、貧富分化，社會上享樂和奢靡之風盛行，巴勒維本人的生活也可謂窮奢極欲。當時流亡國外的何梅尼即利用這些問題，鼓吹推翻巴勒維的統治，復興伊斯蘭主義，通過宗教中平等、團結、廉潔、節欲的思想來改造社會，將伊朗建設為一個伊斯蘭教法主導的國家。在革命勝利前，何梅尼以寬容和藹的宗教學者面目示人，聲稱在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後將尊重人權、包容不同信仰的群體和個人，因此博得了包括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好感與支持。
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合作發動了革命，推翻了巴勒維王朝。但伊斯蘭主義者並未與其他兩派共享革命成果，而是在短暫的過渡期後，經過暴力清洗與輿論控制，鎮壓非伊斯蘭主義者，建立了伊斯蘭共和國，用宗教勢力壟斷了政治權力。何梅尼擔任同時掌管宗教、政治、軍事權力的「伊朗最高領袖」，他沒有履行革命前尊重人權、包容不同信仰的承諾，而是開始實行嚴厲的伊斯蘭教法，一切國家政策與國民行為，全都要遵循伊斯蘭教教義及律條。
伊斯蘭革命後，女性權利急速下跌
伊朗國家宗教化的最主要受害群體之一就是女性。在革命之前，伊朗婦女是伊斯蘭國家中權利保障相對好的，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受教權，也有很大程度的婚姻自由和著裝自由。而且，在巴勒維時代，伊朗婦女經常通過示威遊行等方式伸張女性權利，無論是宗教保守派還是世俗激進派，都能一定程度公開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提出自己的訴求。而巴勒維政權的垮台、革命的成功，伊朗婦女也居功厥偉。
但伊斯蘭革命勝利後，宗教政權即迅速限縮女性權利、打壓女權運動。他們根據伊斯蘭原教旨理解，認為女性地位低於男性、是從屬者，不能享有與男性相同的權利，還需要遵守特定言行規範。其中重點即包括婦女必須穿戴符合伊斯蘭教法的服飾，如身著黑色罩袍、頭戴特定頭巾。婦女的政治權、受教權、就業權、家庭民事權也都遭到壓縮。伊朗裔法國漫畫家瑪贊．莎塔碧（Marjane Satrapi）的漫畫《我在伊朗長大》及據此改編的動畫電影《茉莉人生》，即講述了何梅尼時代伊朗婦女被壓迫的情形。
1989年，何梅尼去世，當時的總統哈梅內伊（Masoud Khamenei）轉任「伊朗最高領袖」，而總統一職由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imi Rafsanjani）接任。根據伊朗的政治體制，「最高領袖」略相當於其他總統制國家的總統，而伊朗總統則略相當於其他國家的總理。
此時的伊朗因為國內政治與宗教清洗，經濟僵化停滯，對外又因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裁、兩伊戰爭導致的破壞和遜尼派各國對伊朗的孤立，導致內外交困。拉夫桑賈尼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宗教相關政策執行上也有所放鬆。在此之後，女性的處境也隨著領導者的開明或保守而變動。
因為「二元政治」，伊朗女性權益優於大多伊斯蘭國家
其實，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至今，除了何梅尼時代，伊朗女性的權利和自由雖然受限，但仍然好於其他大多數伊斯蘭國家。這當然不止是因為有幾任開明的總統，而是伊朗有特殊的體制與文化。
伊朗實行的是特殊的「二元政治」，即神權統治與世俗政治的結合。一方面，伊朗的最高權力掌握在代表伊斯蘭教權主義的最高領袖手中，另一方面，又同時有一套基於世俗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管理國家和人民。在這樣的體制下，宗教勢力雖然掌握著根本大權，但世俗化的國家機器下，人民仍然可以部分依照基於現世主義的民權規約生活。這就讓伊朗女性可以通過制度和法律途徑維護自身擁有的法定權利，而不像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下那樣必須接受全套伊斯蘭教法規訓。
而且，伊朗有著雖不完全但頗為真實的民主。伊朗的總統、國會議員均為全民普選產生，雖然總統和議員候選人皆需要經過有神職人員組成的「憲法監護委員會」資格審查才可參選，當選後還要最高領袖的批准方可上任，但普選是真實的。在這樣的前提下，伊朗民眾起碼可以部分的影響國家權力和決策。而伊朗的女性是擁有投票權的，伊朗政府當然需要考慮她們的利益和關切。
伊朗國會曾經有過女權主義者，並聯合溫和派議員推進過一些增進婦女權益的政策，這在其他伊斯蘭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同時，包括女性在內的伊朗民眾，是有言論、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的（雖然受到很大限制），伊朗經常會有各種政治集會活動，各種民間組織和自媒體也很活躍，這同樣是在其他專制國家很難見到的。
伊朗的女性不僅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份量，在藝術領域也頗有成就。伊朗的女性導演和演員，就佔據了伊朗影壇的半壁江山。在文化教育方面，伊朗女性也頗有成就。在伊朗的大學，女性學生比例可高達6成。女性獲得的良好教育，也讓她們在自然理工和人文社科領域都頗有成就。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伊朗女性能夠為自身權利和自由而抗爭。而同時，伊朗政權本身仍然是宗教神權至上、國家有各種基於宗教的律法與政策。這就意味著，伊朗女性既面臨壓迫，又有反抗能力，這就導致了伊朗女性與政權衝突的激烈。
對伊朗政府的不滿，不只是「頭巾事件」
2021年，保守派的易卜拉欣．萊希（Ebrahim Raisi）當選伊朗總統。他強化了對宗教律令的執行，其中的一個表現，就是更嚴格的要求伊朗婦女遵守宗教著裝規範。
根據伊斯蘭教法，女性需要穿著遮蓋身體絕大多數部位的罩袍，頭部需戴頭巾／面紗。但在具體服裝形式、遮蓋多少等細節上，不同教派和不同政權要求不同。一般來說，較為溫和開明的教派或政權會放寬管制、允許婦女只象徵性的遮蓋頭部和手腳，而保守派則要求幾乎全身都要遮蓋，面紗要完全遮住臉部。因為著裝問題最日常也最顯眼、執法最直接和頻繁，也就成了伊朗女性維權運動中與政權衝突最多最激烈的領域。
因此，萊希政權推行更嚴格的著裝法令、加大執行力度後，引發了伊朗女性的激烈反抗。不少伊朗婦女因著裝問題被逮捕甚至判刑。終於，9月的這起死亡事件，激起了如今極大規模的抗議浪潮。
著裝、頭巾問題只是一個導火索，伊朗女性真正要反抗的是整個教權文化與秩序，爭取基於世俗的、男女平等的權利。而這次上街抗議的不只婦女，伊斯蘭革命後數十年來，伊朗政治僵化、經濟不振、意識形態保守、外交相對孤立，以及最近幾年在美英等國制裁下經濟急劇惡化，也是本次抗議暴力行為頻發的原因。
相對於巴勒維時期的經濟蓬勃發展，革命後40多年的伊朗經濟萎靡不振。政治體制、經濟政策、分配模式皆是僵化保守，無法激發經濟活力。即便伊朗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但資源收益大多數歸於宗教人士和隸屬宗教政權的軍警力量所有，人民則普遍貧困。更糟糕的是外交環境，伊斯蘭革命後，旋即發生了導致美國與伊朗斷交並長期交惡的伊朗人質危機；又堅決反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再加上波斯人為主體的什葉派政權與周邊遜尼派為主的各阿拉伯國家處於敵對狀態，讓伊朗外部環境更加惡化。
2016年底，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他的支持者中就包括主張對伊朗強硬的右翼鷹派。川普政府不僅退出《伊朗核協議》，重新對伊朗實施制裁，並聯合伊朗的敵手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通過各種手段打壓伊朗，讓伊朗重新陷入國際孤立之中，對外經貿交流大幅減少，地緣政治處境再趨惡化。
外交的挫折及外部制裁，也嚴重激化了伊朗國內矛盾。此前各階層都指望改善對美關係打開外交局面，讓貧困的伊朗重新融入世界市場，促進就業和改善民生。但協議被毀後，伊朗人又要排長隊購物、面對從食品醫藥品到工業品的普遍短缺，失業青年驟增。人民對政府外交失敗、經濟失敗、民生失敗的不滿不斷爆發，各種抗議此起彼伏。
伊朗政府加強社會管制，試圖用伊斯蘭教法和傳統穩定民心、維持社會秩序。這一方面彈壓了一部分抗爭，但也導致了更大的潛在不滿、激發了更多暴力反抗。從2018年至今，伊朗已爆發十多次大規模抗議，內容包括抗議油價上漲、糧食補貼取消、經濟疲軟等。伊朗女性尤其中下階層女性，是弱勢中的弱勢，是受霸權主義、教權、政權、階級、性別五重壓迫的受害者。而今年9月的「頭巾事件」，則是這一系列抗議和暴力中的最新一則。它既有強調捍衛女性權利與自由的女權訴求，更蘊有與其他抗議一樣對經濟衰退、物價上漲、失業和貧困加劇的共同不滿，以及更深層次的對政治專權、思維僵化、內政外交失敗的政府與宗教政權的憤怒與痛恨。
雖然本次抗議及衝突仍在進行中，但根據以前類似事件的過程和結果，本次抗議大抵也會在不久後被鎮壓下去。但即便政權將之鎮壓，也只是暫時平息了動盪，而不會讓政權長久穩固。伊朗人民的憤怒不會因軍警的暴力而止息，反而會越燃越旺。教權不終結、專制不結束、民生不改善，人民的抗爭就不會停止。
當伊朗的宗教勢力根深蒂固，邁向世俗國有可能嗎？
那麼，伊朗、伊朗人民、伊朗女性，究竟如何才能獲得新生呢？
伊朗內部最大的弊症，在於教權的強大和對世俗的淩駕。根據這些年民主選舉的結果和政府機構的運作，可以看到伊朗有著非常強烈的世俗民主基礎，人民都嚮往自由。且宗教勢力不僅在政治上淩駕於世俗，還壟斷了國家的能源開發和外貿等經濟命脈，從國家資源中大發其財。伊朗的保守宗教勢力就如寄生於國家的瘤，讓這個國家一直不能正常化。想要伊朗經濟發展、人民自由，尤其伸張婦女權利，必須去除宗教勢力在政治上的寄生。
而外部環境對伊朗同樣重要。除了何梅尼時期曾試圖「輸出革命」，近30年的伊朗在對外問題上都更多採取防禦姿態。伊朗民間親西方、親世俗世界的情緒非常強烈，渴望融入世界。真正對伊朗及伊朗人民有益的國際行為，絕不是激化矛盾增加仇恨，而是在尊重伊朗國家主權與保障其合理利益基礎上，向當權者和人民釋放善意、敞開開放與對話的大門、與其積極談判修約並履行協定，促進伊朗融入世界和實現中東和平。在這樣的基礎上，有理有節的支持伊朗人民的和平抗爭，幫助包括女性在內各弱勢群體爭取正當利益，為這些抗爭和維權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質幫助、輿論聲援、組織與資訊支援，乃至通過國際制裁方式迫使伊朗當權者停止鎮壓。
當然，以上這些設想只是一種理想。現實裡，伊朗的宗教勢力已根深蒂固，幾乎不可能完全去除。而國際形勢尤其中東局勢更是嚴峻複雜，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千年恩怨、波斯人／伊朗人與阿拉伯人的兩雄爭霸、各國間的代理人戰爭，都讓伊朗深深困於地緣政治博弈之中而難以脫身。
但對於伊朗的國家命運、伊朗人民尤其女性的未來，也不須完全喪失希望。如前所述，伊朗有著獨特的民族文化與歷史傳統，有過相對世俗開放的歷史經驗，國民受教育水準高、國民素養和權利尊嚴意識強烈，這些條件都讓伊朗有著極大的變革潛力。而美國隨著民主黨政府上台，開始修正此前的中東政策，因此，伊朗的民主事業與女性解放，在短期的無望下，蘊藏著長期的希望。
伊朗的歷史與現實，不止是伊朗的歷史與現實；伊朗女性的命運，也不止是伊朗女性的命運。民主和人權，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與福祉；女性的自由與解放，無論男女都應追求與捍衛。但願伊朗人民、各國人民，尤其女性和其他弱勢群體、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都能推翻各色專制勢力，解除有形無形的枷鎖，「去除一切昏迷與強暴」，都得正當的幸福。
（作者為旅歐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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