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30年內，台灣至少再增加3位諾貝爾獎得主！」這是賴清德總統近期提出的願景。筆者認為這是很不錯的願景，之於現在的台灣相當重要。
一個願景要從提出走向真正的成功，關鍵從來不在於砸下多少經費，而在於方向是否抓得準、策略是否落得實。方向若正確，成功便已過半；剩下的一半，靠的就是不折不扣的執行力。這是我在半導體行業裡體會最深的體會：資源固然重要，但真正推動改變的是決心、策略與持續行動的力量。
對台灣而言，我們當前正站在全球產業與科技浪潮的風口。若要更上一層樓，從代工思維轉向追求精密、深度與創新的上游價值，「教育與人才培育」便成了無可迴避、也最值得投資的基石。尤其在當今國際學術與科技競爭愈加激烈的時代，任何關於提升科研能量的宣言，既具有象徵意義，也同時是一道提醒：台灣在教育、研究與制度設計上，必須迎接新的挑戰，並思考如何打造足以支撐下一個世代的知識基礎與創新架構。
日本為何能「穩定」拿到諾貝爾獎？
在探討台灣的目標之前，不妨回看日本的經驗。日本歷來有30餘位諾貝爾獎得主，2025年就拿到2個科學領域諾貝爾獎：坂口志文及北川進，分別因「調控免疫系統」與「金屬有機框架材料」領域的突破，獲得諾貝爾生醫獎與化學獎。
日本為何能有如此豐碩的諾貝爾獎成果？可以歸納出幾個關鍵：
首先是長期累積的基礎研究文化與制度。日本在20世紀中期建立現代科學體系，化學家福井謙一於1981年獲諾貝爾化學獎，成為早期的里程碑。此後，日本學術界與研究機構在基礎研究上逐步累積實力，當具備突破潛力的研究出現時，體系可以給他們足夠的接納與支撐。
其次是對高影響力論文與極端「尖端群體」的重視。一份研究指出，日本科學出版物雖在整體指標上看似「普通」，但在最優秀的一小部分論文引用上，其表現與世界頂尖國家相當。也就是說，日本這些「少量但極具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具備與一流國家競爭的能力。
其三則是宣示與激勵並重，研究者接受失敗也支持探索。得獎者坂口志文在接受訪問時即表示「如何在研究的初期提供支持非常重要……研究並非投入多少資金就一定能得到相應成果。」這反映出科學研究環境必須有包容長期探索、失敗風險的心態。但他的成功證明，當政策與文化允許長期累積時，可能帶來突破性的成就。
除此之外，日本也擁抱國際合作與開放性。如2025年北川進所獲的獎項，即來自與美國、澳洲學者的共同開發。這說明即便有強大的國內基礎，仍必須融入國際研究網絡，才能接觸最頂尖的學術競爭場域。
總之，日本的模式提醒我們：一流成果往往來自「長期投入、追求頂尖、文化支持、國際開放」的交互作用，而非單靠重金獎勵或喊喊口號就能做到。
台灣的機會：我們目前擁有什麼條件？
近期由中央研究院主導、與國立台灣大學及其他12家學術機構合作的「Taiwan Bridges Event Series」已經推出，預計未來6個月內邀請超過30位諾貝爾獎得主來台演講與交流。此一舉措，筆者認為具有3項價值：擴展台灣學者的國際視野；建立與世界一流學者的直接對話機會；以及具體宣示「台灣願意投入基礎研究交流」的決心。而政府和學界已將「培養未來諾貝爾級別學者」納入願景，例如賴清德總統就指出，希望能以這項計畫為契機，持續深化高等教育、為台灣培育更多未來的諾貝爾得主。
同時，台灣在科技產業與人才基底仍有優勢。台灣在半導體、精密製造、工程教育上具有全球聲望，這意味著若能轉向「基礎科學＋長期研究」的模式，我們具備良好基礎。因此，在目標設定為「未來30年內再增加3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背景下，台灣至少具備國家層級支持、學界動能、國際連結機會3項條件。問題是，這是否足以轉化為真正的突破？
阻礙突破的制度與文化瓶頸
台灣長期被視為「人才外流」的高風險區域。有報導指出，台灣受到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大陸）以更高薪資、更大平台吸引年輕菁英，形成長期「腦力流失」的隱憂。當頂尖年輕研究者選擇赴外發展或進入外國機構耕耘，我們可能失去孕育未來突破的核心人才。
另一方面，雖然台灣已有多種科研計畫，但許多人抱怨研究經費偏少、長期基礎研究支持不足、且經常受制於產學連結導向，缺乏「純粹好奇心驅動的探索」支持。基礎研究本身風險高、周期長，若無制度包容、資金穩定支持，難以孕育極端突破。
也有研究指出，台灣的學者對「研究指標」（如h-index、被引用率）的認識仍較有限，學術評價制度尚未完全朝向「重質不重量、鼓勵失敗與探索」的方向。此外，若高校與研究機構傾向快速產出、短期產值，也不利於長期、冒險性的研究。
此外，台灣雖有國際合作，但未普遍進入最具影響力的國際研究網絡、頂尖期刊與實驗平台。真正的科學突破往往來自全球最前沿、強強聯合、長時間累積的環境，若台灣學者未能進入這樣的國際生態，則難以與世界級同行競爭。
台灣要出3位諾貝爾獎得主，需落實這些策略
若台灣要朝「再出3位諾貝爾獎得主」的目標前進，以下是可考慮的落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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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長期基礎研究資助機制：建立5至10年以上的研究經費承諾，不僅針對應用導向，也給予探索性、風險性高的研究空間。如此可減少學者被迫追逐短期成果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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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際頂尖合作平台：促成台灣研究團隊成為國際大型合作計畫中的核心節點，而非僅為單純協作方。例如借鑑日本在金屬有機框架材料研究中的國際團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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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學術評價與文化：減少過度依賴量化指標（如論文數、期刊分級），轉向對長期影響力、探索性、創新性的認可，同時鼓勵年輕學者從事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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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並留住頂尖人才：改善薪酬、研究條件、資源支援與職涯發展路徑，並開放回流機制，讓在外國的優秀學者有意願回台參與長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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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中期指標與監測機制：除了「出3位諾貝爾獎得主」，也可設定如「10年內台灣前1%被引用論文數」、「國際合作頂尖期刊發表數」、「台灣主持國際大型研究計畫案」等可量化的指標，並定期公開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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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公共理解與支持基礎研究：如邀請諾貝爾獎得主來台，不僅是象徵儀式，更須配合科普、教育、社會參與活動，使全社會理解「為何要做基礎研究」與「學術突破對社會的長期價值」。「Taiwan Bridges」計畫即為此類嘗試。
台灣科研需要的不是衝刺，而是耐力
「再造3位諾貝爾獎得主」聽來令人振奮，卻也同樣沉重。因為它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個國家在全球學術殿堂中占有席位的野心，更是檢視台灣科研體質是否足以支撐「真正頂尖」的試金石。若我們將它理解為單純的競賽指標，意義會變得膚淺；但若把它視為提醒台灣「從量到質」的契機，則它具有牽動整體教育、產業與研究文化的深遠力量。
從根本上的改變從來都不是一件易事，但，當達到設定目標時，那將會是一個全新的面貌，值得！
日本的例子清楚告訴我們，一流成就從來不是短線操作。它來自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投入，來自制度對長期探索的支持，來自社會對基礎研究必要性的理解，也來自持續不斷與世界對話的勇氣。那不是靠某一年多撥多少經費就能堆出來，而是靠數十年如一日的積累。這也是台灣最需要學習的地方：把眼光放長，把步伐走穩，讓「研究文化」扎根，而不是「研究政績」浮現。
台灣如今站在科技產業的浪潮頂端，半導體、資通訊、精密製造讓我們擁有難得的國際影響力，同時再次吸引全球人才的目光。但要走向世界級科研突破，產業也必須展開轉型。不只追求效率與規模，更要讓企業有能力與意願投入基礎研究，讓工程思維與科學創新互相連結。若台灣能引導企業與學術合作，共同培養跨領域人才與前沿研究，那麼研究能量將不再只靠大學校園負責，而是整個國家系統共同推進。
想像30年後，若台灣真的出現3位諾貝爾獎得主，那將是整個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而非個人的偶然榮耀。那代表台灣已建立起能讓突破自然發生的土壤，一個可以吸引世界人才、孕育世代創新的環境。屆時人們回望今天，會發現真正重要的不是那句口號，而是它曾經提出過的方向感，讓台灣願意開始走上「長期累積」的艱難道路。那條路需要耐心、需要改革、需要跨世代的信念，但正因如此，它才值得走。
（作者為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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