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是德國科學界豐收之年，因為愛因斯坦提出了廣義相對論；然而，這也是德國科學界悲慟的一年，在免疫醫學領域作出開創貢獻的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在這一年過世。今年，在聯邦健康部的主辦下，法蘭克福的保羅大教堂於11月22日舉行了逝世百年紀念儀式。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亦策劃特展「砷與尖端研究：保羅·埃爾利希與一門新醫學領域的開始」（Arsen und Spitzenforschung: Paul Ehrlich und die Anfänge einer neuen Medizin），以表彰他對人類醫學及公共衛生的卓越貢獻。
老實說，除了醫學專業領域，大多數世人已經遺忘了埃爾利希。在我辦公室附近的公園裡有一塊碑紀念他。平常許多人匆匆經過，極少人注意這塊紀念碑。這個名字不只中文世界不熟悉，也許這塊雜草中的碑也象徵著，連德國人自己也漸漸遺忘了他在近代醫學、藥學及化學上的重要貢獻吧。時值百年祭辰，我們應回顧這個傑出研究者的一生，記下他被遺忘的對於世界的意義。
埃爾利希生於1854年3月14日，1878年在萊比錫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便在柏林夏洛特醫院（Charité）擔任主治醫師並繼續從事醫學研究工作。1890年，德國著名的免疫學家、病毒學家克赫（Robert Koch）延聘他為助手，2人工作的「皇家普魯士傳染病研究所」（Königliche Preußisches Institut für Infektionskrankheiten）就是百年來德國最頂尖的病毒研究防制及免疫學研究機構，克赫是首任所長，今日這間研究所以克赫為名，仍然是這個領域的世界級頂尖機構，在伊波拉病毒、禽流感病毒等等國家重大衛生安全事件中發揮無比的研究與疾病控制能力。1896年，埃爾利希擔任在柏林設立的血清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克赫與埃爾利希兩人先後在1905年及1908年獲得諾貝爾獎。
1899年起，埃爾利希赴法蘭克福擔任「皇家實驗療法研究所」（Königliches Institut für experimentelle Therapie）所長，1900年維也納大學希望聘他為正教授，但他未接受，1908年他因為其抗體與抗原研究獲得諾貝爾醫學獎，這次獲獎可說實至名歸。諾貝爾獎基金會成立於1900年，早在1901年第一屆提名過程中，埃爾利希已與另一位德國研究血清療法的專家馮貝林（Emil von Behring）共同獲得提名，後來由馮貝林獲獎。1902年、1903年、1904年、1907年，埃爾利希多次續獲提名，最後終於1908年獲獎。
得獎之後，埃爾利希還是在醫學領域努力不懈，多次再獲諾貝爾獎提名，可惜最終沒有再獲。他後來最知名的醫學貢獻，是1909年與其日本助手秦佐八郎在605次實驗失敗後，成功發現治療梅毒的砒素劑（Salvarsan），命名為「606號」。梅毒原來被視為絕症，甚至被宗教人士認為是上帝針對人類的墮落與罪惡而降下的懲罰－－此類不治的傳染病在古德文中即有別名「上帝之懲戒」（Gottesgeißel）。這個當時被稱為「埃爾利希-秦-606」的特效藥上市後，成功治療梅毒，是人類脫離上帝權柄的一次成功嘗試，也將德國化學製藥業帶向世界巔峰，甚至影響整個世代對於免疫、細胞、病毒學的思考。隔年德意志自然科學及醫學研究者大會上，便因此稱他為「人類福祉的創造者」。法蘭克福大學醫學史及醫學倫理教授本真霍夫（Udo Benzenhöfer）便曾在醫學期刊上撰文為埃爾利希抱屈，認為「606號」絕對讓他有資格再獲一座諾貝爾獎。
他的學術成就，從一個小故事可以看出：1914年他60歲生日那天，來自全世界的醫界、學界甚至政界都拍發電報祝賀，據法蘭克福電報局資料，當天上午11時，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賀電已經超出500封！這樣一個國際知名的諾貝爾獎得主，卻始終無法得到一個正教授職位，因為當時的帝國大學中，猶太人要登上正教授教席難上加難。最後1914年猶太人社群出資成立法蘭克福大學，他才成為創校的醫學院教授。他也被提名為法蘭克福大學校長候選人，但因健康因素推辭。另外，帝國也表示要頒贈他勳位，但是他堅持自己的猶太身份不願改宗，因而拒絕－－他說：「我們將我們的生命獻給科學，而不是用來追求頭銜。」
他確實將生命獻給科學，畢生投入醫學研究近40年，家裡也堆滿實驗器材與論文。家人抱怨，他極少度假，即使度假，也常會突然提前結束假期返回實驗室。平常工作之外，他除了抽煙以及閱讀偵探小說，幾無其他興趣（他最愛的作者就是同為醫界同事的柯南道爾，書架上還擺著柯南道爾的照片）。他任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後，因為健康惡化不得不戒菸，隔年即過世於法蘭克福郊區。他終於放下了顯微鏡，不再偵查破解人體之謎。
馮貝林在他的葬禮上致詞說：「埃爾利希創建了一門科學，他在這門學問裡是國王，全世界的無數師生都屬於這個王國。」還有什麼對諾貝爾獎醫學獎得主的稱讚，能比得上來自第一屆得主的這種推崇？
埃爾利希過世後多年，納粹才上台，他雖免於經歷種族主義的瘋狂，但其猶太人身份，也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在1930年代成為被「清洗」的對象。早在1910年時，他工作多年的法蘭克福市已有路名以他為名，但是納粹上台後，納粹對於這個猶太科學家絕口不提，反而大肆宣揚「純正雅利安人」的馮貝林才是德國學界的驕傲。於是，埃爾利希這個在德國受教育、訓練、工作、用德語教學研究發表論文的「非雅利安人」，這個為德國贏得諾貝爾醫學獎的「非雅利安人」，遂被納粹政權從歷史中抹去。這條「保羅埃爾利希路」，就在1938年被納粹改名，埃爾利希的遺孀也帶著他的手稿著作流亡美國。
戰後，保羅埃爾利希路才被改回，而在漢堡、杜賓根、呂北克等各大德國城市也有路名以埃爾利希為名紀念他。後來，德國的200馬克鈔票上正面印的就是他的肖像，背面是他用來觀測病毒的顯微鏡。鈔票中的他在法蘭克福的歷史建築前，戴著圓圓的眼鏡，滿頭白髮，花白絡腮鬍，看起來既像現代的典型德國教授，神情卻又有一點中世紀煉金術士的虔誠。聯邦健康部下的「聯邦血清及免疫藥物研究所」（Bundesinstitut für Sera und Impfstoffe），也更名為「埃爾利希研究所」。法蘭克福大學並在戰後設立埃爾利希基金會，每年在法蘭克福保羅教堂頒贈埃爾利希獎給全世界在免疫及病毒醫學有卓越成就的研究者，這是生醫領域最重要的獎項。
埃爾利希與克赫、馮貝林，以及稍晚的愛因斯坦等這一代人，就是俾斯麥統一了德意志帝國後的第一代德國科學精神代表人物。當德國統一、帝國誕生時，埃爾利希正在求學，見證並參與了德國在科學、工程、社會、醫學等領域如何現代化，從落後的腳步急起直追，一躍而成一等強國。哲學家布洛赫（Ernst Bloch）形容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這段帝國時光是處於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曖昧時間：現代，因為那一代的德國統治者與知識人甫掙脫了粘滯不移的舊世界，對於「進步」懷有強烈信念；然而，那一代人又不免陷在各種傳統勢力中，仍然浸淫在舊大陸的舊文明裡。這是從帝國中萌芽的現代性之矛盾與曖昧－－布洛赫稱其特質為「在時差中的同時性」（Gleichzeitigkeit der Ungleichzeitigkeit）。
埃爾利希生在帝國成立前夕，死於帝國崩解前夕，在傳統與現代、變動與停滯的「時差」中探索著現代科學的邊界。他曾說，他的學術研究成功絕非一己之力，而是如同在大河上捕魚，每一個學術工作者都是一個只擁有小漁網的漁人，他們必須網連接著網，才能成功在這條大河上有所捕獲。而他與他的同代人就網接著網地，將前現代的德國推上了現代化的快車。他們見證了德國如何在面對其他早就現代化的國家時，後起直追，甚至超越。根據杜伊斯堡—艾森大學日耳曼學教授安孟（Ulrich Ammon）的研究，19世紀下半葉，全世界自然科學論文發表語言一直是英文居多，後來德文世界研究圈的發表能量強大起來，直到約1908年開始，德文與英文開始約取得同等地位，之後德文文章數量不斷增加，1920年代更是達到差距的高峰。但是在一戰結束之後，英文論文便逐漸取得優勢，直到今日，以德文發表的自然科學論文數量已占總數不到1%。那一段德語界科學強大的時期，正是埃爾利希及他的同代人最大展長才的時候。
一戰後，德國國勢大衰，再加上二戰，許多重要的學者被迫流亡海外，也造成這個國家在學術領域雖然一度超越群倫，但已節節退守，戰後必須花費無數心力重新挽救頹勢。現在德國又回到歐洲首強的位置，並且在學術研究上拓展自己的道路，與美國既競爭又合作，又不全陷於美國制定的學術規則。也許正是埃爾利希那一代的學術工作累積了極雄厚的知識資本，才能使這國家在經受兩次大戰後又能挺住吧。
所有的政治人物幾乎都可以被忘記，但是那些知識的創建者，那些人類文明的締造及保護者，我們需要牢牢記住。像埃爾利希這樣的能把我們的文明成就往上推動一個層次的智者，總讓我想起當年就讀過的魯爾波鴻大學的校徽：校徽上是希臘神話人物厄庇墨透斯與普羅米修斯，厄庇墨透斯幫著上帝造萬物，給了獅子勇猛給了兔子快捷，給了萬物強項卻單單沒有給人類任何東西。普羅米修斯便去諸神處盜了火，把知識與智慧傳給了人類。
有這樣的盜火者，這樣執著地相信「將生命獻給科學，而不是用來追求頭銜」的人，我們才能一窺上帝的智慧，也才有能力經受那一切戰爭、罪惡、及其他人類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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