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教育部規畫增加醫學系自費生招生名額，並發函給計畫增招的3所學校，引發全國各大醫師團體及台灣醫學生聯合會反彈。我們觀察到網路社群媒體上的討論，除了聲援醫師團體及醫學生聯合會的主張外，也有部分民眾對於這次大反彈困惑不解：台灣的醫師足夠嗎？增加醫師不是能解決醫師過勞的問題嗎？為什麼這次教育部的決策讓醫界反對如此激烈？
醫學教育品質與招生管制的關聯
醫師養成教育成本高昂，除了需要醫師本身超過20年的時光投入訓練，訓練時期所需要的軟、硬體設備更是所費不貲，且往往稀缺。舉例而言，為了讓醫學生在學習時對於人體構造有正確觀念，各校均有「大體解剖實習」課程。大多學校以十餘人為一組練習解剖一位「大體老師」，藉此了解人體構造。這樣的課程除了需要高的師生比，帶領同學們學習如何解剖人體、了解人體構造，「大體老師」數量是否足夠，更是長年以來討論的議題；若未經過資源盤點就直接增加醫學生數量，可預期將對醫學生的學習效率造成負面影響。
除了醫學教育品質下降，未經評估就增加醫學系名額，也對病人權益產生負面影響。醫學系五、六年級的學習主要是在教學醫院進行臨床學習，例如門診跟診、住院病人照護等，透過不斷的觀察與實作來熟能生巧，是醫師養成中不可或缺的階段。目前臨床教育的師資及資源（例如教學門診數量）仍有不足，若沒有妥善評估規劃就貿然增加醫學生，可能造成每位醫學生從病人學習的機會變少，或者每個診間、病房在旁跟診的醫學生變多，醫學生學習的「質」、「量」與病人權益都有惡化疑慮。
增加醫學生名額，並非平衡城鄉醫療資源的特效藥
部分民眾主張醫學生名額應該增加，以解決偏鄉及專科醫師分布不均的問題。然而，造成不同地域或專科領域間人力分布不均、「同工不同酬」的根本原因，來自我國健保對國民健康的投資，其成長幅度跟不上現代社會的進步，而非人數不足。我國醫療產業，尤其「急、重、難、罕」領域，高度仰賴健保支持；當健保對國民醫療的投資跟不上所需，也就導致人力、物力無法達到社會對優良醫療品質的追求。
人力上，「急、重、難、罕」等「救命科別」醫師面對高工時、高風險、高度身心壓力的工作環境，卻無法獲得相對應且應有的報酬，造成人才流失，進而陷入工時更高、身心壓力更大的惡性循環；物力上，有限的給付也讓新技術難以應用於「救命科別」領域。上述現象已在韓國發生：當韓國自費醫美聞名全球時，背後卻是急重症、偏鄉醫療等仰賴政府保險的「救命科別」人力流失；還在偏鄉或「急、重、難、罕」打拚的醫師，卻面臨更加過勞的惡性循環。台灣醫療環境還有許多須落實改善之處，教育部卻以「挹注偏鄉醫師人力」為由增加醫學系自費生名額，對於改善醫師人力分布情形，恐怕是火上加油、加劇「救命科別」人力流失的作為。
教育部決策過程的粗糙與缺陷
過去我國定期針對醫師人力進行科學實證研究，最近一次是國家衛生研究院所執行之「2019年西醫師人力發展評估計畫報告」，當時「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尚未投入執業[1] ，但報告已指出我國在一定條件下，恐有醫師人力過剩之虞。而現在，「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皆已陸續畢業，投入行醫。
事實上，教育部在3年前核定新成立3所學士後醫學系時，醫界即多次警示此舉恐造成教育資源分散，不利於維持醫學教育品質，更曾提醒因3所學士後醫學系名額全部來自計畫名額，若未來「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不續辦，恐無招生名額可用。3年後的今天，教育部除了未曾進行任何科學評估，逕自增加醫學系招生名額外，我們更難以看見教育部在此3年間為了3所學士後醫學系的存續，有何協商討論、尋求解方的努力。教育部不夠周延的政策，為何要由全民承擔？
醫師人力過剩，對於醫師及全體台灣民眾，必然有害而無益：對於醫師而言，成熟醫師的養成耗時，投入大把青春光陰卻換來流浪的可能；對於民眾而言，當政府不再把關醫師品質，而是交由市場經濟定奪，留下的會是「救急救命」的醫師，抑或是「了解市場所趨」的醫師？
我們的主張
近年來，各界都相當關心醫師勞動環境惡化的問題，政府也推出各項政策試圖改善，但似乎仍有許多進步空間。對於「醫學系招生名額」的議題，我們認為：醫師養成需要投入大量社會資源，且與國家人民健康息息相關，「台灣需要多少醫師」的討論及決策，應該建立在縝密的科學評估上。避免醫師人力過剩，以及進一步可能造成的醫師勞動環境惡化，方為促使台灣醫療產業永續，持續為人民健康精進謀福之道。
（作者李殷安為台灣醫學生聯合會副會長、王翊璇為台灣醫學生聯合會副會長、許祐誠為台灣醫學生聯合會財務長。）
[1] 「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是我國衛生福利部於105學年度起由多所醫學系所招生之公費醫學生，其在學期間學雜費等支出由政府支應，但該公費生於畢業並完成訓練後需於指定地點服務滿一定年限（6～10年不等），且只能選擇政府指定之專科別，若違約不只需要向政府違約賠償，政府也將「保管」違約者的醫師證書，形同無法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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