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內醫界最熱門的議題除了防疫和調整健保部分負擔之外，就是教育部於2021年9月和2022年2月，陸續通過清華大學、中興大學和中山大學設立學士後醫學系，都在今年開始招生，預計各招收23名公費生。
台灣醫學系招生名額採總量管制，教育部曾在1998年開會檢討國內醫學系招生名額，並採納當時衛生署的建議，從原先的每年1,200名增加100名。從此全國醫學系每年固定1,300個招生名額，沿用至今已23年。雖然這段期間增設馬偕、輔大和義大等醫學系，但總招生額度並無變動。因此，今年一口氣增設3所學士後醫系，讓全國增加約70～90個醫學生招收名額，格外受到矚目。
這波增設醫學系過程中，中山大學和中興大學的申請計畫，在去年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的預先審查中並未通過，需要再做修正。後來監察委員對教育部和衛福部的相關規定與程序提出調查，認為現行管控與審理程序有所不當，希望兩部會適度增加醫學生招收名額，並改進醫學系新設審查程序。2022年2月，中山和中興獲准設立後醫系，有可能是府院高層指示教育部通過的[1] 。
衛福部醫事司劉越萍司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衛福部的立場其實是不建議增設的：「增設這件事是教育部的權責，我們增加公費生名額是因為偏鄉醫療，在人口老化這段是能夠把偏鄉醫療的服務做得更好。」因此目前衛福部給這3間新的學士後醫學系的，都是公費生名額，也就是說「只能」招收公費生，完成受訓後，必須到偏鄉服務一段期間。
由於醫療有其特殊性，醫師不足和過多都會引發問題，因此衛福部每年都會委託學術單位推估未來全國醫師人力的供給與需求。看來，目前衛福部並不認為有必要增設醫學系和自費醫學生的招生數，但計畫要增加偏鄉醫療的公費生名額。因此，當教育部決定通過3所學士後醫學系的增設時，衛福部就將計畫增加的公費生名額平均分配給這三所醫學系，算是配合府院及教育部政策的一種解套方式。
大學設立後醫系的考量
要辦好醫學系並不容易，必須投入許多資源，擴充相關的軟硬體，同時要有足夠的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師資，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財務負擔也很重。為什麼這幾間大學都積極爭取要設立醫學系？
其中，可能有國立大學之間的同儕競爭考量。由於交通大學已經和陽明大學合併，成為有醫學院的國立學府，台成清交四所頂尖大學，只剩清大沒有醫學院，因此清大積極爭取設立。此舉又牽動區域之間的醫學教育資源分配平衡，導致中南部的國立大學也加入爭取。
此外，由於台灣有相當優質的醫療生技發展潛力，較具規模的大學也看到這股趨勢，希望藉由成立醫學系院，吸引更多人才，並與當地的大型醫院合作，結合原本相關領域的研發能量，共同掌握未來的醫療生技發展契機。
這3間後醫系的共通點是：都設立在綜合型的國立大學裡，目的都希望能夠結合校內的理工、人文、社會等豐富教學與研究資源，培育跨域專長的醫療人才。清華大學後醫系希望培育更具科技素養的「ABC醫師」（AI人工智慧、Big Data大數據、Cloud雲端物聯網），以迎接下一世代的醫學挑戰與機會；中興大學後醫系希望培育兼具多元底蘊、人文關懷素養暨科學家精神的醫學生，提升中部地區偏鄉與原住民醫療品質；中山大學則想要以綜合研究大學優勢，提供學士後醫學生多元選修課程，包含醫學科學家微學程、醫師工程師微學程、醫務管理整合學程等等。可以看出，3所後醫系都畫出了一個多元跨域、結合醫學與研究的藍圖。
新設後醫系是要培養偏鄉醫師，還是跨域醫師科學家？
但是，這3所新設醫學系被分配到的，是因應偏鄉醫療需求的公費生名額。這不免與上述各校的設系目的產生矛盾，引起資深醫學教育學者賴其萬教授和郭博昭教授的質疑：到底這些後醫系是要培養未來能夠投入偏鄉服務的醫師，還是兼具醫學與科技的「醫師科學家、醫學工程師」？
綜觀這幾所後醫系的設立，理想都很好，但實際上相當籠統。要一位公費醫師在偏鄉服務多年，並兼顧科學與醫療的整合研發或運用，即使不是不可能，也確實有客觀上的難度。如果這些後醫系學生畢業後必須在偏鄉從事基層醫療8～10年，不僅專科技術不易持續精進，要繼續與跨專業領域團隊成員一起密切合作的機會也將大幅減少。
後醫系招收的醫學生，在此之前已有某些專業領域的訓練，初步具備結合醫療的跨域整合優勢。但是後醫系課程非常緊湊，在校接受醫學基礎學科訓練的時間僅有2年，其餘2年大多在教學醫院接受臨床學科訓練，事實上不易用這4年進行實質的跨域訓練和研發。
以美國的學士後醫學院教育來看，年輕醫師跨域進修，大多是在醫學院畢業後，再去念相關的研究所（公衛所、臨床醫學所、工程所、法研所、管理學院等），裝備自己的第二專長。如果公費醫學生畢業後或訓練後須下鄉服務多年，恐怕會對這些年輕醫師繼續追求第二專長造成主觀和客觀的阻礙，並對跨域人才培育與跨域研發的目標大打折扣。
清楚的目標和合理的配套才是政策成功關鍵
推動一個政策或計畫時，目標愈清楚具體，愈有機會成功，因為每一位參與者都知道朝共同的目標努力，並在執行的過程能夠準確的進行檢討，不斷地調整更加聚焦目標，而非各有盤算。
適度增設後醫系和公費醫學生，也許都有需要，也都有其意義和效益，本身不是壞事。但是如果硬將這兩者牽連在一起，有可能使其焦點變得模糊不清，導致兩者想要達到的目標都無法如願，那就很可惜了。這次3間新設後醫系與公費生的拼湊式政策，很可能就會偏離原先所要達成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這兩項政策計畫各自的配套是否周全？例如此階段若有必要增設後醫系，考量所需的教學資源和品質，增設幾間比較合適？後醫系若要培養跨域醫學人才，在招生時是否能夠看出其未來跨域整合的特質與潛力？課程和進修計畫是否要和一般的醫學教育有不同的思維和設計？公費醫師的養成需要考量各個偏鄉的醫療需求特性，以設定需求醫師的專科和員額，是要由原有的醫學院系還是新設的後醫系培養？同時也要能夠招收到適合在偏鄉服務特質的醫學生，輔以所需的基層醫療、人文社會和公共衛生的學士技能，並提供其發展留任的環境和待遇。
醫學的發展空間很廣，除了有許多不同的臨床專科領域可以選擇之外，還可以從事基礎研究、公共衛生、行政管理、生技研發、醫療資訊等，重點在於適性發展。若每一位年輕的醫師都能在養成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志趣並引導他們投入符合自我價值意義的領域發展，對社會整體的效益才會是最大的。
[1] 立法委員劉世芳表示，中山大學申請設立學士後醫系經歷一波三折，2021年遭否決後，她在民進黨中常會再向蔡總統爭取，今年終於讓中山大學、中興大學都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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