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起實施的衛福部「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下稱公費計畫）即將退場。當初參與公費計畫的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興大學3校學士後醫學系各23名公費醫學生名額，日前通過將自2026年起，改為各35名自費生名額。
此舉引發醫界的強力反彈。多個醫師團體主張，台灣偏鄉醫療困境難解的原因，不是醫師人數不足，而是分配不均；醫療專業者不願意到偏鄉服務，主要是待遇與生活環境的問題。簡言之，醫界堅決捍衛醫學生總量管制，絕不允許超過1,300名。
在此我們先不討論「為何醫學生需要總量管制？難道其他科系都不用？」以及「即使需要總量管制，為何是1,300名？怎麼算出來的？」這兩個重要問題，而是著眼於如何透過醫學教育變革，重新建立醫學與社區的連結，來逐步解決偏鄉醫療不足的窘境。
日本時代的醫療教育與「限地醫」制度
當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在台灣推行現代醫學教育、並透過證照制度管控醫療市場時，著眼點在於培育第一線開業醫師，負起地方公衛及控制傳染病的責任，而不是訓練具備研究能力的醫師科學家。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也就是現在台大醫學院的前身，主要招收的是「公學校畢業生」，相當於現在的小學畢業。醫學校畢業後就可取得執照，開業行醫。這些畢業生大都很自然地回鄉開業，透過往診走入社區民家，成為地方的領導人物，包括我們熟知的蔣渭水、賴和、韓石泉等皆是如此。
在總督府的嚴格管理下，在台灣，西醫師成為醫療市場中唯一合法的從業者，經濟及社會地位隨之高漲，習醫開始成為台灣子弟的首選。除了醫學校慢慢升格為醫學專門學校之外，殖民後期也出現研究型的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但更多台灣子弟飄洋過海到日本帝國各地習醫，無論是東京、朝鮮、滿洲，都可見到這些醫學生的身影。但無論去哪裡，回鄉開業仍是醫學生職涯的首選。
就跟現在的醫師不想去偏鄉一樣，
所謂「限地醫」，是指在一定範圍內（例如方圓2里）沒有正式醫師的地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內（如3年）授予不具醫師資格的人醫師證書。這些醫師也需要經過國家考試，有些是教會醫院訓練出來的助手，有些是長年跟著開業醫師學習的藥局生；他們沒有接受正式的醫學教育，但有一定程度的經驗與能力，可以滿足偏鄉醫療的需求。
到了戰後，偏鄉醫療不足的問題持續無解，大抵都是試圖透過某種公費醫學生的制度來補充、緩解。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醫學專業的成長及鞏固，戰後台灣醫學教育的方針，從原本培養以社區為據點、承擔第一線公衛及社區醫療的開業醫師，轉為著重培養兼具臨床與研究能力、以醫學中心（大醫院加上實驗室）為據點的醫師科學家。醫學教育與社區的連結逐漸淡薄。於是，過往開業醫師那種醫病關係深厚的歷史形象，及他們曾在社區扮演重要領導角色的歷史記憶，逐漸為醫界及大眾所遺忘。
讓醫學生走進社區
除了可以從歷史中看見過往醫療與社區的深厚連結之外，比台灣更早走入超高齡社會、面對少子化議題的日本，又是如何面對偏鄉醫療人力不足的問題呢？2025年4月底，台灣在宅醫療學會、成大醫學系、歷史系、人社中心等單位，一同邀請前日本宮崎大學醫學部教授吉村學來台，分享日本推動偏鄉醫學教育改革的心得。
位處日本九州的宮崎，就像是台灣的台東一樣，長年苦於醫療人力集中於都市、地方醫療人力不足的問題。10年前的宮崎大學醫學部，就跟台灣各個醫學系一樣，以都會區的醫學中心為主要教學場域，與社區相關的課程很少，醫學生們也沒有機會學習偏鄉醫療、在宅醫療，畢業後自然紛紛往都會地區、大醫院移動。
但10年來，透過宮崎在地的大學、醫師公會、各級政府及各個社區的共同努力，宮崎各地慢慢成為醫學教育重要的場所。醫學生從大一到大五都有不同的社區參與課程，逐步建立、深化與社區的關係。所有宮崎大學醫學部的醫學生，在大五時都必須一個人住在社區四周，修習「社區整體照護實習」課程，進行「沉浸式實習」。到了現在，這段期間的教育改革也收到成效，讓願意留在當地偏鄉行醫的人數，從原本的1%上升至18分之1。
吉村學老師在2025年在宅醫療學會池上年會的演講影片。
教育是改變偏鄉醫療困境的根本之道
隨著現代醫學的迅速發展，我們看到人們的健康得到大幅改善，但為何城鄉之間的健康不平等卻反而日漸擴大？為何醫師與社區的關係日益疏遠？這是誰的責任？
我們認為，偏鄉醫療長年無解的問題，不單單是醫學專業或教育部、衛福部的責任，而是社會大眾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除了調整偏鄉行醫的待遇與生活環境之外，歷史及日本經驗也告訴我們，我們需要重新找回醫學與社區的連結，但這必須透過社區民眾、地方政府與專業人士的三方協力方能達成。我們相信，教育是改變偏鄉醫療困境的根本解決之道，而以社區為場域的醫學教育會是重要的起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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