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盧倩儀研究員日前投書〈當野保人遇見狗：反TNVR的「禁餵」主張，真的有科學根據嗎？〉，其中對筆者的論述有所曲解，並依據自己的假想來指責生態保育工作者的訴求。筆者因此公開回應，懇請政治學專業的盧研究員不要肆意踐踏動物生態學專業。
TNR到底有沒有效？實證案例告訴我們的事
TNR（T-Trap誘捕、N-Neuter絕育、R-Return回置）到底有沒有效？這個問題其實不能簡單地用二分法來回答，因為「有效」的定義因人而異，有些人覺得不要變多就是有效，另一些人覺得數量下降30%就是效果顯著，也有人希望完全清零、不再有遊蕩犬貓出現。此外，每個地區的動物數量、區域封閉程度、地形與環境、資金投入量、執行團隊能力等條件通通不一樣，這也讓TNR難以作為一個性質固定的操作變因來檢視。
因此，以下先對幾篇關於TNR的實證案例進行客觀的重點摘錄，後面才提出我的看法，同時也請讀者以自己的價值觀來評斷。
- Kennedy et al. 2020在Animals的這篇回顧研究，整理了2019年之前關於遊蕩貓TNR的8篇實證研究，可以看到在大約一半的研究結果中，貓的數量無變化或上升，而這些案例的特點是執行期短、只有實施絕育方案。另外4個貓數量明顯下降（減少一半以上）的案例中，則可以看出執行期很長（9～20年），採用TNR與移除併行（移除指的是送養及安樂死），其中一個案例花了15年成功清零。這篇研究的結論是：a.家貓絕育不放養，b.流浪貓絕育，健康但不社會化的個體原地回放，c.社會化的個體送養、不健康的個體安樂死，三者須同時且長期執行，才是有效果又人道的管理方法。
- Gunther et al. 2022發表在PNAS的研究，針對一個都市內（20平方公里範圍）的貓族群，以12年的時間，分為TNR前、一半區域高強度絕育（70%以上）、全區域高強度絕育3個階段，進行貓族群變化觀察。結果發現，在前2個階段貓的數量都是上升的，到了第3個階段，貓的數量在4年間下降23%。下降速度會受到幼貓存活率上升、成貓壽命增加兩個補償效應所限制，為了弭平補償效應，文末建議TNR應考慮伴隨其他方案來加強效果：食物資源控制、病貓安樂死、送養。
- Spehar and Wolf 2019年發表在Animals的研究，針對一個大學校園、相對封閉且小面積（5.7平方公里）的環境，進行長達28年的貓族群管理，在1996～2019年之間，貓數量下降了85%。在這個案例中，雖然管理策略名為TNR，但從資料表可以發現，讓貓離開的主力是被認養（佔45%），並且包括部分安樂死（佔11%）。
- Seraiah et al. 2021在Wildlife Biology報導了一個城市實施貓TNR政策5年後失敗的案例，失敗主要歸因於無法達到足夠的絕育強度。
- Gunther et al. 2011年發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的研究，對4個被人類餵食的貓族群進行TNR的實驗組與對照組比較，結果發現實施TNR的組別，貓反而明顯變多了，而失敗主因正是餵食。細節留待下一篇文章解釋。
- Seo et al. 2021在Journal Of Applied Animal Welfare Science報導了一個以貓為特色的觀光小鎮，執行TNR計畫4年的調查結果，發現貓的數量沒有下降，期間舊貓不時離開消失、又持續有未絕育的新貓移入，背後理由可能是當地的執行量能不足、且有許多空屋提供繁殖場所。研究的結論是這個計畫對貓的減量無效、也無益於動物福祉。
- Smith et al. 2019 在Animals對於狗的管理辦法進行文獻回顧，在純以絕育控制的4個案例中，有3個在耗費1.5～12年後，獲得12～40%的數量下降，另一個則得到部分樣區無效、部分樣區有效（28%～51%下降）的結論。若以絕育加上收容併行，有2個案例顯示數量無下降，另2個案例數量分別下降34%、23%。
- Hiby et al. 2023在Animals報導了一個大都市與周遭地區（8000平方公里）的大規模TNR行動，以5年時間絕育了29萬隻流浪狗個體，5年後狗族群密度下降約24.7%。
- Chaudhari and Nazareth 2024年在ICAM線上研討會的報告，呈現印度2個城市的長期TNR成果。第一個城市經歷7年時間，流浪狗密度下降30%，在第二個城市花了9年時間，流浪狗密度下降12%。期間約有一年的時間，因為COVID-19行動暫停，狗的密度在這段時間快速回升，導致整體效果不如預期。
用數學模擬評估TNR效果
前段皆為實證案例，因為篇幅關係，數學模擬的研究結果簡述如下。
模擬研究結果通常可以在理想情境（高絕育率、長年持續執行）下看到不錯的減量效果（例如Shamsaddini et al. 2022；Smith et al. 2022；Yoak et al. 2016），但若加入新個體持續移入、部分個體抓不到……等真實世界的變數，則效果會打折扣、甚至完全無效（例如Belsare and Vanak 2020；Miller et al. 2014；Amaku et al. 2010），另外也有部分研究認為撲殺是最有效的（例如Anderson et al. 2004）。
盧倩儀研究員多次引用的主要論證，是一篇由Shamsaddini et al. 2022年發表在Scientific Reports（該投書中錯植為Nature）、以伊朗Kerman City為對象的研究，這篇研究預設的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理想情境，沒有把遷入／遷出、棄養／領養納入模型，因此得到一個漂亮有效的模擬結果並不困難。筆者必須提醒，數學模擬是個提供評估與預測的好方法，但它不等於全部的事實，必須再根據實際資訊，才能讓解讀更貼近真實。
附帶一提，Nature跟Scientific Reports兩個期刊是同一出版社所發行，但是等級天差地遠，雖然Scientific Reports也是個嚴謹可靠的期刊，我自己也發表過Scientific Reports，但我絕不敢謊稱自己發表了一篇Nature。
根據實證與模擬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知道，TNR在實務上要有明顯效果，必須盡量達到以下條件：高強度絕育、封閉環境或擴大實施面積、阻止新個體遷入、必須搭配移除方案、穩定的資金投入、長期（至少10年）持續的執行、減少食物資源供應。因此，失敗的案例並不少，在相對成功的案例中，成果通常是控制數量（多數案例的下降比例不到5成），很少能接近清零。
筆者團隊的研究成果
筆者大約十幾年前開始注意到遊蕩犬與野生動物的衝突，最近幾年逐漸把研究重心放到這個保育難題之上，至今已累積一些研究成果，以下摘錄部分重點並進行解讀，希望不要再被人刻意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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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et al. 2024年發表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的研究中，從壽山橫跨2014～2022年的自動相機監測資料顯示，2014～2017年間流浪狗相對數量指標暴增318%，這剛好是高雄市率先停止12夜的時期，但目前已難以確認其因果關係。在經歷2018～2020年的高強度TNR之後，2021～2022年調查發現雌犬已達到高絕育率，犬隻相對數量指標較2018年下降29%，新生幼犬也極少，顯示TNR行動達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效果。
但是看論文不能只看自己喜歡的部分，故意忽視其他部分不提。這篇研究後半段提出兩個隱憂，首先，利用Population Viability Analysis模擬族群的未來變化，發現絕育的控制效果在前幾年顯著，但過了幾年之後效果無法繼續擴大，族群難以再進一步下降，因此單純TNR還不夠，需要其他方案來配合。第二個隱憂是野生動物難以繼續等下去，2014年與2022年的相對數量指標相比，山羌下降96%，白鼻心下降60%，山羌已面臨區域性滅絕的危機，因此我們必須設法加快犬隻下降的速度。
盧倩儀研究員多次質疑，狗的數量下降了，山羌卻沒有變多，暗示山羌的變少跟狗是無關的，但這樣的質疑顯然缺乏動物生態學的基礎概念。山羌族群沒有恢復的原因是：a.即使在數量下降後，狗仍處於超高密度，不是自然界裡中大型掠食者會出現的情況，高掠食風險除了導致山羌成獸的死亡率上升，也會導致幼獸的存活率下降；b.山羌的繁殖速度並不像貓狗那麼快，再加上已處於相對低的密度，因此山羌本來就不可能在短期內恢復數量。c.掠食者與獵物之間的數量波動會有一段時間差，不會同步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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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犬絕育率 |
每年遷入數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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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 4 |
87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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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 5 |
87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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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 6 |
75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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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 7 |
75 |
100 |
在高絕育率、但有新個體遷入的四種情境下，壽山流浪狗數量變化的模擬趨勢。圖片來源：Science Direct網站
- Yen et al. 2019 發表在Scientific Reports及另一篇正投稿中的研究，都利用長期且大量的自動相機資料，證實遊蕩犬對多種野生哺乳動物的出現機率、相對數量、活動模式產生很明顯的負面影響。
- Hu et al. 2019在Preventive Veterinary Medicine的研究顯示，陽明山的遊蕩犬族群有很高的置換率，也就是個體來來去去，整體數量也不斷上下波動。研究還推測離去的個體應有不小比例已死亡，因為根據血液檢查結果，幾乎所有犬隻都處於不良的健康狀態，再配合外觀可見的斷腳、皮膚病，及尚未發表的弓蟲病與焦蟲病檢測，我們確認陽明山遊蕩犬族群的動物福祉非常低落。這也是為什麼我迫切希望犬隻不要繼續遊蕩。
研究之外，我們還做了……
除了做研究之外，研究過程我們多次協助送養剛被棄養的犬貓、通報救援腳上纏著鋼索的狗、協助捕捉送養幼犬幼貓。甚至團隊中的一名學生利用自己的課餘時間大量抓紮、送養，並受到台北市動保處表揚，而他也清楚知道，執行區域並非封閉空間，至今仍持續追蹤區域內的遊蕩貓族群動態，希望能盡量長期維持高結紮率，也致力於讓社會化的個體有機會被認養。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曾多次承蒙在陽明山、壽山執行抓紮團體的協助，我向來心存感激，而他們也非常明理的理解我所提出的隱憂，並發自內心的關心野生動物所受危害。在真心喜愛動物並付諸行動的人們之間，沒有外人所言的那些相互攻擊或紛爭。
錯誤法規與政策的後果
盧倩儀研究員的投書中，表示「顏教授引用一份印度研究來證明印度以TNVR為主軸的政策是『絕佳的錯誤示範』」，接著使用Chaudhari and Nazareth 2024的發表來批評筆者的論述錯誤。然而我在這段論述引用的，其實是Lambertucci et al. 2023年發表在Ambio的研究。
這篇文獻告訴我們，印度從2001年實施Animal Birth Control Rule，禁止撲殺與安樂死（甚至包括狂犬病個體），明訂以絕育為最主要控制方法，並且鼓勵人民餵養，此後幾年的數據顯示，在印度平均每2秒有一人被狗咬傷、平均每30分鐘有一人死於狂犬病。多年後，流浪狗數量從2007年的2,400萬成長到2020年的6,500萬，大量家畜與超過80種野生動物曾遭流浪狗攻擊（Home et al. 2017；2018）。
借鏡國外的動保法規與政策時，我們應該向流浪動物很少的歐美國家學習，而非向至今都無法解決問題的印度學習。
總結
TNR要能發揮族群減量效果需要先達成許多條件，難度實在非常高，即使條件達成了，後續收到效果的速度也緩慢，在等待這段期間，人與野生動物仍持續遭受損害，且回放之後的犬隻本身動物福利也不佳。
具備完整認知後，就能理解到，TNR是我國迫於現實狀況（法規、民眾意識）下的一個無奈選擇，並不能樂觀的當作主要解方。當然，經過規劃的絕育行動（T、N）會是關緊源頭的重要一步，我完全支持，有疑慮的是a. 回置後各方所承受的痛苦如何處理、b. 資源是否過度傾注於單一方案、c. 執行前的正確規劃、d. 執行後的成效評估與追蹤維護、e. 會破壞TNR效果的人類行為。
貓狗都是人類所馴化出來的同伴動物，理應受到人們良好的照顧跟管理，流浪在外造成危害時，我們更應該尋求有效果也有效率的處理方式。如果只是單純的感覺TNR很有用、全面推動就可以讓問題全都迎刃而解，卻不去思考其中的不足之處，甚至用抹黑曲解的方式阻止別人思辨、評論，這樣看待TNR的態度不能稱作科學，只能稱作信仰。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下篇請見：【投書】關於餵食與停止餵食的迷思：用科學態度來看流浪動物的TNR與餵食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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