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遷是當前全球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產生深遠影響。自工業革命以來，溫室氣體排放顯著增加，全球平均氣溫上升超過1°C，導致極端氣候事件頻率大增，如乾旱、洪水和颱風等，不僅破壞生態平衡，還威脅糧食安全、水資源和公共衛生。氣候變遷已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及地緣政治穩定的重大議題。
國際社會為應對這一全球危機，制定了多項政策框架，其中《巴黎協定》是最具指標性的里程碑之一。該協定於2015年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上通過，目標是將全球升溫幅度限制在2°C以下，並努力控制在1.5°C內。基於此，各國需提交「國家自主貢獻」（NDCs），言下之意就是自己說自己應該在多久以內減少多少公噸的碳排放，並且有所行動，同時也要定期更新對氣候與永續發展的承諾。
然而，先別說先進國家自己都不見得能落實，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技術與資金短缺是實現這些承諾的重大障礙，好幾屆COP大會都提出需要給予支持，然而，理想雖好，實際狀況往往充滿變數與挑戰。
氣候融資的希望與現實落差
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彌補資金和技術不足的困境，國際間建立了多項氣候融資機制，例如綠色氣候基金（GCF）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機構之一，專注於為發展中國家的減碳和適應行動提供資金支持。GCF的成立用意是引導國際社會對「氣候正義」的投入，即要求已開發國家承擔歷史排放責任，並承諾每年提供至少1,000億美元去支援發展中國家。
這筆氣候融資主要集中於緩解氣候變遷的活動，特別是在能源和運輸領域，以及提供所謂的適應性融資，尤其是供水衛生和農業、林業及漁業領域。此外，氣候融資中大部分為以發展中國家政府為主的公共融資，尤其是貸款形式，占比超過70％，而贈款僅佔26％。
然而，說是說要每年出至少1,000億的規模，但實際的融資金額常低於承諾。根據OECD的報告，2020年實際氣候融資僅達到約830億美元，顯示出承諾與實際行動的差距。
此外，氣候投資基金（CIFs）和世界銀行的碳基金（Carbon Funds）也在推動能源轉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氣候適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以CIFs為例，該基金已經提供了超過100億美元，支持中低收入國家的能源轉型和森林保護計畫。亞洲開發銀行（ADB）對此也扮演了積極角色，通過資助亞太地區的可再生能源項目和氣候韌性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幫助斐濟發行綠色債券，用於支持該國的氣候適應措施。這些項目雖然在各地發揮了顯著的影響力，但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申請這些融資時，仍面臨高昂的成本和複雜的合規要求，故真正成功的案例其實並不多，且對於氣候變遷或減碳的成效，也實需要更謹慎的看待。
Apple與綠色債券，如何推動全球供應鏈的碳中和轉型？
來看看實際的案例：斐濟是太平洋島國中積極應對氣候變遷的島國，在2017年，斐濟成為全球首個發行主權綠色債券的發展中國家，成功籌集5,000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可再生能源和氣候適應計畫。這些債券包含5年期和13年期，利率分別為4%和6.3%，雖說這些利率在新興市場中被認為相對合理，但對於像斐濟這樣經濟基礎薄弱的國家而言，其實財政壓力依然不小。
這筆資金用於改善低窪沿海社區的韌性基礎建設[1] ，並推動可再生能源專案。斐濟的綠色債券吸引了國際投資者，包括大型金融機構和對沖基金，某種程度上顯示了資本圈對新興市場氣候融資的興趣，只是在衡量風險與預期效益之後，這類綠色債券仍難以與主流的金融產品競爭，反而是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例如「規定」大型基金與機構需有多少比例的投資部位，放在相關的領域等等，方能有效做到資源的重新配置。
此外，在私營部門，許多大型企業也逐漸參與氣候融資，促進低碳技術的發展。以Apple為例，自2016年起，該公司透過發行綠色債券籌集了超過47億美元，資金用於支持再生能源和供應鏈減碳計畫，這些資金主要支持太陽能和風能設施的建設，例如，在美國內華達州的 Turquoise 太陽能發電場[2] ，該電場為 Apple 提供50兆瓦（MW）的再生能源電力；以及位於丹麥的全球最大陸上風力發電機組，這些風機若順利建成，每年預計生產62吉瓦（GW）時的清潔能源。
此外，Apple也利用這些綠色債券，倡議了「供應鏈清潔能源計畫」，旨在支持其全球供應鏈的碳中和轉型。這個計畫不是直接向供應商提供融資或資金補助，而是通過技術支援、策略合作和綠色債券收益的部分再投資，幫助供應商在其生產流程中逐步過渡到使用100％的再生能源。
Apple的例子，展示了跨國企業如何在全球氣候融資中發揮關鍵作用，也陸續吸引許多大企業跟進，紛紛在自己的淨零碳排承諾之外，積極去影響上下游供應鏈。然而，這些融資集中於已開發市場，對於新興市場的支持有限，顯示出私營部門參與氣候融資時，考量到生產經濟與地緣風險的局限性。
碳信用收益波動性與風險
最後，在緩解全球暖化的措施方面，碳權與相關的交易機制亦是一個重要的氣候融資工具。發展中國家可透過參與國際碳市場，將減排成果轉化為碳信用並在市場出售，從而籌集資金，用於無論是基礎建設（例如斐濟綠色債券的融資項目），或是其他提升氣候韌性的專案。
以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為例，儘管該市場主要針對已開發國家，但它設立的跨境減排專案仍為部分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融資支持[3] 。然而，這些交易多屬自願減碳市場，並非所有專案皆能滿足嚴格的合規要求，且市場價格波動性大，造成碳信用收益不穩定。此外，隨著《巴黎協定》後的規範調整，跨境碳交易的標準正在不斷演變，部分專案面臨重新認證或資格不符的挑戰。
誠然，全球在歷屆COP大會上雖頻頻強調氣候融資的重要性，但實際落實的成效仍有待加強。根據UNFCCC的數據，自2015年以來，各國承諾的氣候融資多次未達標，甚至有部分資金僅是重新包裝的既有援助項目，舊酒新瓶裝，硬套用那些花俏的ESG詞彙，而非真正用於新的氣候行動專案。這反映出某些先進國家在氣候融資上的缺乏責任感和魄力，這不僅會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氣候應對能力，也使全球減碳目標難以實現。
從根本解決暖化問題
總結而言，氣候融資是推動全球氣候行動的重要支柱，但目前的融資機制仍存在諸多挑戰。未來需要更具約束力和透明的國際機制，確保已開發國家履行其承諾，並將資金和技術真正流向最需要的地區。國際社會必須加強合作，推動創新融資工具，並透過政策和制度保障，確保氣候融資能夠有效支持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全球不能再只是紙上談兵，真正的行動才是改變的開始，特別是我們不該指望政府永遠在幫大家制定規範，而是要從公民社會，企業到生產者的自我察覺，願意從自身做起的永續行動，方能真正從根本解決暖化的問題。
[1] 具體的應用包括加強海岸保護，例如建設防波堤、種植紅樹林來減少海岸侵蝕，以及在社區中實施防洪排水系統。這些措施旨在提高社區面對海平面上升和極端氣候事件的抵抗力，從而提升「氣候韌性」。此外，部分資金也被用於改善基礎設施以減少洪水和風暴潮對沿海社區的影響。
[2] 內華達州的 Turquoise 太陽能發電項目於2020年12月4日正式啟用，該項目由 Greenbacker Renewable Energy Company 擁有，最初由 Estuary Capital Partners 和美國住友商事開發。建設工作由 McCarthy 建築公司負責，使用 TerraSmart 設計的固定傾斜安裝系統，以應對當地崎嶇的沙漠地形和高達30度的坡度。該項目包括安裝超過15.6萬片雙面太陽能模組，為 Apple 在內華達州的數據中心提供清潔能源，並顯示出 Apple 致力於再生能源的戰略。
[3] EU ETS 也允許透過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CDM）來實現跨境減排，讓發展中國家通過實施減碳項目來賣出碳信用給歐盟的企業，這些交易多屬自願減碳市場。雖然 CDM 最初是《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一部分，已於2012年終止，但 EU ETS 繼續沿用部分原則，在過去的歷史中也曾促成不少跨境減排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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