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入2024，世界動盪依舊。不只是宏觀的氣候變遷與經濟不景氣，各地區地緣政治不穩與小規模的衝突也頻繁發生。世界各國領袖去年底剛在杜拜參加完COP 28，風風光光的氣候變遷大會看似做出了具體的承諾與進展，但在另一邊的歐洲大陸，戰爭與通膨讓再也忍不不了的農民遍地起義。經濟從疫情以來已經夠慘淡，又要去搞什麼綠色新政（Green Deal），增加耕種與養殖的成本？農民的抗爭從法國比利時德國到義大利隨處可見，他們開著著拖拉機上高速公路，堵住大城市的重要對外道路，企圖用這樣的方式，向當局者表達他們的不滿。
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氣候危機與經濟發展都攸關人類的生存與社會的穩定，前者產生的負面效應緩慢且長遠，而後者往往造成立即的影響，且能夠左右政局。並不是說在環境與溫飽之間只能簡單粗暴的二選一，我們當然期待更成熟和創新的方式，可以去兼顧不同的面向，為全球性的問題尋求解方。北極熊與孩童都不該餓死，但在資源有限，時間緊迫，而全球正被一股右翼民粹主導風向的局勢下，該怎麼做才能顧及最大的共同利益？又或者，至少造成的犧牲最少？
氣候變遷下的農業危機：綠色新政對歐洲農民的衝擊
氣候自然會影響農作的收成，但與牽涉到農業的氣候相關法案，卻也同等的對農業產業造成深刻的影響。比起世界其他地區，歐洲的農民還算「小康」了，不過各類能源，化肥，運輸成本的上漲讓他們早已吃不消，壓垮的最後一根稻草乃是歐盟端出的「綠色新政」，其中規範了一定比例的強制休耕、農藥禁令、氮肥使用的限制，甚至是引入碳稅與維護生物多樣性的法規，大幅拉高生產成本。對許多西歐與南歐的小農戶來說，根本不用等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光是現階段要符合新規的生產過程就已經入不敷出，不少小農甚至需要仰賴政府補貼或低收入補助，才能養活一家子。
飢餓導致憤怒，憤怒會讓人更關注眼前的利益，而非那些還要幾十年幾百年後才會發生的問題，這是人之常情。為什麼綠色新政會影響農業政策？歐盟執委會於2019年出台的歐洲綠色新政，目的在納入永續發展與人民福祉作為各國公共政策核心，用以達成幾個極具野心的目標，包含2030年的總體碳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至少50～55％；到了2050年，歐盟不僅要達到淨零排放，更要成為全球第一個氣候中和（climate neutrality）的大陸。其中農業的部分，為維持地利恢復，強制4%的農地輪流休耕，以及各種降低排放的要求，就對農產造成很大的衝擊。
COP會議上也多次強調，溫室氣體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造成升溫的重要元兇。二氧化碳本身在大氣中的生命週期大約是200年，亦即工業革命時期產生的二氧化碳，到現在都尚未散去，持續幫地球加溫；然而，甲烷的生命週期只有8年，雖說以量來講遠不及二氧化碳，但他對地球增溫的效應卻高得多。故無論是歐盟還是聯合國最新的氣候高峰會，都紛紛對限制甲烷排放祭出非常嚴厲的措施，畢竟要降低溫室氣體，排除甲烷確實是個立竿見影的辦法。但若在細究，甲烷的最大來源，正是來自農業與畜牧業。
一邊是氣候正義與多元物種的存亡，一邊是農糧安全與農民的生存危機，歐盟想做引領世代的綠色行動先行者，進步派領導人在各種大會上無不振臂疾呼，但現實卻是因為後疫情時代戰爭與能源短缺，高通膨與維持過往的生活品質越來越不容易。法國農民發起的「拖拉機運動」不光是抗議強制休耕，去除甲烷等繁文縟節的農業政策，也抗議法國政府計畫逐年減少對農業機具燃油的補貼，預計在2030年前將全面停止柴油相關的優惠。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農民們選擇在新內閣就任之際發難，不只佔領交通要道，上個月更一度逼近歐洲最大農產批發市場，離巴黎只有不到20公里的Rungis。要是這裡也被包圍、導致物流無法順利運作，勢必影響法國乃至歐洲主要大城市的糧食供應，法國警方也下達最後底線：可以示威抗議，但絕不容許Rungis被包圍。
先餵飽人民，還是先對抗暖化？環保的兩難
動盪不安的氛圍持續籠罩在不止歐洲，也擴散到北非、中南美乃至亞太地區。當民眾不滿現況，或是宏觀的政策無法滿足眼前正面臨的需求時，極端主義與保守派就很容易趁勢而起。法國「女版川普」瑪琳．勒朋近期頻頻活躍於媒體，獲得不少原本中立選民的支持；德國「另類選擇黨」早在幾年前就因反移民難民的議題，在不同的區議會和小城鎮選舉中攻城掠地；荷蘭更是在去年11月由極右派自由黨（PVV）領袖Geert Wilders贏得大選，雖尚未組閣，但一向自由開方包容的荷蘭路線向右傾斜，為歐洲政壇投下不小的震撼彈。
不少經濟學家指出，現在的歐洲局勢與二戰前有多處相似之處，但願21世紀的我們不會重蹈覆轍。只不過一個越來越右傾的歐洲，以及歐盟27個成員國即將在6月9日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若右翼或極右翼人士取得多數，綠色新政的推行只怕愈加受挫。更嚴重的是，一個分崩離析的歐盟，無疑會助長更多極端思想的政治領袖，在各國興風作浪。
回到氣候正義與經濟發展的兩難，坦白說我沒有答案，但不妨分享一個過去曾參加過氣候邊謙高峰會的親身經歷：某屆COP上，來自瑞典的環保少女格蕾塔在場外的NGO集會上大聲疾呼，聲色俱厲的指責「場內」與會的那些各國領導人們，若不採取立即的氣候行動，那是對下一代人極不負責任的作法。言談間她特別指名幾位國家領袖，包含俄羅斯總統普丁，指責他作為大國的領導者，豈可不嚴格遵循巴黎協議？豈能容忍如此高的碳排放卻又不願清楚的制定減排的政策？
「這太不負責任了，作為大國不該如此，」格蕾塔憤怒地說道。
這段談話，被記者錄了下來。大會中場休息開放媒體聯訪時，有記者就拿此話題訪問普丁，半認真半調侃的詢問他對於氣候變遷的看法，以及是否會做出俄羅斯減碳的具體承諾？不難想像，媒體自然是嗜血與希望捕捉精彩畫面的。若此時普丁能憤怒的反駁，甚至勃然大怒數落格蕾塔的不是，就會是很符合當代「新聞價值」的畫面了。
出乎意料的，普丁沒有憤怒，只是淡淡一笑，回應道：「我知道俄羅斯是碳排大國，美國，中國又何嘗不是？我也想問問格蕾塔，你是個來自瑞典的中產階級，父母有不錯的收入，住的是大房子，但世界上，有多少人正面臨經濟方面的困難？貿然厲行最嚴格的減碳政策，產業怎麼辦？失業怎麼辦？這些人也都想過上瑞典中產階級的生活啊，格蕾塔你告訴我該怎麼辦？」
這裡並非是認同普丁的觀點，只不過他的反應確實點出在某些議題上的兩難，與資源有限且分配不均的窘境。先餵飽人民，還是先對抗暖化？兩者之間就算不是零和遊戲，那第三條路徑又在哪裡？創新與科技是解方嗎？政策又該如何拿捏？
飢餓的北極熊，飢餓的孩子，他們都需要被關注，但要能顧及彼此，又何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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