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兒案件發生之後，大眾譁然之際，社工上銬被媒體大舉報導的獵巫行為，更是激起了各種想像與思考。尤其是社工界，稱那天為「社工的集體創傷日」。接下來我看到了一些挺社工的行動，我相信那些行動，並不是在表態單一社工的對錯，而是與我一樣，看見了一些社工系統裡的無助與困境。所以，我想從「社工的外在與內在環境的處境」來想想這個問題。
社工的外在環境：只為了管理者方便的制度，壓力都在一人肩上
社工的薪資低、危險高、還要面臨回捐的問題；同時案量大、責任重，這是不爭的事實。這是社工外在環境直接的狀態，背後有許多系統之間的政治角力與政策模糊。
例如：家暴的防治與處遇工作，分成「被害人」與「相對人」，分屬不同的業管單位負責，無法以一個家庭整體來思考，也導致社工人員被迫採二元對立的方式工作，很難有效處理暴力事件的脈絡與家庭系統的問題。然而，二元對立的工作方式，很可能比較方便業管單位分類控管。也就是說，「以個案為主體」的思考，可能被「以管理為主體的思考」所取代，其中發生的結構斷裂與無解的困難，成為「外在環境的無力與不想看」，並且讓社工這一個角色來扛。
這種狀態有點像是大家拍拍他的肩：「這一切交給你了！」然後就假裝一切解決了，其他人各自不用管。一個一線社工要負責在環境所帶來的種種挑戰與困境下「解決」個案的複雜問題，還包括政策與照顧系統未能整合所帶來的困擾，這些全部都落入一線社工的肩上，這就是社工常常面對的外在環境條件。
社工的內在環境：無法完成「讓他更好」的願望，是不是我有問題？
你也許會問，條件這麼差，為什麼社工要當社工呢？
這就關乎社工的養成與自我認知了，我稱這個為社工的內在環境。一個社工是怎麼看自己的？我常常聽到的社工對自己工作的想像，像是一個萬能的母親，希望可以透過社工本人的一己之力，幫助個案處理好多問題。所以我也常常聽到社工有一個看似很小的願望，「只要個案能夠讓我知道他過得比以前好就好了」，所以拚命想要做點什麼可以看到改變的事情，或是犧牲自己的時間與假期來為個案做事。
但是有些時候，改變來得非常緩慢，甚至個案就算因為這個社工的介入而轉好，這個轉好也不一定發生在社工看得到的時候。所以這種萬能想像常常會轉成失望，從而質疑自己的能力。因此也常常聽到社工說：「我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做到什麼……」「我可以再多做什麼？」而比較少問：「現在個案發生了什麼，所以很難改變？」
我個人覺得，社工常常洗腦自己，不要去意識到自己被不公平地要求；也洗腦自己要多做一點，因為這樣好像才能繼續工作下去。一旦這個「假裝」被媒體用手銬事件撕開，我們在淌血之餘，真的應該想一想自己怎麼了。
我想，這種對自己超乎現實的理想期待，跟整個系統把社工當成萬靈丹的狀態，可謂是「裡應外合」，成就了社工的悲歌。
幫助別人，但不要壓榨自己
另外，社工的低薪處境，也讓社工處在一種弱勢的情境裡。雖然一再要求合理的薪資，但是似乎也接受自己的處境暫時就是這麼不公平。這種弱勢的狀態，可能也讓社工對個案有很多同理，有一種「弱弱相幫」的思考，於是對於自己處境的弱勢便不那麼積極地要求。
這次的事件之後，看到很多溫暖挺社工的商家，請社工吃飯，希望社工吃飽了再出發。那個舉動絕對是有看見社工的無奈，但是會不會看到了別人的溫暖，社工就會覺得有一種有力氣再去為個案努力，卻暫時可以放棄思考自己的狀態？
外在環境的改變，已經有很多人在檢討。薪資結構、通報制度、跨單位整合、督導的落實，都是很需要討論的事情，就不贅述；這裡想針對社工的內在環境，有幾點看法。
一是希望社工們理解，自己有權利處在合理與平等的工作環境，無須為自己的需求產生罪惡感，例如該放假就放假，公務手機在放假的時候就可以關機。帶著罪惡感的忍讓並不會對工作有幫助，反而會讓社工自己的身心受影響，間接也影響服務的質與量。
此外，也希望社工可以分辨、理解外在環境對自己期待的不現實之處，而自己能力有限也是正常的。例如要求一個身心受重創的個案馬上適應社會，是做不到的事情，社工無法萬能地改變一切。同時，社工也有需要被幫助的時候，例如需要更完整的督導制度幫助自己理解案主、尋找方法，在社工有需要的時候，要知道自己應該要得到的是幫助，而不是再次燃燒自己。
我想，唯有全體社工（包括社工系的老師、社工主管、社工督導與社工本人）都能認知到社工不需要犧牲任何一部分的自己、去替換個案的福祉，社工才能保護好自己，一起面對系統與結構的不完整，往更健康的方向走去。
（作者為心自在診所社會工作師、耶底底亞家庭關顧協會兼任社工督導。）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2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