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傳出台灣將與印度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引進10萬名移工緩解台灣缺工潮。儘管勞動部長許銘春強調,此次協議只是新增移工來源國,不影響社會安定。然而,此舉仍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甚至有民眾在網路組成「反對增加新移工國」團體,在凱道上舉行抗議活動,呼籲全面暫緩新增移工來源國。
民眾的擔憂不僅是引進大量國外移工可能影響國內就業機會,還擔心印度當地性侵事件頻繁,若讓大量印度移工來台,是否會讓台灣本地女性面臨危害,而重現當地「女性地獄」的狀況。然而,印度的當地是否真的像媒體和網路上所討論的那樣性侵事件如此嚴重?同時,在全球化時代下,跨國流動已成常態,既然如此,在原生文化、社會背景皆不同下,該如何善用差異,促進共融與合作?
印度真的是女性地獄?是「事實」還是「再現框架」?
一想到印度,寶萊塢和千年文明歷史等特色便映入眼簾。然而,在印度的一隅,一個令人憂心的議題正在默默滲透社會各個層面,那就是「性侵」。
我們經常透過新聞報導、網路和社群媒體得知印度性侵事件,例如今年年中兩名庫基族女性遭俘虜,被強制脫衣遊街集體性侵;或是2012年震驚全球的「巴士性侵案」等等。這些案例無不令人震驚,且持續存在,使印度難以擺脫「性侵猖獗」的印象。這可歸因於印度確實發生過駭人聽聞的案件,以及國內外媒體對此類案件的針對性報導。那麼,印度真的如外界、媒體報導所呈現的,是個對女性不友善的「女性地獄」嗎?
新聞媒體經常報導關於性侵案件的消息,引起社會的議論和恐慌。然而,這種報導往往深受「媒體框架」的影響,使得人們對印度的印象可能更加片面和偏見。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曾針對「框架」(Framing)一詞作出解釋,表示「框架」是人們理解和解釋外在世界的重要機制,並具有定錨作用,人們通過自身的主觀框架理解世界並形成行為準則。因此,針對同一議題,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詮釋框架。
同時,媒介框架(media frames)是一個強大的力量。媒體透過不同的表達技巧和敘述角度,影響公眾對真實的認知,形成人們看事情的角度。當媒體以印度的性侵案件為焦點時,媒體框架可能強化了對印度人的刻板印象,使他們面臨更多的偏見。這不僅對印度的形象造成傷害,還可能導致對印度人的歧視和排斥,進一步造成印度整體形象的曲解和隔閡。

數字會說話,性侵陰影下印度勞工狀況的數據之聲
然而,根據印度國家犯罪紀錄局資料,擁有近14億人口的印度,性侵案件在2022年的統計顯示為44,785件;而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統計數據,人口約2,400萬的台灣,性侵案件則為17,201件。表面上,印度的性侵案件數量還高於台灣,但媒體卻以各種引人注目、聳動的標題,宣稱印度每天平均發生100多起性侵案。若以性侵案件發生機率來看,印度的機率為0.0032%(平均每10萬人有3.2人遭性侵),而台灣的機率為0.0717%(平均每10萬人有71.7人遭性侵)。換言之,單看官方數據,在台灣,性侵案發生的機率整整是印度的22倍![1]
此外,也有許多和印度勞工有關的謠言,甚至謠傳「沒有一個國家敢招聘印度勞工」,但實際上,印度勞工在國外的工作表現上深獲好評。勞動部表示,至世界各地工作的印度勞工人數約為1,800萬人。報導指出,根據國際勞動組織(ILO)資料,光海灣國家就聘雇了超過900萬名印度勞工,一名派駐在杜拜的台灣外交官說,他並未注意到印度勞工犯罪率比較高的現象。
流動世代:全球化時代下跨國移工的解構
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日益頻繁,跨國間的人口移動儼然已成常態。此次印度移工的爭議,不僅是勞動力的流動,更是一個牽涉到文化、經濟和社會議題的複雜議題。台灣對印度社會的負面刻板印象,使得他們在進入台灣求職、求學以及生活變得更加困難。
就像90年代當台灣開放東南亞移工來台時,社會普遍存在對移工的負面看法,其中包括對傳染病和犯罪率的擔憂。這樣的汙名化觀念在當時形成,對移工造成了不公平的對待。但事實上,大多數移工都是為了謀生而來,他們承擔著繁重的工作,支持著台灣社會的發展,也為勞動市場做出寶貴貢獻。
《工商時報》的報導指出,根據Huntr市調機構的調查,今年(2023)前7個月,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成員國雇用的印度藍領移工增加了50%;勞動部統計,目前台灣已有約2,700名印度勞工在高科技領域從事專業工作,其工作表現也獲雇主肯定;Statista市場研究機構的數據也顯示,自2020年起,印度移工的數量急遽增加,其中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美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印度移工數量最為多。
上述數據和過去案例提醒我們,在全球化浪潮中,人才和勞動力跨國流動,不僅改變了勞動力市場,也帶來多元文化的融合。印度移工在新環境中適應,為各國社會注入新元素,文化碰撞帶來許多挑戰,卻也帶來更多機會。儘管這些數據和資料可能僅呈現表面狀況,但,我們是否可以放下原有的成見,透過這些實際數據重新認識我們口中被稱為「性侵地獄」的印度呢?

超越媒體框架,跨越國界的偏見與共融
綜觀上述,可以發現,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跨越國界的挑戰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更牽涉到文化、價值觀和社會結構面。我們的看法可能受到先入為主的影響,或許與媒體報導的方式有關。社群媒體、電視等媒體時常傳播「媒體框架」後的新聞或事件,人們在潛移默化下無感地全盤接受這些資訊,如同動物般被媒體不斷地餵食。也因此,在面對各種聳動和片面的新聞時,讓我們不知不覺間便以自身認知框架了某些國家、族群,將他人或國家貼上標籤,而不嘗試去理解背後的全貌。
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這些觀點是否客觀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族群的全貌,或者只是媒體的選擇性呈現?我們是否真的了解他們,還是只是根據媒體所呈現的局部信息來評斷其價值?本文並非要全盤否定現今台灣社會多數人對印度和印度移工來台的看法和做法,而是認為,此次印度移工的爭議事件可能正是促進雙方政府、人民交流、對話和理解的一次機會。
或許我們應該擁有更開闊的心胸,讓我們能夠不帶偏見地接受這個世界;或許培養自身的媒體辨識能力,而非只停留在媒體報導的表面、被牽著鼻子走;媒體也應該善盡自身媒體責任,避免將問題簡化為單一原因,以免加深誤解。面對這些挑戰,我們必須超越媒體框架所呈現的表面現象,透過開啟溝通對話,深入了解彼此,共同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包容和共融的社會。只有這樣,才能以更全面的視角看待世界,打破負面刻板印象,並促進跨文化、跨國之間更好的理解和尊重。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學生。)
[1] 之前就曾有評論者討論過類似問題,即使加計通報率,印度的性侵案比例可能也沒有我們以為的高。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7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