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離開了家：一位韓國非法移工的心聲｜金賢美／獨評讀好書

「這些是如果我被抓到的話，希望別人幫忙寄回故鄉而蒐集起來的東西。」

2012年6月，當我訪問萊伊的工廠時，他把房間角落背包裡成堆的照片和紙張拿給我看。尼泊爾人萊伊於1991年來到韓國，在京畿道一間家具塗裝廠工作了18年。22年來，他一直是「非法」勞工。

「非法」勞工經常稱自己是「非法人士」，萊伊因此一直活在擔心遭到取締的不安之中。他知道總有一天自己會像其他朋友跟同事一樣，在無法告別的情況下被驅逐出境。面對取締和驅逐，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珍貴的物品隨時整理好，到時請別人幫忙寄回家。韓國22年的生活被收藏在一個小背袋裡，放在房間的角落。這個背袋代表萊伊已經做好隨時離開的準備。

像萊伊這樣的無證勞工，如果被抓到並轉移到外國人收容所，就再也回不來了。某一天他會突然人間蒸發，在不能跟朋友告別的情況下，3天到1週內便被驅逐出境。我在研究移民問題的過程中，也得適應這種突如其來的失蹤。對當事人和被留下來的人來說，這樣的現實令人感到相當憤怒和無助。「不人道」的取締與驅逐制度，只是韓國無證移工所承擔成本的冰山一角而已。雖然韓國社會的經濟繁榮和奢侈的消費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這些低收入移住勞工，但他們在韓國的滯留卻被認為是一種不當且非法的行為。大約有17萬名嫻熟工作的「非法」移住勞工沒有其他選擇和機會，只能期盼不要被取締小組抓到。

從尼泊爾流浪到韓國

直到1990年代初期，來到韓國的大多數移住勞工都未得到政府認可，而是以旅遊或投資簽證進入韓國後再找工作的「非法」滯留者。萊伊是在實施產業實習生制度之前來到韓國的第一代移住勞工。由於尼泊爾幾乎沒有工業設施，尼泊爾人只能以農業養家餬口，許多人為了籌措教育和生活費用而到海外工作。他的父親和兩個哥哥曾做過英國傭兵，並在香港、汶萊和新加坡等地當過軍人。萊伊還說，如果他再長高一點，應該就會跟他的兄弟一樣成為英國傭兵。他從家鄉的高中畢業後，曾做過登山助手一段時間，但沒有賺到什麼錢。本來想當拳擊手，卻因為父母親的反對而作廢，而當一名唱歌謠（cock song）的尼泊爾傳統歌手的夢想，也因為看不到未來發展而放棄。

1988年，他第一次到沙烏地阿拉伯當移住勞工，並在溫室裡工作了2年。再次返回尼泊爾後，1991年12月，他付給仲介費用，製作了護照和簽證。在韓國還鮮為人知的時候，他就從在韓國和尼泊爾之間進行貿易的商人那裡聽說韓國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萊伊當時在尼泊爾支付了6萬5千盧比（約為150萬韓元），跟其他人一起經由香港、泰國和台灣，最後抵達金浦機場。其中有兩位不幸地在機場就被立即遣送回國，另外9人則宣稱要來觀光15天，並在仲介提供了「滯留資金」後安全通過海關。

仲介答應幫他在京畿道附近的工廠找工作，但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在語言不通的地方唯一可以信賴的仲介突然消失，不要說工作，連生存都成了問題。他一開始待在旅館裡面餓肚子好幾天，幸運的是，旅館的阿姨是韓戰期間從北方逃過來的難民，於心不忍之下煮了點東西給他吃。之後，他偶然在路上遇見一位尼泊爾女性，在她的幫助下來到了安山，在安山做焊接工作幾個月後，某天在一家超市的公用電話前，一名韓國男子走過來問道：「你是從哪個國家來的？」萊伊回說從尼泊爾來的，男子又問道：「要不要來我這裡工作？」萊伊就這樣得到在「養豬場」的第二份工作。

萊伊和其他無證移工一樣，被編入勞動和休息不分的24小時勞動制度裡，忙碌的時候要從上午8點工作到隔天早上6點，一天工作22個小時，工作內容包含準備豬飼料、清除污水、分隔母豬和仔豬，一天雖然只睡2小時，但還是靠著年輕氣盛以及移工的毅力撐了過來。一開始月薪是45萬韓元，一年後調到90萬韓元，萊伊在養豬場工作3年存的錢，讓他能夠在故鄉博卡拉買一棟房子。

之後他搬到家具工廠園區，在同一間家具塗裝廠工作了18年。工廠裡最多的時候曾經有11名員工，現在卻只剩下萊伊一個人。工作通常從早餐後開始，到了晚上7、8點就能完成，但必須等候送貨卡車到達而隨時待命，要塗漆的物品有時在晚上9點之後，甚至在凌晨3、4點才送達。萊伊是工廠裡唯一的員工，身兼勞工、廠長、守衛、送貨員和經理。工資一開始是90萬韓元，後來慢慢增加到110萬韓元，現在則是200萬韓元。

他的身上留下了當無證移工22年來的痕跡。用來剝離油漆的酸侵蝕到體內，使得膝蓋發生病變，塗漆時過度使用右肩肌肉，使得右臂肌肉出現下垂的症狀。曾經打過拳擊鍛鍊出健壯體格，並夢想成為傳統歌謠歌手、懂得流行時尚的萊伊，現在的模樣跟過去有很大的不同。

「非法」的代價

「非法」移住勞工因為不合法，因此必須付出代價。他們得承擔的代價包括危險勞動、低工資和積欠工資、辱罵和侮辱、與家人分離以及暴力式的取締，他們因為違反了滯留相關法律，在社會上變得相當弱勢。

我在週日拜訪萊伊的工廠時，他來回不斷走動，並向我展示他是如何完成分裝、塗漆和焊接等，以前還有同事一起分擔這些工作，但現在萊伊得一個人獨自完成。如果他是韓國人，現在早已是一名高級工程師或長期雇員，月薪也會相當可觀。儘管萊伊是確保工廠運作的唯一一位技術人員，但他的月薪卻長期停留在200萬韓元，慶幸的是，老闆每個月都會準時發薪水。

所有移住勞工──包括無證移工，經常會經歷到「韓國式的工資剝奪」，意思是只有前幾個月會正常支付薪水，然後雇主會像是施捨般偶爾支付一點，最後拖拖拉拉地積欠薪水。韓國雇主經常積欠好幾個月的薪資，這些積欠的工資就像是保證金──一開始工作的時候，他們會先積欠一週到15日的薪資，等到勞工離職時才會支付，正如房東在租房時會先收押金一樣，老闆要求移住勞工對其勞動力做出「保證」而扣留薪水。在家具工廠園區裡，「積欠薪資」是防止移住勞工頻繁更換工作的一種罰款。

無證移工付出的另一個代價，是長期未改善的工作環境，他們在分散且階級化的勞動結構中，負擔了條件最惡劣的勞動，大多數人得上夜班或徹夜工作。大夜班工作可以超時、領取加班津貼，還可以避免遭到出入境管理局的取締。然而，夜間工作不僅違反了生理時鐘，還會讓勞工面臨更多的風險。他們操作沒有安全防護裝置的機器，因而經常發生截斷手臂或手指的事故，又由於重複和沉重的工作性質，身體飽受慢性疼痛折磨。大多數無證移工即使不做大夜班，也是長時間在惡劣的環境中工作，萊伊曾多次向老闆提出每週六休假一天的建議，卻都沒有被接受。

由於在塗裝和注塑工廠工作，會長期暴露在有毒物質下。我進到工廠時，連10分鐘都難以忍受。在狹窄的空間裡，大量的灰塵噴湧而出，連人臉都看不清，粘合劑和稀釋劑的氣味令人感到頭痛且噁心難耐。移住勞工通常連口罩也不戴，工作時像是被白色塵埃覆蓋的雪人一樣。沒有多少韓國雇主對改善有害的環境感興趣，大多數老闆只在早上到工廠1、2個小時，甚至有些連工廠都不進去。因為沒有辦法集體提出改善工作環境的要求，因此工廠的環境長久沒有改善，無證移工是韓國少數能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工作的勞工，如果他們離開了，這些工廠肯定就得關門大吉。

「成功」的移住勞工與「失敗」的移住勞工

「非法」移工很難有機會「成功」，他們不斷尋求身為人的尊嚴，但當經歷了惡劣的工作環境以及物質與感情方面的疏離後，就容易陷入缺乏感情與信心、對凡事都不關心的狀態。特別是無證移工在受傷或生病時被排除在社會結構之外，他們經歷的社會痛苦會導致人格上的破壞。由於疾病或受傷造成的經濟困難而無法匯錢回家，意味著沒有辦法對家庭的再生產負責任，不能再期望本國家人的愛和尊重。這群人因為非法的地位，而同時經歷了移民國和本國的貧困，並成為「結構性暴力」之下的犧牲者。

萊伊為了要成為成功的移住勞工，22年來制定了自己的規矩，並努力遵守。他沒有錯過適婚年齡，努力存錢並定期匯錢回去，把孩子送到好的學校；住在充滿有毒氣體的工廠裡，但會自己做牛奶粥之類的食物吃，也不過度飲酒。工作結束後，他會離開工廠到附近的援助中心運動、鍛鍊身體，辛勤勞動後雖然感到疲累，但他仍為了將來能健康地回國而努力運動。家具工廠園區中有許多所謂「失敗」的移住勞工，指的是那些因為孤獨而依賴酒精，最後由於酗酒而無法再工作，或因為職業災害而長期住院接受治療，甚至成為屍體被送回故鄉的人。

尼泊爾社群的人們認為萊伊是一名「成功」人士，因為他在韓國工作，還能在故鄉買房並讓孩子受教育。但萊伊卻說他失去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萊伊為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建了一間新房子，並讓孩子受教育，但卻沒有為他的父母和親戚做到任何事。為了在故鄉購買土地、建造房屋，並添購家具和電子設備，需要不斷地工作和長期的儲蓄；為了孩子未來的教育費並奠定回國後做生意的基礎，需要更多的儲蓄和匯款，為了實現這種所謂「成功」移民的理想，許多移住勞工不斷推遲他們回國的時間。然而，這樣的延遲使他們得忍受長期的孤立和孤獨，有些人因為忍受不住，最終成為「失敗」的移工。

多留一年，再多留一年

無證移工希望盡可能長時間留在韓國，除非本國的高失業率和低工資條件得到改善。「無證移工的生活是焦慮和危險的，雖然如此，但至少這裡還有工作。」此外返國的時間也不是移工自己可以選擇的。萊伊曾多次決定要回國，在養豬場工作期間在博卡拉買了房子後他一度想要回去，但為了賺取裝潢房子的費用而決定再工作兩年，後來打算回家時，卻換成父母兄弟阻止他。由於尼泊爾政府和叛亂分子在2004年發生內戰，除了首都加德滿都外，整個地區都變成法外之地，還下達了罷工的命令。如果知道他從國外工作回來，就會被叛軍要脅交出錢來，本來叫他「快點回來」的父母吩咐他過一、兩年之後再回來，不然回來的話所有的錢都會被搶走。

妻子和孩子在2005年回故鄉後，萊伊便積極準備回國。但每次總會有事情絆住他。「如果你回去了，我的工廠就要關門大吉了。」「我還有很多債務，你走的話我要怎麼生活？」工廠老闆多年來一直要求他「再多留一年」。

萊伊告訴我他在2012年底要回故鄉，現在卻依然留在韓國。老闆用回國時會支付退休津貼和機票為藉口，一直抓著萊伊不放，萊伊則怕如果拒絕老闆的要求會拿不到巨額的離職金，因而不斷推遲回國的日子。許多移住勞工無法決定何時返回故鄉，享受他們用汗水和努力換來的成果。跟賺錢的速度相比，本國的土地價格、房屋價格和教育成本上升的速度更快，也因此回國的時間只能不斷延後。

在美國或歐洲的移民大國，關於無證移工的社會言論通常會偏重某一邊──阻止移民或使移住勞工合法化。一邊是強調加強邊境管制和懲罰非法移民，另一邊則是希望讓無證移工的地位合法化，並改善移民制度。這兩種觀點一直以來都針鋒相對，各自的邏輯也都合情合理，然而，「廢除邊境障礙」的框架，阻礙人們思考無證移工的根本問題，也就是為什麼全球的無證移工越來越多？

無證移工是最「有效」的勞動力，因為他們可以隨時被驅逐出境，在惡劣的環境工作、領取低廉工資的同時，雇主還不必為福利或社會融合支付費用。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各國之間的競爭逐漸加劇，各政府為了得到全球勞動力的靈活性而袖手旁觀，容忍他們的存在。如果沒有無證移工，就不會有小資本家或榨取小資本而獲取利潤的大資本家；消費者能方便購買且隨意丟棄的這些產品，是依賴他們的廉價工資製成的；我們生活中的所有領域，都建立在無證移工的辛勞和不人道待遇上。因此，我們不該像個法官一樣，決定是否驅逐無證移工或赦免他們，更重要的是去問問他們為什麼要留在我們身邊。

當萊伊被問到新年的夢想是什麼的時候，他回答：「我已經很少有夢想了，因為夢想幾乎都無法實現。」相反的，他講了一段話，透露出希望韓國社會能夠承認他這22年來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