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藍燈書屋將印度著名詩人與教育家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用孟加拉文所撰寫的三篇小說，邀請Bharati Ray翻譯，出版了「三個女人（Three Women）」。三個故事都是以女性為主角。
選集中的第一篇小說Nashtnaneer（英譯The Broken Nest，〈破巢〉）發表於1901年，當時40歲的Tagore正值人生志業轉型期。他已在英國完成教育、返鄉管理祖業，有妻有子的他投入詩歌與民歌創作已近10年。〈破巢〉是他創作的第一篇小說，描述女主角Charulata已有了丈夫與家庭，生活看似完滿，卻忍不住愛上了活潑俊秀的表親。這個無法見容於鄉村生活秩序的愛情終究將Charulata帶離了穩定。泰戈爾本人也是在1901年離開了祖傳的莊園，搬到Shantiniketan創立了一所他理想中的學校The Mandir，知識的寶藏被自然環繞。靠著微薄的遺產年金，變賣物業與版稅收入，加上一些皇族的資助，他得以從寫作中所描寫柏拉圖式的孟加拉鄉村生活中，逐漸邁向實踐與思索。
然而步入新生僅僅不到一年，他的妻子與兩個孩子皆不幸離開人世。1905年，他的父親逝世後，或許是以孤獨作為養分，泰戈爾的文學創作更臻成熟，他本人也從事翻譯與文體改寫，使得閱讀他作品的讀者越來越多。1912年，他完成了Gitanjali（英譯Song Offerings，《頌歌集》），並在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英國殖民政府也在1915年賜給他騎士勳位（但1915年發生英軍屠殺手無寸鐵的印度民眾事件後，他退還了此榮譽）。
跨越宗教與階級的人性之情
Dui Bon（英譯Two Sisters，〈兩姊妹〉）創作於1933年，Malancha（英譯The Arbour ，〈喬木〉）寫於1934年。從1920年到1930年中期，Tagore開始試圖將文學的入世精神賦予行動的話語。和當時的許多知識份子一樣，他醉心於印度傳統的鄉村社會精神，也希望能從中汲取對抗殖民的解藥。泰戈爾利用他的知名度取得各種來自國內外的奧援，希望拯救身處絕望與無知中的印度平民。他也曾經聲援賤民（The Untouchables, Dalits），指責種姓意識根本是一種不正常的存在，並在劇作中安排了賤民英雄的角色。
1932年的泰戈爾或許處在一種劇烈的社會經濟變動當中，他敏銳的詩人思維與孑然一身的生活，或許也令他更察覺到，整個命題的導向應該回到人性。我不清楚他對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幾百年來的恩怨有何看法，但他在1933-34年間大量的創作，明確地告知讀者他思想的轉向。他開始跨越宗教甚至性別的藩籬，書寫「他者」的故事，書寫人性共通的情感、希望與苦痛。〈兩姊妹〉和〈喬木〉正是這個時期當中的創作。〈兩姊妹〉中的Sharmila見證了她的丈夫如何沉浸在財富所帶來的物質享樂中逐漸盲目，眼見丈夫將所有對生命的激情都投注在賺錢上，最後甚至拋棄了家庭與道德的底限，迷戀上了Sharmila的親妹妹。〈喬木〉中的Neeraja在明白自己的生命將如夕陽落盡時，她心中卻對與她鶼鰈情深的丈夫產生了嶄新的愛情。
儘管身邊不乏追隨者，泰戈爾終身沒有再娶。身為一個將近百年後的讀者，我無法完全體會當時女性的生命情境，但我想泰戈爾筆下那些對女性細緻入微的描述，或許也有一些是來自於他本人在不同的生命時期情感的湧動吧。
2016年的婦女節在即，讓我想起了泰戈爾和他筆下的女人，雖然不想與泰戈爾比較，我也想大膽描寫我最近認識的三個女人，映襯百年之後印度當代女性的面貌。
「我的三個女兒都念大學」
在Himachal邦的Ujala，來自兩個山頭以外的T村莊。18歲那年，她接受父母親安排嫁到Gamru村，生了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她不喜歡那些祈禱丈夫長壽的儀式，正忙碌著在水泥鋼筋平台外加蓋三間房間，讓她的兒女將來結婚後還能返家居住。每天，除了天亮前起床給丈夫煮茶、為丈夫和兒子做晚餐，習慣勞動的她還和雇來的工人一起用頭頂搬磚。Ujala家裡的房子太舊了，從未整修，還是最便宜的鐵皮屋頂，每到冬天下霰，便是一陣叮叮咚咚地響。但Ujala的三個女兒都唸了大學，最小的兒子現在高三。Ujala自己只念到十年級就輟學了，但她能說一口標準的英文，對山谷以外發生的事擁有無窮的好奇心。
Ujala是我的鄰居，看我每天爬樓梯到馬路上、走路去上學，於是主動和我攀談。我想這是大概是因為Ujala除了丈夫、兒子、工人、鄰居家庭以外，沒有什麼其他常見面的朋友。她有一雙不同於村中其他人的褐色眼睛，纖細的身材，還有善於察言觀色的神情。
「他們都是我的孩子」
出生、成長在Chattisgarth邦的Preeti和丈夫以及四個孩子，透過親戚兼鄰居的介紹一起來到Gamru村打工。他們租了村子裡只用紅磚和灰泥蓋起來、沒有任何修飾或安裝衛浴廚房的便宜矮房，房東是一個孩子都移居到都市的老婦人。Preeti對生活的要求只有丈夫和孩子都平安，他們做的是蓋房子的粗工，希望不要出任何差錯使得身體受傷。她每週將每日1000盧比的工資存進銀行，等2-3年工程結束之後，他們就可以在家鄉買地，再賣給前來投資的廠商，像他們附近的村莊那些靠著賣地致富的人們一樣。
Preeti從小沒有機會上學，因此她要她的每個孩子都受教育。每天早上，她在全家人還沉睡時將大兒子喚醒，讓他洗澡、穿上制服，再送他去學校。每天下午，則會帶著最小的兒子到學校去接大兒子放學，給他買零食。Preeti在鮮艷的人造材質紗麗下穿了一雙黑色的橡膠鞋，外罩一件快要磨破的毛衣外套，全身上下最顯眼的，是髮際線的紅硃砂。當我數著一二三四，四個頭髮粗糙捲翹的孩子，Preeti驕傲地笑彎了圓眼睛：「他們都是我的孩子。」
「你花多少錢買這個尼泊爾姑娘？」
最後一個故事是關於我，一個長得像印度東北人的外國女人，喜歡隱身在不同的社會中觀察人們的生活。某天我穿著印度朋友送我的生日禮物──一套寶藍色網紗料子繡上珠珠亮片的salwaar kameez，在一個男性朋友B的服飾店裡和一群女性朋友聊天。一名高大、肥胖、頸上掛著幾圈粗金條的男子走進，用一種令人作嘔的眼光掃遍我全身，然後問B：「你花了多少錢從尼泊爾買來這個姑娘？有沒有人口販子的電話號碼？」
B慌張地調轉話題。那人離去後，我與其他女性朋友質問B為何不當場指責那個白目的男人？他擺擺手說：「買賣尼泊爾女人在印度是常態，她們可能是幫傭、非法的妾、娼妓，或者更多時候是同時扮演以上三種角色。妳沒有辦法改變所有印度男人的想法，更何況是一個不要臉到開口問這種問題的男人，跟他多說根本是浪費時間。」我和尼泊爾女人，同樣是在印度次大陸上流動，卻有截然不同的命運。
在尼泊爾大地震發生後，女性人口被販賣的情況更加猖獗。根據Outlook雜誌的報導，在尼泊爾，皮膚白、蒙古人種面孔的女孩是人口販運最青睞的長相，運送出境後（通常是賣到妓院）掮客可以取得6至7萬印度盧比的佣金。若是出口中東歐洲或澳洲，價錢更高，可拿到10至15萬台幣左右。
除了尼泊爾女性，還有年輕的孟加拉女人、Kerala邦失業漁夫的女兒、Karnataka邦自殺農夫的女兒、Bihar邦或Uttar邦的跨性別者……一旦她們進入色情產業，透過卡車司機、農產品中大盤商等大量男性帶原者串聯的感染網絡，她們就成為感染愛滋的高風險族群。
百年後的女性，願你們更自由快樂
我想寫一封信給泰戈爾，假如他在百年後的今天仍在某處繼續創作，他會如何書寫女性、看她們在當代人口流動與階級鬆動的架構中活出她們的生命，以不同的心態與角色去追求她們的想望？我希望那些新的故事主角會比百年之前的Charulata自由，比Sharmila快樂，比Neeraja長壽，從而享有她自身智慧的果實。
在Himachel邦的Kangra山谷，鳥兒在下霰的傍晚仍舊歌唱。不知為何，我感覺在印度，無常與美經常同時現身。我希望Preeti的每個孩子都能上學，我希望Ujala將會拿著一杯她喜愛的熱咖啡，舒暢地從蓋好的新房眺望一片開闊美好。為每個女人的願望上色，我書寫，願世上所有忍受痛苦與寂寞的靈魂都能得到豐富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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