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前進、性別意識稍顯後，台灣媒體上便不缺乏關於性犯罪、性平事件的報導；勇敢無私的吹哨者們，揭露暗瘡也讓社會看見遮蓋陽光的高牆。而近期用文字重量，晃動各界捲起的MeToo浪潮，則令人想像底部結構板塊碰撞後滑移的可能。
「媒體與社群的連結替弱勢者發聲」，這對任何學新聞、做媒體的人可說是莫大鼓舞、一介典範。但這股反動力量似乎還未流入新聞傳播學院，過去遭到掩蓋噤聲──「無法成為消息來源」的那些傷痛依存；就像回頭對著學新聞、做媒體的人丟了句名為「新聞自由」的惡劣玩笑。恍然發現，在真相路上、新聞之間，我們還在沈默。
新聞之間的失聲者
在新聞教育中最入門同時最為核心的概念源自於「新聞學」，那堂世新大學新聞系學生在大一都修過的必修課。講台上教授舉著廣為流傳的新聞事件、經典電影，一方面以事件為鏡述說新聞工作的社會影響力；另方面告誡著學生新聞是奠基於公正而勇敢──「公正不帶偏見的看待事件，勇敢不懼權威的大聲說出」，還有其他更多、需要攜手守護的價值。台下未經世事的學生雖是懵懂，但也逐步拼湊各自對新聞人的角色定位和理想圖像，步入新聞之間。
但某些學生拿起新聞筆寫下故事前，還得先墜入新聞學院的黑暗面，「多懂一些」。
從教授訊息中過度親暱的稱謂、以討論課務為由迫使赴約的獨處、超越師生關係的邀約（比如洗車兜風）……這類透過權勢使學生無法拒絕，或假借關心實則試探的步步逼近，到校外實作藉機碰觸敏感部位、學校高層習慣性的搭肩、擁抱甚至摟腰，更是逾越合理師生身體界線的直白侵犯。
大學期間，聽聞週遭同學受委屈的案例層出不窮，但能被重視、妥當處理的案例連是否屈指可數都得稍加思索。而屆屆相傳，化為系上選課潛規則的敘述──「給他摸頭就會過」，則暗示著該教授將是否接受肢體、言語等各類「額外關心」納入評分依據。
理論上，學生遭遇教師的不當行為能夠向校內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申訴，其他教職人員知情後也有責任在24小時內通報專責單位。而實務上，學生會傾向選擇私下向信任的教師反映，期望獲得「不必走流程」的幫助，以避免面對調查的痛苦。但理論至實務再到現實的距離是遙遠的，現實生活中若加害者擁有權勢或人脈，制度內或低調解決兩路皆會窒礙難行。比如有學生向校方投訴，卻被以「需要直接證據（比如拍到畫面）才算」而拒絕處理。
不過熟悉新聞學的新聞系學生似乎還有第三條路，也就是訴諸所學、運用媒介喚起大眾關注，推動事件解決。具體來說，能向媒體投訴、成為消息來源，接著期待記者將事件視為議題，寫出報導向大眾訴說事件全貌，可以完成傳播學者Lasswell所強調媒體守望（surveilllance）的功能。但那些「多懂一些」的受害者／學生被教得更好，他們被說服新聞公信力可致的「社會烙印」是非必要手段；清楚性騷擾事件常缺乏直接證據，會落入各持己見的困境，於是善良的選擇隱忍或自知弱勢而被迫放過，不去投訴媒體。所以諷刺地，受害學生成為新聞之間的失聲者，在校園這個學習新聞的場域，新聞卻沈默了。而那些「多懂一些」，則來自他們置身新聞學院這個場域的親身經歷。
那些我們從採訪中學會的緘默
記得有堂課中，教授談論網路時代中辦公室／跑線記者的差異，並強調後者親身進入場域的採訪方式，存有前者無法取代之處。包含一手資料的正確性、邊看邊寫的即時性和經驗連結帶來的深刻認識等。也的確，置身新聞學院這個場域的4年間，不少同學目睹甚至受到騷擾，得到了無數一手資料。他們以親身經驗作筆，抄著身上一痕痕的苦痛，在記憶的載體上刻寫著傷害。
一位同學向校方報告事件，收到的回應如下：
我們那時候（今年初）也有跟系主任反應，但系主任說因為Ｃ教授的後台實在是動不了，系辦也沒辦法處理，而系主任的責任就是負責管理好老師的言行以及安撫、管理好學生的情緒及行為，不要讓同學去外面的管道發聲，系主任被夾在學生和學校（高層）之間很為難。
這段來自受騷擾同學的自白，將學生被安排為性平事件犧牲品的結構表露無遺。比如原先系主任在聽聞事件後應要積極協助受騷擾同學，包括校內的性平會；動用人際關係與同事一同直言制止加害者；或者尋求法律途徑，皆是可行之路。但陷入權力結構中矛盾位置的系主任，一方面受學校高層施壓，有著丟失工作的壓力；另方面協助高層壓迫學生，引導學生淡化傷痛、放棄自身權益。當這種權力結構未受挑戰、不斷施展，會進一步使騷擾並規避責任的模式正當化，導致事件一再發生。而受害者的傷痛不但不會剝落，反而被撿起成為石磚，一次次堆上那區隔他們與正義的高牆。
受害者／學生在這樣的親身採訪中「多懂了些」。當他們彼此共享相同經驗時，發現在結構中被宰制；當他們求助系主任反遭勸退時，被推入孤身奮鬥的處境；當他們知道聲音要被聽見是有前提的，懂了新聞自由在新聞學院並不存在的矛盾。於是他們學會極力避免但別勇敢，更別大聲說出的道理；在結構的壓迫下，喪失了繼續反抗的能動性。如先前所述，他們也放棄向媒體投訴，無法成為消息來源──對他們來說新聞是沈默的。
被排除的消息來源
消息來源一直是新聞建構／再現真實的基礎，是新聞產製過程中的不可或缺。而在產製過程中除了順著事件脈絡尋找消息來源，也與交織事件的權力網絡相互影響。舉例來說，媒體立場能夠反映背後的政治權力；並會透過給予特定人士不對等的話語權（定義事件的權力），一方面維持立場一方面給予／剝奪權力；最終用不平衡的消息來源選用寫出偏袒一方的事實，加以牢固權勢者權力。也就是說，新聞如何選用消息來源是反映／分配權力的一套機制，並會影響閱聽眾對事件的了解。
發生在校園中的性平事件，若公諸於世也得面臨權力牽扯；而發生在新聞學院內的案件，則需要與坐擁媒體人脈的權勢者對抗。比如有位學生在討論課務時遭Ｙ副校長藉機摟腰，但因為明白可能陷入非常不利的處境而不敢說出：
某次為了課程提案與Ｙ副校長和幾位同學另外約時間討論，見面時Ｙ副校長給了我們擁抱 ，並與左右兩位同學搭肩，起初我以為是示好的一種表現，並沒有多想。隨後他將搭在左邊同學肩上的手放了下來，在我身上的也跟著移下卻沒有放下，而是放到了腰間，我有嚇到，也有稍稍轉身稍微閃躲，但Ｙ副校長並沒有放開那隻在我腰間的手。為了課程討論的順利我並沒有直接拒絕，我想說討論快要結束了，忍一下就過去了。
首先，Ｙ副校長雖然在與同學相處時，會習慣性地做出非必要的肢體碰觸，包括眾所皆知的搭肩，抱抱等。但多數同學在利益交換（實習機會、課堂機會、未來機會），這種權力關係下並難以拒絕或只能吞忍；也會因為權力不對等下，將對方踰矩行為自我說服為友好表現，以避免不喜歡又無法避免，處於認知失諧（Cognitive Dissonance）中的痛苦；另外有些同學對身體界線的定義較寬鬆而不太在意，總之在多數人眼中是位受歡迎的老師（但仍須說明，其實因為權勢，使個人無法維持原先對身體或精神層面的界線，皆屬於運用權勢的侵犯）。因此，若受騷擾的同學將事件公諸媒體，在缺乏直接證據之下，媒體可能轉為以事件相關的消息來源作為報導主軸。於是受騷擾同學的主觀事實，會面臨那些因為利益／權力而容忍，或其他同學所說的良好形象競爭，在報導中一同建構出媒介真實。
而這樣看似「正反並陳」的客觀報導似乎能逼近真實，實則忽略／利用了性平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包含受害者是少數且通常不願也不敢發聲，以及難以搜集直接證據等。也就是記者能夠找到無數對加害者友好的消息來源，反對者及受害者的聲音卻難尋；另外權勢者所持有的知名度、媒體形象，亦會使越聽眾不可必的對其偏袒。若進一步考量到加害者在媒體界的深厚人脈，某些媒體礙於人情壓力，可能會將不利資訊刻意排除在消息來源之外；同時能透過新聞框架的操作，將責任歸屬轉嫁回受害者，並以偏頗卻有利於加害者的消息來源替其行為背書。也就是說，性平事件在當今新聞產製流程，以及仍須進步的社會文化氛圍下，是極容易將受害者污名化及去信任化的。最終即使順利透過媒體發聲，擁有權勢及資源的高層也能夠阻斷受害者在媒體界的前途。
於是荒謬的，在充滿新聞知識、追求新聞精神的新聞學院中，新聞反而愈加服務於權勢者──一套恣意妄為的護己手段；受害者則淪為被排除的消息來源，只能沈默著。
這樣恐懼的我，也有資格說MeToo嗎？
雖然於新聞之外，近期的ＭeToo風潮提供了受害者能不藉新聞媒體，對大眾訴說自身故事的管道，一種透過社群轉發直接觸及個人的傳播途徑。這樣的傳播形式或許能規避上述提及不利於受害者的可能性，包含新聞產製慣例下報導並不客觀公正的弊病，或者被掌控新聞管道的權勢者消音。但實際上在受害的集體中，仍有有許多還未也不打算在社群中發聲的未揭傷疤：他們看見別人的ＭeToo是那般論述清晰、故事細膩、引人關注，還能夠捨己為人；而那隱晦不明、自我否認、害怕面對傷痛，還擔憂損失──不是及格受害者的自己，又怎麼有資格說出？說出口又如何？
所以得了解，失聲並非無聲，也絕非經歷過的不夠疼痛；是環境中、結構下的條件不允許。而社群中足夠的支持是受害者積累能量，排除結構壁壘的重要推力。支持可以來自友善的性別文化、不置身事外的同儕、鼓勵受害者的言論氛圍，或者周遭任何勇敢、大聲說出的他人。因此若是可以，請反思自身的性別意識、成為不置身事外的同儕、也別急著檢討受害者，別讓可能勇敢的人退縮了。
最後，同樣身在新聞學院、學著新聞的我們都別忘記，任何人都能成為消息來源。當然，這從來是艱難而困頓的。就像這篇文章中的微弱吐露，即使匿名，仍舊害怕；而起身碰撞會晃動，會掉落，會疼痛；也或許，最終只是掙扎著──但掙扎總有聲音，會被聽見。
讓我們在新聞之間，別再沈默了。
（作者為世新大學新聞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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