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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獨家專訪《時代革命》香港導演周冠威:萬一有一天真的被監禁,我的心靈仍然自由 

《時代革命》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周冠威接受採訪時表示,只有留在香港,才能戰勝恐懼,感到自由。 《時代革命》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周冠威接受採訪時表示,只有留在香港,才能戰勝恐懼,感到自由。 圖片來源:《時代革命》提供

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最佳紀錄片入圍者出現,出品者只寫上香港人,是周冠威導演的《時代革命》。「電影可以再次公開放映,心裡為之一振。2019年香港的抗爭,要被記錄,也要被觀看,」周冠威受訪時說。

周冠威曾執導《十年:自焚者》,如今《時代革命》這部歷時兩年的秘密製作,以香港反修例運動為主題,跟訪不同角色參與者,呈現示威運動的原貌。由於題材敏感,原本2個半小時長的紀錄片,在香港只能看到3分鐘的預告,7月才在法國坎城影展首映。

能拍商業片,卻更想記錄抗爭中的理想與付出

與周冠威的訪問相約在早上,在他位於工業大廈的工作室。木製書架上整齊排列著各種關於城市和香港的書籍,書架右邊是鑲嵌在畫框的《幻愛》電影海報,左邊則擺放著《十年》5位導演親筆簽名的海報。其實除了討論度高的《十年》,他2019年的愛情電影作品《幻愛》也是當年港產片票房亞軍。

既然能拍商業片,為何依然選擇走不容易的路去拍攝《時代革命》?儘管現在整個香港社會已經封存了記憶,但2019年的抗爭帶給他許多感動:「我被這種付出和犧牲所感染,希望也能夠像他們一樣,為理想中的美好未來去付出。」於是,他抬起攝影機,走到前線去跟訪勇武示威者。

時隔兩年,狀況丕變,其他反修例運動紀錄片如《理大圍城》 、《佔領立法會》的製作團隊都匿名以策安全,周冠威卻無懼潛在風險,坦然公開自己身份:「這一刻,我仍然想堅持去抵擋這種恐懼,不想自己去審查。如果香港真的淪落至此,那麼你來證明給我看,而不是我自己退後。」

所以,他感謝金馬獎容許他在報名表上出品公司一欄只寫上「香港人」三個字。「對於這電影,對於香港人,都有一種被接納的意義,衷心感謝金馬獎,感謝台灣。」

2019年的抗爭帶給周冠威許多感動,於是他抬起攝影機,走到前線去跟訪勇武示威者。圖片來源:Revolution of Our Times 時代革命臉書

抵擋「害怕被捕」的自我恐懼

縱然如此,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基於安全考量,《時代革命》不會在香港發布,所有在香港的影片已全部銷毁,他也沒有公開其他製作團隊成員的身份。為安全起見,在電影公開前,他們請了不同律師看過:「萬一有什麼事情發生,至少有律師看過我的紀錄片。倘若無奈地有機會幫我辯護的時候,他都知道影片中拍了什麼。」

所以,已經做好被捕的準備嗎?

「做了基本的事就算了,我不想活在被拘捕的恐懼中,會大大影響我的心理和生活。這是不容許的,因為我要抵擋的是這種自我恐懼。」

他說,當苦難發生時,才去應對。未發生時,一切都只存在於想像。想像的話,就用意志力去控制。「政權正是要我恐懼,我就用意志來選擇不恐懼。」

選擇不恐懼,是對政權的一種對抗。周冠威說,兩年後,這部紀錄片對香港人的意義更重大。因為太多傳媒已經銷毀了當時的報導片段。他詢問過主流傳媒,希望獲得示威的相關影像,收到的回覆大多都是拒絕。「香港主流媒體已經封存了這些影片。這些紀錄被政權滲透的恐懼困鎖著,或是被直接控制著。我才了解到,原來在這一刻,我的紀錄片放映很重要。這種動力是讓我義無反顧地推出《時代革命》的原因之一。」

這些事情,是真的存在過的!

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時代革命》在法國首映後,某一天, 有人在街上走來跟他說:「周導演你好。看到你的海報、看到你的片名、看到你的預告片,我很感動。2019年我有參與過,相隔兩年之後,我覺得好像假的一樣。」他很驚訝:「怎會是假的?那是真的是發生過啊!」

那人說,因為沒有人再提及那場運動,好像他所經歷的事情都不曾存在過。而《時代革命》卻把這段記憶重新放在眼前,肯定了他在2019年所做的一切。

「整個香港都在說謊,整個香港都在扭曲這段歷史,甚至參與過的人都在自我否定,久而久之,除了記憶隨著時間消逝之外,人原本的情感,在這種打壓的氣氛下,也會變成虛幻。……我覺得很恐怖。正因如此,我們更加需要紀錄片。」周冠威感謝上天給予機會去拍攝《時代革命》,讓這套紀錄片流傳在世界上,也鼓勵其他紀錄片工作者找方法去放映。即使不敢放映,也要好好保存,留待歷史公論。

「留在香港才會感到自由」

隨著香港社會經歷巨變,近月移民潮再現,《十年》的其他兩位導演──執導《方言》的歐文傑以及執導《本地蛋》的伍嘉良都已相繼移民外國,很多人都勸身處暴風圈的周導演離開香港,但他卻在風眼無雲區安然自在。

「我的本心是想留在香港。如果離開的話,即是因為恐懼而離開,這樣到了外國也依然會被恐懼箝制。」他說,只有留在香港,才能戰勝恐懼,感到自由。「萬一有一天我真的被監禁,我的心靈仍然自由。」自己選擇去承受、去抵擋恐懼,而不是被恐懼支配自己的選擇而離開,這才是真的自由。

「這是我所追求的,所以我樂在其中,樂在香港,」他說:「經歷2019年的動盪,我覺得香港人集體受傷了。而藝術就是回應每一個人的心靈,因為藝術能夠梳理、能夠同情、能夠共鳴、能夠安慰。現在這一刻的香港,更加需要重視。」

即使因為拍《時代革命》,讓原本籌備中的愛情片受到影響,但「這些都在預料之內了。」他的語調輕鬆:「沒關係,香港人都一起身處困難的處境中。越困難則代表你做的事情越是正確、越有意義,讓我有更多動力和熱情去做更多事情。」

「無論如何,我的腦袋還是自由的,我還是會繼續寫我的劇本,」他堅定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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