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皆有大大小小的獨立電影節。舉例說，美國有全球首屈一指的日舞（港譯辛丹斯）國際電影節，以及紐約獨立電影節、奇幻電影節等；歐州近年亦有致力推廣獨立電影的ÉCU電影節，還有荷蘭的鹿特丹國際影展、英國的愛丁堡國際電影節。近至日本，東京國際電影節和大阪亞洲電影節，同樣都設有獨立電影推介單元。但以下這兩個地方沒有──中國大陸、香港。
《國安法》下的文字獄
自2003年於南京起家的中國獨立影像展，堪稱中國大陸境內最後一個大型獨立電影節，然而，碩果僅存的小眾聲音，鑑於「習時代」政治氣氛劇變，對電影界監管趨嚴，已在2020年宣布停辦。同年，回到反送中運動持續多時、漸歸沉寂的香港，由本地非牟利團體「影意志」籌辦，踏入第13屆的香港獨立電影節──儘管這件事情非常荒謬，但正是今日香港的現況。
今屆香港獨立電影節的海報設計，是將「香港獨立電影節」標題上的「香港獨立」塗白，諷刺政府只求粉飾太平，搜捕行動過後，往往迅速抹走街上的示威標語。而策展人表示，於去年底，接連有印廠覺得「香港獨立電影節」內含「香港獨立」字樣，擔心日後或會被控告協助港獨勢力，因此拒印。
最終，香港獨立電影節換了印廠，但堅持不改海報設計。沒有香港獨立電影節，只有■■■■電影節。
類似事件絕非孤例，香港獨立電影節發表聲明過後，相隔不久，營運了十多年的「香港獨立媒體」同樣為了避諱，更名為「獨立媒體」。
《國安法》自去年實施之後，政府已明確警告，諸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社運口號及任何敏感字眼，都可能涉及宣揚港獨、分裂國家主權，出示、藏有或生產這些標語，甚至只是講出口，都已等同顛覆國家。印廠方面的自我審查、自行割席，雖然讓人唏噓，但基於《國安法》的涵蓋範圍可以無限延伸，龍門任搬，人人自危，已經不能說是政治過敏。
若熟悉清朝盛行的文字獄，都可能記得康熙年間發生過一宗經典的《明史》案。清初，浙江湖州富商莊廷鑨購得明末朱國禎所撰的《明史》，繼而聘請學者纂修。然而，書中提及南明史事，仍然用上明朝年號，更以「夷寇」字眼形容清軍入關。這本為小事，無人在意，但在《明史》流通若干年後，奸臣鰲拜掌權，清算《明史》舊帳，莊氏一門遭抄家誅殺不在話下，已故世的莊廷鑨亦被挖墳戮屍，就連當初撰序、校對、刊印、賣書甚至買書的人，都無一倖免，共 70 多人死於酷刑，另有數百人受此案牽連，發配充軍。
今日香港，是否真的比封建前朝民主和文明呢？但單是去年，就有示威者因為出示港獨旗幟、非法集結、藏有鐳射筆、噴漆甚至模型槍，被判囚半年至一年不等。以刑法打壓社運，殺雞儆猴的意味相當明顯。前朝暴戾，喜歡鞭屍，是否荒謬不仁？黃之鋒本已因為非法集結入獄，日前卻在獄中再次被捕，刑期可能不斷增加；黎智英獲准保釋之後（一千萬現鈔保釋金，光是核數就用了一整天），律政司立刻又在法院提出上訴，於是黎智英短短幾天後重新入獄。香港政府對鞭屍的著迷程度，實不亞於鰲拜作風。
政治寒冬，沒有任何一件事情不犯法
踏入2021年，疫情未退，香港卻在反送中運動撞向高牆之後，進入了全面誅殺、肅清反政府人士的白色恐怖時期。回想2019年，連串遊行示威和街頭抗爭期間，香港曾有過激進與理性、本土派與傳統民主派的各種路線之爭，繼而於翌年自發組織全民公投，被形容為香港最後一場民主選舉。投票本身沒有實際效果，只是各民主派路線之間的「初選」，性質上等同民意調查，但政府認為，自發公投已觸犯《國安法》。
所有路線之爭，到頭來都是徒勞。就在2021年之初，政府一口氣於清晨拘捕了幾乎所有參選人和主辦方，共50多位民主派人士。有人將之形容為香港的「美麗島事件」。然而，是次高調搜捕、砌辭打壓，相信只是清算行動的開始。
釋放一眾涉案人士當晚，香港氣溫突然驟降至過去一年新低，引初選發起人之一戴耀廷的說法，香港已經進入史無前例的寒冬。
民主派全面落網，社運沉寂，牆上標語只剩■■■■的塗抹痕跡，但真正的寒冬才剛剛開始。任何形式的反政府組織、活動，以及其參與者，都可能會觸犯《國安法》。驚弓之鳥不只印廠和傳媒機構，還有紛紛拆下社運標語逃避政治檢控的黃色經濟圈商戶，紛紛改名以至刪除帳號的社交平台，以及去年曾參與「初選」投票的 60 萬名市民──部分人確實擔心會紀錄在案，他日將被清算。
過去一直以「紅線」來形容政治忌諱，但在今日香港，公權力的打壓手段已不是「紅線」，而是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極。光顧某間「黃店」食肆，將被指控經濟援助港獨組織；在社交媒體加入某個群組，可能是意圖分裂國家；藏有社運書籍、寫藏頭詩、穿黑色衣服、遭截查時出言頂撞警察、在某些日子前往某些場合，獻花、唱歌甚至只是站立，都已經等同支持港獨，比起文革還要文革。即使只是在某個地方呼吸，可以的話，你都有罪。國家愈是富強偉大，國家主權，卻愈是一件易碎物。
任何形式的反對，在今日香港，都已經是一種犯法行為。說一個笑話：反政府是無罪的，但集體反對逼使特首辭職、令政府停擺，就是干犯「顛覆國家政權」罪。情況就像開車不犯法，但開車去打劫就是犯法。這個笑話，來自警方於清晨大搜捕後召開的新聞會上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的發言。而這種人，正是掌握著香港公權力的核心人物。
香港電影，也難逃政治收編
言歸正傳，由於「香港獨立」見光即死，香港獨立電影節的策展人已經明言，未必會再有下一屆。同樣地，電影界今後亦未必可以起用支持社運的演員和幕後工作人員，否則同樣違反《國安法》，電影無法上映，戲院更可能無法營業。
事實上，去年疫情嚴峻，全球停擺，幾乎沒新戲可用，片商和戲院卻情願重映舊片，也拒絕為社運紀錄片《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排期，心照不宣。
正如有一些香港人已經流亡、移民，或是隱姓埋名，永遠離開了香港，有一些香港演員，亦可能永遠離開了香港電影。相信在台灣看到黃秋生和杜汶澤的機會，將遠多於香港（諷刺的是，向偉大祖國敬禮的「護旗手」余文樂居然仗著台灣女婿身份，現居於台北）。
但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是，有一些香港電影的重要主題，會否同樣變成■■■■呢？譬如說，如果今後有電影回望九七，追憶殖民時期的逝水年華，如果電影主題曲選用《孤星淚》的名作〈問誰未發聲〉、達明一派的〈今夜星光燦爛〉或是 Beyond 的〈十八〉，如果電影中暗示香港社運，影射反政府勢力，諷刺政府官員，是否犯法？
如此一來，香港回歸以後的警匪片，絕大部分都很危險，連重播都不行。劉德華的《拆彈專家 2》最近上映，嚴格來說都算是教唆觀眾參與暴動，意圖癱瘓運輸系統，顛覆國家主權。
但當然不會。劉德華是「護旗手」暨粵港澳大灣區的宣傳大使。是不是支持港獨，有沒有違反《國安法》，始終要看電影人的政治立場。
因此，最後我想說一個關於賈樟柯的故事。
提起賈樟柯，他拍攝獨立電影出身，年輕時更在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影比賽節（即今日的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得獎，不出數年已蜚聲國際。他的電影，草根、憤怒、反叛，敢於不滿，彷彿就是要跟國家發展對著幹，流露著左翼知識份子的澎湃感情。4年之前，賈樟柯於故鄉山西「開壇」創辦了平遙國際電影展，民營自發，有別於政治意識審查繁複的官方影展，故此亦成為不少獨立電影的發表平台。
然而，短短4年，賈樟柯打倒了昨天的自己，突然退出平遙影展，來屆將由政府主辦。妥協、變節，或是察覺勢色不對，無論什麼原因，從獨立走向官方、被收編，影展如是，人亦如是。
但我們都不意外，因為當年的汾陽小子，今日已經成為國家棟樑，做了山西省人大代表。
文明會被清拆，良知會倒下，50年不變，最終都是騙人的。賈樟柯在 1997 年拍攝第一部獨立電影《小武》，20多年後，他徹徹底底的違背初衷，變成了另一個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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