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多說，凡事都有過去，不管有無生命。一台路邊、生鏽的腳踏車，20年前可能是展示架上最新的款式，也可能是《單車失竊記》中主角追尋許久、關於父親的記憶。沒有生命、沒有自主性的腳踏車，隨著時間由新轉舊、換過主人，物體上乘載被投射的情感，便有了過去。
一台腳踏車，只是少數人與物體的相處，經過時間、留下記憶後，有了強烈的情感；甚至不只是車主，與車主有連結的人，都可能對沒見過、沒摸過的腳踏車，產生與往事有關的情緒。那麼，更龐大的對象，如由眾多人口所組成的社會，所留下的過去是無以量計的。時間推移，換過好幾個年代，對整體社會的影響力，是演化上最有影響力的一環。
而通常在回顧群體的過往時，被提出來的總是些瘡疤。「比喻」有時總是特別好用，像是用瘡疤來形容國家社會演變上發生過、尚未修復的議題，似乎比較好懂。你我都受過傷，不管外傷或內傷。如果只是一直看著傷口，只能被動的等待人體自我修復；然而過大的傷口，必需要檢視受傷的根源，並選出治療方法。但，人畢竟是有惰性的，若影響不大，總不會想當下就處理。
消極處理，往往會在未來造成影響。當這個瘡疤留在整個社會上許久，經歷過世代輪轉，便特別棘手。
但是，我們追究過去的用意在哪？這會變成一場集體追殺嗎？選擇不回頭、放下往事，傷口就能自動癒合了嗎？
美國民主下的自由暴力：黑人的掙扎
「民族的熔爐」一詞，常用來形容美國種族多元、且具有包容性的特質。說來相當諷刺，1492年西班牙人以開拓者之姿掠奪美洲原住民土地，英國人也在隨後的1600年代大舉遷徙；1776年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發表《獨立宣言》，各州並達成使用奴隸制度的共識。經過百餘年，2020年的多元美國，各大城市街頭上演著大規模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提醒整個社會，當時的傷痕並沒有得到和解。
《美國夢的悲劇：為何我們的進步運動總是遭到反撲？》書中，作者塔納哈希．科茨（Ta-nehisi Coates） 提出一個概念：所有的體制，在壓迫另一個族群後，成為建立民主政體的基礎。
我們稍微簡單回顧一下黑人與美國的淵源。起初為應付開拓美洲所需的人力，從西班牙籍的船上，引進第一批非裔奴隸。隨著棉花業的興盛，對奴隸的需求大增，以農業為主的南方大量蓄奴，造就美國生產力的提升。隨後就是我們熟知的歷史情節：北方開始主張廢奴、發動南北戰爭，南方戰敗，廢除了奴隸制度。然而，表面上解放了黑人、有色人種的自主權，卻造成日後影響社會更深的種族歧視。
奴隸制度存在的時代，黑奴雖然不被當作人看，但會因為是「財產」而被蓄奴主保護。打破奴隸制後，本來就不被當作人看的黑人不再是私有財，社會上的人種便產生了階級。如1876年開始施行《吉姆克勞法》，對白人與有色人種（以黑人為主）在「隔離但平等」的原則下，形塑有貴賤之別的社會制度。公車、球場的觀眾席、電影院甚至道路，皆以人種作為區分，不能跨越界線。這類法律的存在，給了種族歧視正當性，直到1964年國會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種族歧視才失去法理上的支撐。然而在這期間，種族隔閡的影響超越了法律的強度，已如同世襲般留在社會結構裡。
書中提到，「外界解讀為解放有色人種的南北戰爭，在黑人社群裡，其實是白人的故事、白人的戰爭、白人的規則。黑人只能扮演定型角色，充當道具。」以作者的見解，黑人在美國恢復自由之身，並不表示他們重獲人權，而只是白人的政治籌碼，需要解放黑人這一步棋。整個事件打著解放之名，主角卻不是他們，而是由白人主導一切。
這種「解放」後的社會，造就了更混亂的暴力。任何事都用膚色分出貴賤，近乎壓榨、霸凌的待遇、層出不窮的私刑出現在街頭角落，是有色人種獲得自由後的景象。即便用優秀表現證明自己，在白人的視角裡，優秀的黑人反而是會奪取他們地位的威脅，此時便會用人種在社會上、法律上的優勢打壓異己。更不用提一般的黑人，黑色的皮膚、曾是奴隸的身分，讓他們站在社會上，被視為未來可能犯罪的不安因子，而他們甚至可能毫無前科、品行端正。
要責難當時的民眾，其實不大公平，因為這樣的歧視風氣，有政府官員的背書。1922年，密西西比州聯邦眾議員約翰藍金（John Rankin）曾公開表示：「黑人犯罪的陰影就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掛在每一個白人女性的頭上」，彷彿控訴所有黑人都會成為性侵犯，且一定會侵犯白人女性。
未修復的傷口，成了今日的噩夢
時間快轉，2008年歐巴馬（Barack Obama）當選美國總統，種族問題在百年之後看似得到救贖，美國終於出現第一位有非裔血統的領導者。歐巴馬執政的期間（2009～2017）在種族、移民議題上提高關注，而他的形象堪稱是黑人模範，與妻子蜜雪兒（Michelle Obama）一同在全球檢視下，給出完美總統家庭的模樣。然而，就是如此優秀的歐巴馬，點燃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的火苗。
歷任美國總統沒去嘗試撫平、調解過去，甚至提油救火，如1966年尚未當上總統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曾將當時犯罪率的提升與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公民運動連結，可想他上任後，對黑人的偏見會如何影響社會。尼克森其中一名幕僚霍爾德曼（H.R. Haldeman）曾表示，「對於社會福利，尼克森總統相信問題完全來自於黑人」。世襲般的思想，植留在民選總統體制的更迭，歐巴馬上任反而讓多數白人突然警覺自己「地位不保」，危機意識下，2016年的選票，便往川普身上集中。
當社會尚未準備好面對過去，迎來突然巨變的時代，反而造成更強的反動。對於舊時代的美好眷戀，從好幾個世代的傳遞中被喚起。縱然歐巴馬執政期間關心少數人權，在黑人議題上仍無法暢所欲言，在黑人少年特瑞方．馬丁（Trayvon Martin）事件上尤其明顯。馬丁遭白人槍殺，大眾都心知肚明這與種族因素有關，歐巴馬卻只能聚焦在「少年」身上，嘆息生命太過短暫。而即使如此，他的回應還是遭到扭曲，被解讀成替黑人族群打抱不平。
社會和解沒有達成之下，要任何一方接受過去的悲痛，或放棄原有的優勢，任誰也辦不到。無法妥善的面對過去，在科技與網路全速衝刺下，所有言論都無所遁形，社會的對話還能安然無恙？看美國現狀，仇恨未解，在網路社群凝聚，並在真實世界做出反應：街頭遊行、破壞市容，甚至衝撞議員正在開會的國會，帶來更多傷亡。
台灣：是肅清異己還是爬梳根源？
金馬獎導演傅榆在電影同名著作《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一書中提到：「藍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大多數人沒有強大的動力，回頭去爬梳它的根源。我們不難發現，民主的演化就是一種多數決的壟斷暴力。」
蘇慶軒在《國民黨國家的重建與台灣左翼的消逝》一文中解析韋伯對『國家』的定義：「國家若要進行有效的統治需有三要素，領土、正當性、壟斷暴力」，不論是民主或極權皆然。但這不是在幫極權或共產說話，民主可貴之處在於，即便是少數，還是能有凝聚意識、推動修復的機會，而極權只有少數領導者說了算，面對現況需要「必要手段」時，便有效率的下達命令，排除障礙，不論犧牲多少，只為達成目的。
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的戒嚴期間，228事件與白色恐怖在現今被擁護者視為時空背景下的「必要之惡」，但不管是為了剿滅在台的共產黨分子、抑或是鞏固政權而打壓所有異議的知識份子，都留下了傷痕。一如美國黑人的歷史，到了現今，即便政權輪轉，反而更加凸顯那道未被撫平的隔閡。
如今當權政府在進行「轉型正義」的同時，能否真正修復過去、達到世代和解，有待未來檢視。但如何避免讓爬梳過去變成「追殺異己」，值得讓社會一同檢驗。或許我們該慶幸，台灣對過去的糾纏，不像美國的種族問題那樣因為血統而流傳至今，所以更有面對過去的機會。我們視美國為民主體制的楷模，也因為民主體制，才能看到黑人與白人的問題，雖然衝突根深，但相較專制的壓迫，任何一方都還有表達的權利。
多數決是民主的本質，所以需要的是比多數壟斷更強力的制衡，且要與時俱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沒有一種強制法律能夠通用於所有年代。除了政黨需要更謹慎處理，將「和解」的必要性放在更高的層次，更重要的是大眾需要更積極的參與公民討論。過去、現今、未來，我想都是同等重要的，在往未來看的同時，對於過去的修補絕對不可忽略，因為進步與修補，只有現今做得到。
（作者為電台節目企製，本人言論不代表電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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