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范國瀚（Jolovan Wham）因為一張拿著笑臉的照片，而被新加坡政府指控侵犯公共秩序。
不久之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又向法院提起兩件訴訟，分別控告獨立新聞網站「The Online Citizen」的編輯許淵臣（Terry Xu）和部落客梁實軒（Leong Sze Hian）。
2017年，李顯龍的弟弟李顯揚和妹妹李瑋玲共同發表聲明，表示他們對李顯龍濫用權力失去信心，不再信任兄長擔任新加坡總理。儘管李顯龍表示自己不想糟蹋父親的名字，而選擇沒有控告他的弟弟、妹妹，但兩年之後，他卻控告發布李顯揚和李瑋玲言論的編輯許淵臣。
這對反目的手足，父親是已故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而他們的衝突正是源自父親遺產的紛爭。在爭議中，新加坡檢察總長指控李顯揚的太太林學芬律師行為不當，使她的律師執照被吊銷15個月；還因為一則不公開的Facebook貼文起訴了李顯揚的兒子李繩武，讓他被判處15,000新幣的罰款（約新台幣319,645元）。而這位檢察總長黃魯勝（Lucien Wong），目前正是李顯龍的私人律師。
部落客梁實軒則是因為分享一篇關於李顯龍協助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洗錢的文章而被控告。納吉涉嫌透過馬來西亞國營投資公司「一馬公司」（1 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1MDB）進行貪污及洗錢。像許淵臣一樣，李顯龍控告的並非當事者本人。梁實軒分享文章的來源《States Times Review》和《The Coverage》均未受到控告，因為這兩個網站都在海外。
新加坡是與中國一樣是一黨專制國家。李顯龍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PAP）自1959年大選獲勝以來已經執政了60年，是世界上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之一，僅次於中國和北韓。
如今的香港，就是半個世紀前的新加坡
1960年代到1980年代，數百名反對派和進步派人士未經審判就被逮捕和監禁，然而人民行動黨依舊能持續執政。針對國際媒體的批評，人民行動黨透過訴訟讓對方破產或是噤聲。反對黨「工人黨」成員鄧亮洪就被判處800萬新幣的賠償金（新台幣1.7億元），並被迫逃往澳洲。隨著2000年之後網路時代的興起，人民行動黨開始透過網路監控追蹤部落客、獨立媒體和少數進步派分子的言論。
2014年我被李顯龍起訴，從2016年開始流亡在台灣。但我仍然需向他支付15萬新幣的賠償金（約新台幣320萬元）。李顯龍後來宣布，新加坡需要「在其體系中有一定程度的特權階級」。而今天在香港發生的事，就如同人民行動黨的劇本一般。
新加坡人均GDP矇騙了台灣人，但那只是表面
我來到台灣後，幾位台灣人對我分享說，他們很希望台灣能像新加坡一樣。他們相信，威權主義使新加坡的人均GDP增長成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
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新加坡仍有勞工每月收入低於台灣的基本工資（每月新台幣24,000元，約1,130新幣）。而人民行動黨強烈反對實施最低基本工資。
2012年，新加坡人還支付世界上第三高的健康保險自付額──新加坡有2,400多人支付了超過10,000新幣（新台幣213,100元）。台灣的國民健康保險保費為4.69％，新加坡國民醫療儲蓄計劃（Medisave）的保費則高達8％至10.5％，但在1,030億新幣（2.2兆新台幣）的總額中，只有1％用於直接醫療費用。台灣國民健康保險收取的保費則主要是醫療所需的。
而大部分新加坡中央公基金（CPF）的退休基金，也用於支付公共住宅費用，使新加坡老年人在2018年的平均每月退休金只有355新幣（新台幣7,565元）；其中74％的人都低於500新幣（新台幣10,655元）。而新加坡CPF收入的部分利息將不退還。相較之下，台灣的勞工保險支付新台幣16,179元（新幣760元），而退休公務員的最低保額則是新台幣32,000元（新幣1,500元）。新加坡的公共住宅只有99年的租期，其總開發成本的60％包含了政府實際上擁有的土地成本。租約期滿時，新加坡人將不能獲得賠償。
土地成本、國民醫療儲蓄計劃餘額和未退還的CPF利息，全部都投入了由新加坡政府投資的公司──GIC與淡馬錫控股。GIC的主席由總理李顯龍擔任，而淡馬錫控股則由他的何晶妻子擔任主席，這是導致新加坡人缺乏社會保護的一大問題。
學術界人士估計，65歲以上的新加坡老年人需要1,379新幣（29,385新台幣）的基本生活費用，而55歲至64歲的新加坡人則需要1,721新幣（36,675新台幣）。 然而，新加坡的勞工中有16％的收入低於2,000新幣（新台幣42,620新台幣），而55歲以上的人更有近45％的收入低於此一水平。因此，中、低收入的新加坡人實際情況比台灣人更糟。
新加坡人當然會感到不滿，但他們害怕遭到政治報復。在一項關於是否害怕自己國家的調查裡，新加坡於37個國家裡排名第二高。
上個月，台灣才有勞工部官員因涉嫌透過勞動基金炒作股票而被逮捕。但這樣的逮捕在新加坡根本不會發生，因為威權體制缺乏監督機制，所以新加坡政府當然是清廉的。但是新加坡不是天堂，而是當代奴隸制的極端。
台灣雖停滯不前，但回到專制主義卻無濟於事
我在台灣已經4年，我可以理解台灣人的情緒。儘管台灣的薪資與新加坡的生活成本相比「CP值」更高，但台灣的最低薪資仍然較低。在其他人均GDP與台灣類似的國家，例如斯洛文尼亞，最低薪資和薪資中位數也更高。
台灣的生活成本是韓國的70～80％，但最低工資24,000新台幣，僅是韓國的一半（約47,000新台幣）。如果按照韓國的最低工資與生活成本，台灣的最低工資應為新台幣35,000元，但仍有近40％的台灣工人收入低於這一水平。實際上，將近60％的台灣人收入低於韓國的最低薪資水準。
但是，台灣人誤會的是，新加坡GDP的增長是來自新自由主義驅動的收入不平等，而非因為新加坡政府治理得好。新加坡公司（其中許多是政府擁有）價格和利潤的提升增加了人均GDP，卻損害了勞工的權益。
但是台灣與新加坡並沒有什麼不同。台灣與新加坡的薪資，是發達經濟體中最低的，但收入排名前10％的收入卻是最高的。這是財富不平等（不要誤會是收入不平等）。幫助新加坡表現優於台灣的不是專制主義，而是新自由主義。
威權主義的問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這可以防止人們提問──范國瀚、許淵臣、梁實軒和我，以及其他許多被人民行動黨政治迫害的人，都談到了勞工、移民權利以及政府財政等問題。
威權主義可以控制媒體，將政府描繪成它希望被全世界看到的樣子。專制中國在去年11月宣布他們已經消除了絕對貧困，但事實是，根據估計，中國城市的相對貧困率仍然高達20％。而且，中國的威權主義被用來限縮境內少數民族（內蒙古、朝鮮族和回族穆斯林）的權利以及批評、破壞香港的民主制度，如同他們對印度、尼泊爾和不丹的入侵。
今天的香港可能成為未來的台灣，而今天的新加坡就是過去的台灣。當權利受到侵蝕時，香港未來將會是什麼模樣？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對待新加坡人民的方式，就是國民黨過去以戒嚴法律對待台灣人民的方式。現在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就是台灣過去的國民黨。威權主義是行不通的──不論是在新加坡、中國和台灣都不行。
用新的視野進入台灣，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台灣。這對我從新加坡的威權體系直接進入民主台灣也有幫助。我對威權主義的危險仍然保持著高度警覺──它在我心中仍然鮮活，而且在過去的30年內，並未像在台灣那樣減弱。
台灣民主化的不和諧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們知道台灣正在經歷民主化進程，那麼事情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民主化帶來了最初的「媒體戰爭」，因為不受媒體專制國家控制的自由，帶來了無限制的媒體競爭，儘管一開始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效應，但媒體最終會成熟。
雖然國民黨已失勢，但仍延續其生命，政治的對立將有望演變為多黨制。
我認為，當一個被壓迫了數十年的人獲得自由時，新獲得的自由與過去權利被剝奪的感覺，將使他在獲得權力時更可能傾向自利與自我保護。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平等和社會意識，才會產生對彼此更多的關注，但這是需要數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過程。歐洲的民主化就花了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
台灣也面臨中國威脅的挑戰，將注意力集中在抵抗中國上。台灣社會陷入了困境。關於勞資問題的討論，社會大眾往往處於劣勢之中，但卻又必須要為自身在國際上的身份和認同而努力。
更好地利用台灣民主來推動改革
但是台灣人需要記住，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韓國與台灣幾乎在同一時間擺脫了威權統治，但強大的工會力量，使韓國的基本工資從2005年以前與台灣差不多的水準提高到現今台灣的兩倍，成為亞洲第二高。
這不是要回顧威權主義的過去，而是要考慮如何加速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使得「民主」對台灣人來說更加有意義。青年如何團結起來爭取更高的薪資？勞工如何被賦予權力以爭取更強的工會權利？台灣人如何對純粹的利益考量，實現勞動權益的平等？
雖然新加坡的政治壓迫使新加坡人似乎難以反抗，但在2020年的選舉中，確實有更多的聲音，反對人民行動黨對在野黨政治人物辣玉莎（Raeesah Khan）的攻擊，以及任意使用反假新聞法抹黑在野黨的淡馬亞（Paul Tambyah）。
儘管新加坡的非政府組織過去因為害怕受到政府報復，而傾向不支持彼此的行動，但這兩年由青年創辦的新團體如「新加坡氣候集會」（SG Climate Rally），一直積極參與聲援香港受迫害的民主派分子，甚至關注泰國的抗議活動及全球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一位進步派人士告訴我，新加坡年輕人的聲音越來越大，這反映年輕人過去幾年目睹不公正及迫害的感受。瑞典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發起的全球氣候罷課以及香港的抗議活動，也激發在網路時代成長的「網路世代」聲援。
台灣人無需向新加坡或其他形式的專制政府尋求解答，台灣已經有了民主，也有了自己。就像Greta發出火花的方式一樣，台灣年輕人需要在自己的內心中找到力量，激勵並學習使自己的民主，發揮自己的優勢。
新加坡不能提供台灣解答，台灣就是台灣，現在該是台灣停止在外部尋找希望，轉而在內部尋求壯大和改變的時候。
現在該是台灣年輕人站出來的時候了。
（作者為風險中心〔The Risk Societ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助理研究員、作家與社運人士。本文英文版刊登於「天下英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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