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4日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開始，整個歐洲也跟著劇烈震盪。不管是個人或政府層級的計畫，全然趕不及子彈狂掃的速度，而砲火肆虐下的廢墟場景，更是讓人們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70多年的安全感全部歸零。
據統計，目前德國已收留近15萬名烏克蘭難民。幾天前在電視上看見一批批難民抵達柏林車站，由志工協助轉運、安置的畫面，而在我身處的海德堡，周遭的人都已與難民有了不同程度的連結。
先生得知波蘭湧進大量烏克蘭難民，緊急聯絡了住在波蘭的同事，才知道他家接收了14名難民，附近鄰居的住所也是人滿為患，我們立即匯款捐助，支援額外開銷。9歲的老三班上迎來烏克蘭學童，她清點了自己的零用錢，並且尋找製作手工藝品的點子，希望能義賣籌款。前幾天，我在工作的國際學校與校長談話時，她接到一通緊急電話，需要臨時收容四名烏克蘭學生，負責他們的食宿與就學。到了週末，則是小女兒的好友麗芙到我家過夜，因為她家即將接待一戶四口之家，父母趕著把客廳隔出一間雙人房，孩子的臥室也需要擠一擠。小女孩害羞地說，自己要跟不認識的烏克蘭女孩相處一段時間，但眼神卻透出理解的善意：「因為戰爭，他們什麼都沒有了……但我還有床可以跟她分享。」
德國「同理心復興」：烏克蘭難民的需求，幾乎被秒殺解決
住家附近的主要道路旁邊，已經放了各式物資收集箱，時不時有志工蹲下來進行整理，或者開車將物資送到據點，甚至還有直達波蘭與烏克蘭邊境的小卡車。而週日的公園則是居民自發烘焙糕點義賣，籌措救援基金。有人申請留職停薪兩週，租來十人座廂旅車，由鄰居們贊助油資與物資，在波烏邊境來回救援與接送難民。小孩玩耍的遊樂場台階上，4、5歲的女孩們群聚用粉筆畫出烏克蘭的國旗與愛心，休閒公園的塗鴉牆上貼滿孩子手繪的向日葵與和平標誌，以及對和平的期望。
點開社區網站，置頂的是援助烏克蘭的頁面，幾乎每十幾分鐘就更新訊息：「一名孕婦與兩名年幼小孩，有誰家還有空房？」「半小時候車站會有4組家庭抵達，誰能夠安排接送？」「一家5人目前滯留在華沙，帶著7歲自閉症孩子和2歲半雙胞胎，需要醫護早療機構與住宿，誰能伸出援手？」「158公分的男孩急需保暖衣物與鞋子，誰家可以貢獻？」「下午出發至烏克蘭的醫療物資已籌備好，回程會接10人回來，請問誰能騰出兩間空房？」「急需兩張摺疊沙發床」……
募款、物資、交通工具與志工的需求訊息，幾乎都被「秒殺」解決，至於床位與住所等設施則是透過人際網路串連，半天之內就能找到空房。整個頁面都是各家盤點自己可以釋出的食衣住行資源，甚至轉載幫助難民就醫的管道，與心理學家的「創傷敏感指南」，提醒志工們以「同理」取代「同情」。畢竟在普丁下令砲火攻打的前一刻，這群難民與我們無異，皆是獨立存在且自信的個體，擁有自己的專業、工作與家庭，也有思想、言論與免於恐懼的自由，只是普丁企圖掠奪的不僅是烏克蘭，更是所有烏克蘭人的自我形象與感知，而後者則是人道的物資救援之外，我們必須給予與尊重的，並且耐心聆聽他們的故事。
整個德國社會，似乎集體總動員地投入難民救援工作，不僅在志工人數上，就連年齡、階層跨度，都超越先前的難民潮。許多70、80歲的長者自告奮勇組成志工團隊，特別是由會說俄語的人擔任第一線接待人員與翻譯。而向來極度重視隱私、把家視為城堡重地的德國人，甚至願意打開自家大門分享私人空間，更是自我安全感的挑戰。近日媒體將之稱為「同理心的復興」，認為德國與歐洲各國正以此將原本分崩離析的歐洲重新整合起來。
俄烏戰爭，觸動德國社會二戰後的集體創傷
然而，德國積極救援與收容難民的行動背後，不僅是金錢、福利資源與人力的付出，以及打破生活慣性而已，其實更隱藏著巨大的心理成本。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一幕幕暴力血腥、殘忍毀滅的畫面，所召喚出的「創傷症候群」（PTSD），對於經歷過二戰的當事人而言，無異是噩夢重演。近日心理醫生門診就出現許多高齡者，為了失眠與心悸而就醫求助。
根據民意調查機構Forsa於2018年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2,025名擁有投票權的公民中，17%的人表示他們對俄羅斯感到恐懼。若將這群人以東、西德來劃分，西德人比例更高出4%。德國在戰後一度遭到蘇聯殘忍報復，凌虐、性侵等血淚事件，成為不少家庭隱藏的傷痛。
而這些身體的傷，心裡其實都記住了。即使戰後出生的世代並沒有親身目睹過戰爭的殘酷，卻隱微地複製了上一代面臨分秒生離死別的恐懼，以及被剝奪所有後的匱乏感。換言之，德國人即使當下進行著收容難民的工作，但在心理與無意識層面，其實也正集體承受戰爭的創傷。
「戰時兒童」一代代複製未解決的創傷
德國研究人員將1929年至1947年間出生、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經歷過二戰的人稱為「戰時兒童」（Kriegskinder），他們在廢墟之中挨餓成長，有人失去父母、至親，有人則是面對從戰場歸來卻身心破敗的父親，以及「創傷症候群」所帶來的家庭暴力。在壓抑、悲傷與緊張的家庭氛圍中，他們困惑地看著家族長輩時而面色凝重，時而交頭接耳小聲討論禁忌話題。
這群「戰時兒童」在積極建設的社會氛圍中，被迫成為機器般的沉默勞動力，並且被成人要求對過去種種噤聲、遺忘。悲傷、羞恥和內疚感，全潛抑、扭曲成情結，不僅導致自身情感與情緒的解離，也帶來許多身心健康問題。目前在德國已累積為數可觀的「戰時兒童」世代身心行為研究，其中有四分之一心理素質脆弱，並伴有關係障礙；十分之一有嚴重焦慮、抑鬱症、睡眠障礙與抽筋，以及長期不知名的發炎、慢性疼痛與心臟病。
我的公公正是「戰時兒童」的一員。德國戰敗前5個月，當時15歲的他，繼兩名兄長各被徵調到法國阿爾薩斯與蘇聯戰場並且陣亡之後，也以少年兵的身分被送上法國戰場。戰敗後軍隊潰散，他花了1個多月的時間，邊乞討邊走回西南德的小山城。他生前為德國經濟發展辛勤效力，每天清晨4點就進工廠，中午2點下班後，繼續在自家經營的水電行工作到深夜，終日沉默寡言，與家人少有互動。即使工作提早結束，他也寧願獨坐在汽車裡發呆。58歲罹癌後，依然繼續工作，甚至過世當晚還忍著疼痛，在地下室的辦公桌上算帳、準備隔天要去施工現場的材料。
至於我的婆婆，則是多次在我詢問二戰故事時露出不知所措的茫然眼神。即使最後抝不過我的請求，神秘兮兮地自床底下拿出裝滿文件、照片的餅乾盒，還不自主地左右查看，彷彿害怕被人發現。她生前向我透露，他們這一代「戰時兒童」最好的善終，就是在農田上耕種直至倒下死亡的那一刻，「將過去一切像馬鈴薯般，都埋進黑暗的地底。」
然而，未解決的創傷並未就此入土。「戰時兒童」世代的不安與壓力，經常造成家庭關係緊張與親子疏離，他們的下一代大多出生於1955年至1977年間，成為一群對自我嚴苛、卻又善於討好父母的孩子，因為他們最常聽到父母嫌惡地指責：「你們真是太好命了！」「別不惜福！」「沒讓你餓死就很好了，還挑食！」
這些慣性的碎唸如同緊箍咒，對於台灣五、六年級生來說，也頗有既視感。雖然身處經濟成長期，得到相對較高的物質享受，但卻不時被父母繪聲繪影恐嚇著戰後物資匱乏與挨餓的記憶，過著與家庭所得不符的「刻苦」生活。或者，父母以埋頭拚命賺錢來逃避創傷，也因此無法提供孩子充足的保護和安慰，更遑論肯定、支持。
我也曾經瞠目結舌的看著德國先生在吃完一罐普通優格後，煞有其事地將瓶蓋與罐子舔刮得乾乾淨淨，一邊碎念「我小時候這個很珍貴呢！」但想想自己，有時也會單純為了「沒吃完太可惜」而勉強自己塞進明明超出食量的食物，好像心底深處害怕下一餐沒有著落似的。我們缺乏的，其實是自己可以「理所當然被愛」的自信，而腦袋裡更彷彿住著一位嚴苛的指揮官。
積極投入救援，讓過去的無助化成力量
現實中的戰爭雖然總會結束，但戰爭在個人心中烙下的陰影卻如同黴菌蔓延，並將觸鬚伸向下一個、下下一個世代，成了某種家族遺傳，甚至擴展成社會的集體無意識。對此我們卻一無所悉，只有再次面臨像戰爭這樣的極端現場，才有跨世代療癒的可能。
隨著戰事升溫，媒體大肆播出前線的血腥慘況與難民潮，許多心理治療師也紛紛警告關注「戰時兒童」世代的創傷問題，以及戰後第一代的童年缺失經驗。然而，危機即是轉機，專家學者也同時觀察到，跨世代投入救援難民的過程，亦可以作為集體無意識進行創傷療癒的歷程，但前提是帶著意識覺察，才能避免將無助向外投射在難民身上，以及將助人侷限在補償行為。
正向的「移情革命」，是將過去的無助透過行動喚回力量，也於體貼、善待與陪伴難民暫時在異國就業、上學的自我增能復權（empowerment）過程，同時修復自身過去的自我認知，亦即肯認在最艱困時自己仍保有的韌性。而最關鍵的是，這場充滿既視感的戰爭，可能是「戰時兒童」世代說出親身經歷與創傷的機會。年輕世代的兒孫在第一線救助難民時，有必要帶著同理共感去切身體會祖父母曾經的生死邊緣經驗，並適時開啟對話，打破世代間長久以來保持沉默的禁忌。重說生命故事，不僅能跨世代處理家庭乃至社會集體的恐懼與匱乏課題，從而深度連結，更重要的是，這場公眾的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將累積成為社會的重要心靈資產，成為面對世局的精神力量。
看過一則故事提到，一位逃難至德國的烏克蘭人，倉皇中瞬間明白曾經是「戰爭兒童」的俄裔祖母，為何終其一生焦慮不安，稍有風吹草動就緊抓著護照，彷彿隨時準備驚惶逃難，並失神反覆喃喃碎語：「Wojna pokaschet！」
「Wojna pokaschet」這句俄羅斯諺語意謂：險峻的戰事能激發人求生的本能，從而在腎上腺素催發下看清方向、自保逃命。但從深度心理學的集體無意識來看，更持久的戰場其實是存在於人心幽暗與柔軟之處，而最具致命的武器，則是創傷症候群的世代折磨，唯有直面與肯認這具有核爆級的殺傷力，才能於內在的焦原戰土中，奮力而起找尋療癒的生機。
從這個角度看來，德國全境火車站裡熱切且不分老幼的德國志工，與剛下車滿臉惶恐茫然的烏克蘭人，其實是都是在這場戰爭中，共命尋找內在「非暴力」，以及世界和平出路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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