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難之後：背著創傷活下去的人，怎麼面對後來的人生？｜麗．塞爾斯（Leigh Sales）／獨評讀好書

1990年代的我還是個初出茅廬的記者。對我來說，那時候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似乎都比最近的新聞頭條更令人難忘，或許是當時對這份工作仍有新鮮感與興奮感。

那段忙亂的歲月裡，有一張知名新聞照片我至今記憶猶新。那張照片是一個身著西裝的男子，深色的頭髮梳得很整齊，剛從教堂裡走出來。手裡拿著三支鳶尾花，其中一隻手的手腕上有一個亮粉紅色的髮圈。他的眼睛往下看，痛哭流涕，表情哀戚。他的兩側各有一位男士攙扶著他，其中一位正在哭泣，另一位非常嚴肅。他們半護半抬地帶這名悲痛的男子走出教堂。

照片中的這位男士叫華特．米卡奇（Walter Mikac），當時他剛參加完1996年亞瑟港槍擊案的追悼會，這場槍擊事件有35人罹難。若不算殖民時期，亞瑟港槍擊案是澳洲史上最嚴重的屠殺事件，引發備受爭議的澳洲武器法規改革。

華特寧可不要成為那張知名照片的主角，也不願成為全國焦點。1996年4月28日，那天華特去打高爾夫球，他的妻子娜南特（Nanette）帶兩個女兒去亞瑟港（Port Arthur）的古蹟遊玩，艾蓮娜（Alannah）6歲，瑪德蓮（Madeline）3歲。妻女三人聽見槍聲後想要逃離現場，這時有輛車在她們身旁停下。娜南特直覺認為對方能提供協助，於是走向那輛車。豈知下車的正是槍手，他開槍射殺了娜南特和她的兩個女兒。

發生悲劇之後

對當事人來說，概括的或然率無法提供任何安慰。1996年像米卡奇一家這樣住在澳洲鄉村，然後成為槍擊案罹難者的機率，可說是微乎其微。家人全數死於槍擊案的機率更低。但這件事就發生在華特身上，當時這位藥劑師才30出頭。

這個悲愴的經驗，使華特．米卡奇成為澳洲史上最有名的悲劇主角之一。沒有人想被貼上這張標籤，可是一旦這張標籤上身，就永遠也撕不掉。身陷撼動社會的重大悲劇之中，無論經過多少年，人生都不再屬於自己。事件滿週年時，會有記者來敲你家大門。發生類似的悲劇時，記者會請你發表看法。面臨「改變現況」的壓力，雜誌會刊登〈他們現在在哪裡？〉之類的文章。媒體對這些事件的高度關注，使我們以為自己想要了解這些新聞人物的後續消息，是出於真實的關心。

我會這麼熱切地想要了解他們的人生，還有一個原因。粉碎安全感的重大事件會令我們慌亂不安。我們會翻來覆去地思考它們，直到找到合理的解釋。愈震驚、愈可怕的事件，愈難想清楚。每個人的大腦都忙著尋找答案是理所當然的，但做為群體，我們會採取一些集體行動。災難登上新聞後，緊接著會出現更多關於大眾反應的報導。我們總是會獻花、安排紀念的地點、聚集在一起。

身為記者，我看過這種集體哀悼活動很多次，但現在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重大悲劇發生之後，群眾想追尋的到底是什麼？群眾為什麼會出現那樣的反應？群眾的行為，如何加深我們對自己的了解？非當事人的行為，對身陷事件風暴中心的人有何影響？

內心承受了痛苦，每個人還選擇避開他

在亞瑟港槍擊案滿20週年的幾個月之後，我約了華特．米卡奇在新南威爾斯北海岸的酒館吃晚餐。那是個下雨的夜晚，我望向窗外尋找他的身影。說真的，我有點害怕見到他。華特的遭遇，幾乎是我所能想像的最可怕的事。我怕聽他描述那件事自己會想哭，擔心我的表情藏不住內心的恐懼。

我知道這些年來，有許多人把華特當成「亞瑟港槍擊案罹難者家屬」，而不是一個碰到可怕事件的正常人。我緊張得不得了，甚至如約會般準備了閒聊的話題。（我看到他喜歡園藝的報導，所以準備了幾個種植物的小故事。也猜他應該喜歡看澳洲職業足球賽，因為是墨爾本人。）

在侷促地把玩餐具時，我看見華特在對街停好了車，穿過馬路向酒館走來。他在襯衫外面套了一件淺灰色帽T，相貌跟20年前差不多，只是頭髮好像少了一點，稍微發福了些，但瀟灑依舊。

我們握了手之後，我一邊滔滔不絕說出預先準備好的開場白，一邊暗自祈禱自己看起來不會太傻頭傻腦。我們各自點了晚餐，華特點了東方扁蝦（Moreton Bay bugs），我點的是肋眼牛排。事實證明，我的擔心都是多餘的。華特很健談，緊張很快就煙消雲散。

原來我不是第一個害怕跟他聊天的人，案發後的那一年，華特外出購物時偶爾會碰到女性一認出他後就潸然淚下，然後一語不發快速離去。他的遭遇可怕得難以想像，就連親近的朋友也不敢面對他。

「我說的這位朋友，」他告訴我，「他叫做道格（Doug），我們時常一起打板球，他女兒在我的藥局工作。有一天我走在街上，看見他朝我迎面走來，一看見我他就立刻轉身往另一個方向。我當時必須快速決定該怎麼做？如果讓他這樣走掉，我們很可能會絕交。所以我加快腳步。我加快腳步時，他幾乎拔腿快跑。我追上他，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他轉身的時候已是淚流滿面。我告訴他：『沒關係，道格，你什麼都不用說。』」

雖然我完全明白道格為什麼要跑，但想到華特承受這麼多痛苦之餘，還要負責安慰其他人，實在太可憐了。這讓我想到麥克．史賓斯說過的話，儘管他才是最痛苦的那個人，但他必須消除同事看到他時的尷尬。華特說失去家人之後，朋友因為擔心見到他時不知道該說什麼或做什麼而躲著他，這是最令他難受的事。

「你覺得對方是真正的好朋友，你們也一起經歷了許多事，現在他們卻躲著你，這很傷人。」華特說，「雖然你大概能理解，但同樣地，這也是一種失去。你原本就已失去親人，現在其他人對你敬而遠之，反而讓你失去更多。其實不管他們說出口的話有多糟，都不會比發生在你身上的事還糟。所以比較好的作法是讓你知道只要有需要，他們隨時願意幫忙。他們只要一直陪著你，就是最重要的支持。」

看盡了別人的目光，還是覺得世上好人比壞人多

除了部分朋友做不到這件事之外，華特發現不顧別人感受的陌生人也很恐怖，那是一種強烈好奇心與恐懼的綜合體。

「你能感覺到別人的目光，或是聽到他們對你的現況說三道四。這很令人難受，因為你不可能每一分鐘都感到哀傷。」他說，「有時候我會跟弟弟去墨爾本的夜店，當時弟弟們都還單身。有些人看到我開懷大笑或開玩笑，在舞池裡開心跳舞的時候，他們真的會說：『你已經走出來了嗎？』或是『你已經好多了嗎？』我會說：『這只是一種散心的方式，打發時間而已。』」

華特告訴我，他覺得自己彷彿活在金魚缸裡。「路人會突然走過來，沒頭沒尾地對我說：『你不是那個家人在亞瑟港被殺光的人嗎？』這種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這種話，他們想都沒想就脫口而出。看見你的車停在某處，就自己胡亂揣測。旁人不只一次以為我在藥局裡過夜，還說我應該是撐不下去了。」他回憶道。

華特沒有直接說出口的是，別人懷疑他可能會自殺。其實當他們如此猜測的時候，真正在思考的是：如果我是他，我會不會自殺？於是，我對他提出一個非常直接的問題，因為如果我不問出每個人心裡都在想的那些問題，那我只是在浪費他的時間，浪費這本書每一個訪談對象的時間，也是在浪費讀者的時間。

「最清楚怎麼自殺，也最容易取得自殺藥物的人就是藥師，」我說，「你為什麼覺得人生還值得活下去？」

幸好華特似乎一點都也不覺得這個問題很無禮。「我一直想到其他罹難者家屬，」他說，「我心想：這些家屬都在艱苦奮戰。他們很心痛，因為他們的孫子或外甥女死了。我覺得我不能這麼做。這件事已經造成夠多傷害。當然我的意思不是從沒想過自殺，只是這種作法實在很糟糕。我一直懷抱著希望：雖然今天或這個星期很難熬，因為訴訟仍在進行，而且這是個充滿創傷的過程，但等到一切結束之後，說不定下個星期我可以走出去創造新的回憶，或是跟其他人分享生活體驗，那就太好了。」

華特告訴我，儘管承受著巨大的痛苦，有時候他覺得自己很幸運。「我拜訪過一位女士，她叫卡羅．洛頓（Carol Loughton），槍擊案那天她也在咖啡館裡，但她的女兒沒有逃過一劫。」他說。

那天卡羅．洛頓在寬箭咖啡館裡（Broad Arrow Cafe），那是槍擊案最慘烈的現場之一。她本身除了受到嚴重槍傷，心理也遭受重創，因為她的女兒慘死在她面前。

「我每次去看卡羅，都覺得自己很幸運。雖然我失去了娜南特跟兩個女兒，但至少我沒有受傷。只要振作起來，我的人生就能重新開始。」他說。

當然，要振作起來並不容易，有時近乎不可能。雖然有些陌生人跟朋友缺乏同理心，但社群也發揮了超凡的凝聚力。槍擊案發生後的那幾個星期，天天都有人送食物到華特家。華特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慰問信，數量多達三千封。還有各種禮物：絨毛玩具、宗教物品、大額捐款。澳洲藥局公會（The Pharmacy Guild of Australia）特別慷慨，華特悲痛到無法上班的那段時間，他們徵招澳洲各地藥劑師來幫忙看顧華特的小藥局。

「我覺得愧不敢當，」他說，「這證明世上的好人比壞人多很多。這件事確實恢復了我對人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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