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認識的第一位紀錄片導演曾文珍，用遠距科技將她的最新作品《逃跑的人 The Lucky Woman》從台灣分享給居住在日本的我。中文標題《逃跑的人》坦承直接，單刀直入。片中記錄著幾位所謂的「逃跑外勞」在她（他）從雇主家逃跑後的生活點滴，寒冷與溫暖、悲傷與喜悅、壓力與放鬆、辛酸與小確幸；也記錄著他們在家鄉的家人與他們的牽絆與遠距互動，及他們歸鄉時的情境。
在現今的制度下，移工沒有雇主的同意不能轉換工作，選擇「逃跑」，也就是跟雇主不告而別的移工，則會失去在台灣合法的居留權利與工作權利，他們在台灣的存在與任何活動都成為「非法」。
「逃跑」現象的發生，與制度無法對應個人選擇需求有極大關連，選擇「逃跑」的移工背後也有著綜合多元的原因。但不論如何，在異鄉選擇成為「非法」身分之路實為下策，導演文珍卻選擇了《The Lucky Woman》作為紀錄片的英文標題。「Lucky」（幸運），這字直鑽我心。實為下策的「逃跑」選擇，談何「幸運」？
逃跑路上的幸運
是，片中的女性主角草雲，她與片中其他身心嚴重受創或只能化為一小罈骨灰歸鄉的移工比起來，是幸運的。「逃跑外勞」由於其非法身分，不但要擔心隨時被警察等行政機關追緝，尋找工作也更有可能會被欺瞞壓榨，身體不適也無法使用全民健保到醫院看病，工作及生活都難以安定。但草雲縱使遭遇過欺騙，也嘗盡各式工作辛酸，但她總能幸運找到工作，也曾幸運遇到視她如家人的雇主，以非法身分在台灣生活了10餘年。
縱使她痛苦面對在他鄉與父親的死別，她幸運的幫助也想到台灣的妹妹來到台灣工作並互相扶持，也幸運的找到有人為她安排母親及兒孫來台觀光，並享短暫團圓之樂。縱使她健康上有各式問題，但她幸運的熬過最艱難的時刻，並能幸運的帶著4,094天的逃跑歲月歷練，安全回到家鄉。縱使她在台灣工作日夜辛苦，她幸運的將她的長年血汗換成一間與兒孫同堂的居處。縱使她嘗盡人生百味，她幸運的在台灣磨練出各種能力，並在家鄉新創人生職涯。
除了幸運，在片中可也看到「逃跑外勞」的堅韌生存意志與支撐他們生存的各方人物。草雲為了生存，即使身體嬌小也扛起水泥蹣步走在工地之間。她遇險也不放棄自我，奮力保護自己。她對視她為家人般的雇主認真負責，陪雇主走完今生最後一里荊棘之路。她努力照顧自己，也持續扛起家鄉家人的生活。她廣交朋友，設法幫助他人，更開啟自己的一面天空。
而片中的另一主角，維興，他逃跑之後仍努力在小工廠工作，拿起並不熟悉的畫筆在紙上牆上作畫，用畫作表現出難以輕易說出口的意見與壓力。他抒情多感，心繫家人，珍惜房東等對他照顧有加或釋放善意之人。
台灣社會對「逃跑外勞」一詞，往往有非法、危險的莫名不安感。一般認為他們由於身分處於「非法」，只能在社會黑暗地帶工作，對治安有害。但片中紀錄的「逃跑外勞」有著超出一般想像的多樣性，也讓我們看到他們為人子、人母、人父的一面。在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逃跑外勞」的交友非常多元，為他們擔心難過、期盼他們能過更好的，並非只有家人與同鄉人，也包含在他們身旁的台灣人同僚、雇主、房東、或是只是偶然相知之人。
她是逃跑外勞，卻也是我生命的貴人
然而，看著影片，我眼底映著的不光只是他們，也看到了並沒出現在鏡頭上的我自己。很幸運的，我也認識草雲。我保存的2017年的記事本上，清楚的記錄著：2月15日星期三，「10：00AM 文珍 草雲」。
那一年，我為了博士論文的研究，排開工作回到台灣一個月，開啟了我人生第一次的正式田野調查。回台灣前兩天，我的指導教授不管我如何費力說明我的研究計畫，他告訴我：「逃跑外勞才應該是妳的研究重點！」
長年居住在日本的我，由於工作因素，很難長久待在台灣，連要認識合法身分的移工都非常不易，更何況是一般難以接觸的「逃跑外勞」。我帶著毫無頭緒的課題回到台灣，問了幾個藉由研究認識的朋友，是否認識任何逃跑外勞？一位長年接觸移工議題的朋友，給了我文珍導演與草雲的名字，說可幫我問問看，但不能保證。
那個星期天，我坐在北車地板上，一面享受著與偶然相識的印尼移工妹妹們相談甚歡的時光，一面思慮著如何才能在只剩兩個星期的在台期間多做研究訪談。然後想著：誰會冒自身安全說自己是「逃跑外勞」？去哪找？我先逃跑算了！
「嗨！妳是在研究移工議題做田野嗎？我第一次看到妳，看了一會兒，想說也跟妳認識一下」文珍導演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在記憶中已經不甚精確，但大概就像這樣。我不認識她，但對田野調查一點也不孰悉的我來說，任何願意跟我說話的人都是貴人。我劈哩啪啦的解釋我是誰，我在做什麼研究，遞出我的工作名片，文珍也很善意的遞出了她的名片。「文珍！妳就是紀錄片導演文珍！我朋友說妳認識草雲！說要問妳可不可以介紹草雲讓我認識！」然後，3天後的早上10點，我與才剛認識的文珍到了草雲家，坐在影片裡也有拍攝到的彩色格子沙發椅，見到了有生以來第一位認識的「逃跑外勞」。
我稱草雲為草雲姊，因為她成熟大方，讓我直覺她像很能照顧人的大姊姊。文珍當天很忙，跟我們聊了一會，一起吃了中飯就離去了。而我，在第一次拜訪的草雲姊家一待就待了11個小時，吃了兩頓草雲姊的美味越南餐，還多認識了兩位也是「逃跑外勞」的越南妹妹，其中一位就是我之前在獨立評論投稿敘述過的才女小惠。三天前還不知去哪找「逃跑外勞」的我，在一天之內就認識了三位。
三個月後，我將她們三人的訪談內容整理發表於日本學術研討會；半年後，我將她們三位的選擇連結台灣移工政策及長照課題加以分析，幸運的成功投出了我第一篇外部審核論文，讓我有勇氣衝刺在博士課程三年內寫出博論、拿到學位。
不在片中卻在其中的我
然而，除了幸運，跟片中記錄的「逃跑外勞」一般，我同時也是靠著生存意志還有支撐著我的各方人物，才能順利完成我的博士學位。而我的生存意志與支撐，又有一大半是來自「逃跑外勞」的姊妹們。在我想從論文、工作、及生活壓力中逃跑時，想起她們說過，「如果能有別的選擇，她們不會想逃跑」，就會提醒自己還擁有廣大的選擇空間，還能走下去。在我受打擊感覺強烈沮喪時，想起她們處於如此不安的現狀，卻仍努力開朗面對每一天，就會恍然了解自己的煩惱根本渺小如毫毛，無須失落。
在草雲姊家認識的小惠曾對我說：「小小的螞蟻也珍惜自己生命努力活下去，更何況是我們人。不論何時都要珍惜現在所有的，努力走下去。」與她們的相識，不光只是完成了我的研究挑戰，更從她們身上學到了人生哲學與生存意志。
介紹文珍導演及草雲姊給我的朋友看完紀錄片說，「紀錄片沒有我的鏡頭，我卻一直看到當時的我自己。」而我，也一樣在片子裡看見了我自己：我看到那個為了打開受挫人生中可繼續邁進的一絲線索，到處尋找機會，並幸運的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考進了博士班的我；看到了對於尋找訪談對象毫無頭緒，卻在幸運的機緣下順利進行田野調查的我；看見了緊張又興奮的跟著文珍導演拍攝草雲等人半夜送物資到桃園機場支援越南災區，經歷著種種從未想像過的體驗的我；看見了當時的我的生活點滴，寒冷與溫暖、悲傷與喜悅、壓力與放鬆、辛酸與小確幸，也看見了我在台灣與日本的家人一邊擔心我的安全與健康，卻仍支持我繼續走自己的選擇，在松山機場、羽田機場的一幕幕分離之苦與團聚之喜。活著，而且還能繼續走下去的我，也是「Lucky Woman」。
《逃跑的人 The Lucky Woman》雖訴說的是失去合法身分的「逃跑外勞」之選擇及其生存故事，且不論他們的選擇是否合法，是否正確，紀錄片也同時述說著每一個認真面對自己選擇並努力活下去的人的故事。文珍說，「我覺得我們也是《逃跑的人》，這些來台工作的女性，幫我們扮演這些角色。」他們其實就是我們，努力活下去的我們。
（作者為國立宇都宮大學國際學博士、國立宇都宮大學國際學部附屬多文化公共圈中心協調員、相模女子大學國際醫療福祉大學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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