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5月18日，在新竹發生一起印尼女性外勞刺死早餐店老闆娘的命案。我會注意到這件事情，是因為一個朋友的臉書上貼的關懷這位外勞的訊息。後來我去查媒體的報導。中央社說：「警方調查，Amy於3年前來台打工，後來逃逸，到林女的早餐店工作4個月，去年底離職，目前在峨眉鄉一間餐廳打工。」根據蘋果日報，「不滿前雇主積欠薪水......老闆與老闆娘長期對她言語侮辱並暴力相對，而且從去年6月到12月，老闆娘巧立各種名目扣她薪水，原本該領到15萬6千元，卻只領到2萬2，『老闆跟老闆娘還罵我爛貨、連狗都不如』甚至拳腳相向，但因為自己是逃逸外勞，沒有辦法向警方求助。但死者媽媽反駁，老闆夫妻對員工都很好，不可能做出虐待的行為，『店裡的工讀生都可以作證』，直指一切都是兇嫌自行捏造。......縣長邱鏡淳聞訊後表示，未來會加強稽查營業場所，並重罰非法聘僱外勞的雇主，希望能夠藉此杜絕逃逸外勞的歪風，同時也保障合法外籍勞工的工作權益。」
另一個蘋果的報導：「女嫌Ani（三十三歲）來自印尼，前年三月申請來台工作，同年八月被通報逃逸，去年八月透過仲介違法到林女店裡工作，月薪兩萬六千元，林女去年底以精神異常為由辭退Ani.......林女丈夫說，去年八月透過仲介非法僱用Ani，Ani逐漸出現精神異常、喃喃自語，夫妻倆認為她不太適任，才在去年十二月辭退，並非故意刁難，當時每月都將月薪兩萬六千元交給仲介，『該給的一毛都沒少！』不清楚仲介有無按時給Ani；仲介向警方表示，除了首月的兩千元介紹費，其餘薪水都按時給Ani。」（以上的粗體字都是我標的）。
這事件雖然很不幸，但我卻不感到意外。我當然無從知道究竟這些報導的背後，Ani的話有多少真實性，而老闆與仲介是否有說謊。我們甚至並不知道她當初為何「逃逸」而來到這個早餐店。有一些網友把這個案子連結到湯英伸事件。但這事件的調查與審理還沒有結束。一段時間之後，我們或許能夠知道更多真相。看完這些報導之後，我的感想是制度殺人。長話短說是：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
關於這個外勞殺人事件，我要質疑的是：為什麼有所謂的「外勞逃逸」？所謂的逃逸是說，外勞的工作是仲介找的。一旦與雇主完成契約之後，外勞轉換雇主必須是非常特殊的情況（如雇主或受看護者死亡，或是雇主關廠、歇業、積欠薪資等等，詳見就業服務法第59條）。後來有規定如果勞資雙方合意，可以提供工作切結書就可以轉換。然而，想要轉換雇主的外勞，必須再透過仲介一次，而且不一定找得到新雇主。台灣的外勞制度有一定的配額。當外勞轉換雇主之後，雇主的配額雖然不受影響，但會有一個等待新外勞的等待期，於是降低答應外勞轉換雇主的意願。又由於外勞一般都在工作前先繳了一大筆仲介費（包括給母國仲介跟給台灣的），而第一年薪資也有一大部分被仲介費（表面上或許不稱為仲介費）給拿走。於是想轉換雇主的外勞通常是遇到很糟的雇主，否則中途離職等於是前功盡棄並陷入債務漩渦，而轉換雇主也要再付一次仲介費，是雪上加霜。（關於更詳細的細節，請參閱藍佩嘉的專書：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所以，對一個外勞而言，如果遇到很糟的雇主，雇主不答應離開，或仲介也不予理會的時候，那麼就很可能會發生「外勞逃逸」。一個外勞一旦「逃離」了原來的工作，就變成非法勞工。於是下一個雇主，不論是自己找的，還是由別人「非法仲介」，他/她就是黑市裡的勞工，是非法的，一旦抓到就要遣送回去的。通常他還在一個債務漩渦裡。如果沒有賺回來就被遣返，會很不甘願。於是儘管非法，也要繼續在台灣撐下去。
問題的根源，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在於這個由跨國工資差異而來的「經濟租」大餅如何形成。在形成之後，又如何分配。第一，每個國家對於外勞可能有不同的「最高願意給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對於外勞人數的管控也會透過市場影響最高願意給付價格。拿新加坡跟台灣來對比。新加坡人的所得一般來說要高過台灣人，但是由於新加坡政府大量開放家庭幫傭，於是其願意給付價格跟台灣差不多。對台灣來說，其實這個願意給付價格被最低工資給定住了。現行的最低工資在20,000台幣左右。但在新加坡，一般家庭雇用外傭的市場行情在800星幣左右。折合台幣約18,000元。較富的新加坡家庭雇用外傭所付出的還略低於台灣家庭。對同一個外傭而言，其最低願意接受的價格的一樣的，於是台灣市場給出的經濟租要高過新加坡的。
第二，就分配而言，誰的權力大（經濟學稱為bargaining power，有人翻成議價力，但我仍覺得不適當），誰分的就多。配額是由合格的雇主取得。外勞要轉換雇主又必須取得雇主同意。仲介由於已經收了大筆仲介費，等於在這整個關係裡面已經先拿先贏。所以整個來說，雇主的bargaining power最大，仲介由於瞭解制度並掌握了個別外勞的關鍵資訊，其bargaining power 是其次。外勞則是因為高度的可替代性，於是其bargaining power 最小。然而，在台灣，最低工資卻又箝制了雇主的 bargaining power。所以這時我們會看到一個現象。一個非常競爭的仲介市場（台灣有600多家仲介），大家爭相討好雇主。各式的回扣、招待與福利（見藍佩嘉一書，第81頁）。於是，實質上使得雇主所付的小於最低工資。（這是市場機能力量的展現）。如前所述，台灣的「外勞經濟租」要大於新加坡的。於是來台灣的外勞所要付的仲介費一般來說也高過新加坡的。
這整個制度最主要的問題是：外勞沒有選擇雇主的權利。買賣的成立應是雙方合意，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則買賣就應該取消。在台灣，一個外勞要換雇主很困難，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認賠回家，但這對一個財務拮据、或負債累累的外勞而言，是一大折磨。這種強力的限制並非理所當然。我們的法律大可以改成，如果仲介可以幫你找到新雇主，不需原雇主同意就可以轉換。如果仲介轉介的意願低，那麼政府可能幫忙其中，讓一些非營利組織去做這些串連的工作。畢竟一個已經人在台灣的外勞與本國雇主的媒合，所需要的成本跟資訊內容要比從國外引進簡單多了。
這樣就能完全消弭「外勞逃逸」的現象嗎？其實也未必。這是因為，台灣之所以規定外勞轉換雇主需要雇主的同意，是政府希望確定外勞（或外傭）就是從事在「相關被容許的產業」裡。以Ani的案子為例，早餐店、餐廳其實是不可以聘僱外勞的。然而，有便宜的勞工，其實大部分的產業都歡迎。對這些不能雇用外勞的產業來說，需求事實上是存在的。相對於寄人籬下、看人臉色，沒有自由的全職幫傭生活，如果能夠找到一份「外面的」工作，如果薪水沒有比較差、又能夠相對自由的生活，這是吸引人的。於是供給也是存在的。所以，「外勞逃逸」的現象，一方面有雇主權力太大以至於可能「腐化」的推力，還有外在工作條件的拉力。我上面所提的建議，至少是一種消弭推力的方法。
另一個可能消減推力的方法，是模仿新加坡要求雇主付「安全保證金」（security bond）。這是說，就每一個外勞而言，雇主必須繳給政府5,000星幣（約115,000台幣）的保證金。如果外勞行蹤不明，那麼雇主必須趕快去找回來。如果在一定的期限內，雇主有花了力氣找了，則政府只沒收2,500星幣的保證金。如果雇主沒有花力氣找，則政府會沒收全額的保證金。也就是說，雖然新加坡跟台灣一樣，規定外勞轉換雇主需要雇主同意，一樣賦予雇主很大的權力。但是如果一個外勞因為不開心而逃跑，雇主在金錢上是會受到懲罰的。於是乎，雇主有動機對外勞好些，免得其太不開心而逃跑。這個機制其實很像租房子要先繳一些押金，目的在於促使房客不要把房子亂搞，否則押金可以沒收。
至於消弭拉力，最徹底的方法，就是不只解除外勞轉換雇主的限制，也解除外勞的產業別或家庭別的限制。等於給予本國勞工一樣的權力。然而，政府只開放部分產業以及某類家庭雇用外勞，有其各種產業上的對於保護本國勞工的考量，也有其對「家庭倫理」的看法。外勞進來，基本上是對弱勢勞工的替代。讓外勞適用最低工資也是一種透過減低對外勞的需求，來保障工作的想法。在台灣目前的低薪困境下，這些我都覺得很難反對。於是，對於消減拉力，除了嚴加查緝、嚴格懲罰非法雇主這個方法，我並沒有好的解方。
新加坡外勞沒有最低工資。但那是個本國勞工也沒有最低工資，而其低標的工資跟就業率都比台灣高出許多的地方。當一個國家經濟蓬勃，就業機會多的時候，最低工資存在與否或者對外勞人數的管控，也就不是太大的問題。保護主義蓬勃基本上是一個經濟衰弱的反應。保護主義甚至會進一步衰弱經濟，成為一個惡性循環。但是跟保護主義對抗是沒有用的，至少在民主社會不會成功。所以，釜底抽薪之計還是要回歸到產業政策：一個能夠吸引投資、創造就業機會的經濟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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