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實現在柏林建立一座流亡博物館的計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和Körber-Stiftung 於9月8日到10月9日在柏林舉行一系列活動，希望流亡（Exile）議題引發更多討論與關注，解決目前資金不足的處境。
來自羅馬尼亞德裔家庭的赫塔穆勒，本身就是一名流亡作家，她認為納粹對猶太人的驅逐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德國政府應該參與流亡博物館的建設，有一個中心紀念場所，警惕法西斯再起。
但目前這座由丹麥建築師Dorte Mandrup得標的新建築，成本估計為5,000至6,000萬歐元，資金不足，目前正持續募款中，預估私人捐款將佔資金的三分之一。
猶太人在德國的最後一站
這座流亡博物館將建在柏林安哈特火車站（Anhalter Bahnhof）舊址。安哈特火車站由建築師C. Gustav Holtzmann建於1841年，被稱為「柏林的南方大門」，後來不斷擴建，1874年到1880年間，柏林建築師Franz Schwechten擴建出一座技術複雜、結構複雜的火車站，整座屋頂在沒有任何支撐下橫跨出10,200平方米的空間，可容納40,000人，是當時歐陸最大。
1882年新擴建的安哈特車站開始通車國際線，曾是柏林最重要的長途火車站之一，開往布拉格、羅馬、雅典，因此納粹掌權的1933年起，這裡成為許多人流亡的起點，也是他們在德國的最後一站。1938～39年，這裡曾運送上萬名猶太小孩前往英國，他們的父母則留在德國；1942年，這裡開始運送上萬猶太人前往泰雷津集中營。
由於東西柏林分離，火車站漸漸失去意義，1952年停運。即使車站在1930年代就是歷史建築，仍在1959年被炸破。在柏林居民的連署下，2003到2005年間修復車站大門，至少一座牆保留下來了。未來流亡博物館預計將使用這道牆面，從牆面長出新建築。這裡曾是許多柏林人流亡的起點。
差一個字母的愛情故事
筆者參加了系列活動中的其中一個，與你分享我聽到的流亡故事。
在納粹佔領的奧地利，28歲的猶太年輕人庫爾特．克萊曼（Kurt Kleinmann）想出了一個逃跑計劃：他決定大海撈針式地寫信給與他同姓氏的任何一個陌生美國人，向他或她尋求幫助以獲得簽證，因為他覺得同姓氏的話，可以說互相有親戚關係。結果，他真的找到一個在紐約的地址──Kleinman。其實這姓氏少了一個n，但他想說發音是一樣的，無論如何這是一線生機，1938年5月，他把信寄出去了。信的內容是這樣的（譯自Leo Baeck Institute - New York資料庫）：
1938年5月25日
尊敬的先生：
我現在必須離開奧地利，你明白的。我懇求您幫助一位與您同姓氏的年輕奧地利猶太人，為他提供一份前往美國的擔保宣誓書。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幫助我，但如果你不能，請將我的信轉給任何一位你認為能幫助我的熟人。我可以向你保證，這樣寫對我來說並不容易，但我真的沒有其他可能獲得移民到其他國家的許可。
以下是我的自我介紹：猶太人，28歲，單身，出身於一個良好的猶太家庭。我就讀法學院並且通過了3次司法系考試，然後我還會彈鋼琴，我可以毫不自豪地說，我彈得很好。我接管父親的酒商生意，我會說一點英語，我現在正在持續學習中。我的父親邁耶．克萊曼（Meyer Kleinmann）出生於俄羅斯奧德薩，他的父母來自波蘭，都是穀物經銷商。我不認識我移民到美國的親戚，你可能是我的親戚。
我懇求你立即寄一份宣誓書給我，我可以向你保證永遠不會成為你的負擔，我的健康狀況良好，有能力也願意做好我可能得到的任何一項工作，請您接受我的請願並儘快回覆。我在期待中感謝你。
庫爾特．克萊曼謹上
如果您願意發送宣誓書，您可以在此處獲取運輸公司的資訊。
沒想到這對紐約夫婦的女兒，海倫．克萊曼（Helen Kleinman）真的回覆了。海倫欣然接受了差一個字母的克萊曼家族和克萊曼家族之間真的可能有親戚關係的理論，並承諾她的「親人」，她將在一週內為他取得一份宣誓書。結果海倫和庫爾特就這樣互相通了上百封信，直到1939年2月他離開歐洲。在信中，兩人相識相知。1939年2月，庫爾特．克萊曼成功來到紐約。僅僅幾個月後，兩人結婚，直到Kurt（1910-1997）在1997年離世、5年後Helen（1913-2002）離世，兩人的婚姻最終維持了58年。
分別在紐約和柏林設有辦事處的Leo Baeck研究所檔案館中收藏了Helen和Kurt1938年至 1939年的上百封信件、電報和其他記錄Kurt移民的資料，記錄了已經先逃到瑞士的奧地利猶太難民庫爾特．克萊曼（Kurt Kleinmann）為移民美國所做的努力，以及紐約市的美國公民海倫．克萊曼（Helen Kleinman）為他提供的幫助：因為海倫的官方承諾與庫爾特結婚，他得以在與官僚機構鬥爭了7個多月後離開歐洲。
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不用同情我，我與世界有聯繫
在安哈特火車站紀念碑上，看到德國猶太作家托馬斯曼的兒子Klaus Mann，1933年1月30日一早就是從這裡離開柏林，先是前往法國，後來到美國。《紐約時報》於1938年2月22日刊登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針對他流亡生活的評論：「流亡生活很難忍受，但想到逃離了正瀰漫著中毒氣氛的德國，就能感到好過了，因為事實上對我沒有損失，我在哪裡，那裡就是德國，我把德國文化帶在身上。我和世界有聯繫，我不認為自己是失落的。」讀來頗有蘇軾當年「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之感。
為什麼流亡的歷史值得紀念，或者說人類在歷史中犯過的錯誤需一再被提起？柏林流亡活動中有一句「因為過去永遠是現代的」（Denn die Vergangenheit ist immer gegenwärtig）。萬湖會議別墅教育專員分享導覽經驗，有些參觀者覺得納粹已經是過去式，是一種不會再次出現的外星生物，但不是的，德國新納粹、極右翼黨派AfD支持率皆在成長中。
萬湖會議別墅教育規畫專員Aya Zarfati在這場由紐約、柏林共創的「Leo Baeck協會」活動中，分享了她在導覽工作時面對美國和德國團員一個最明顯的差異：在美國提猶太人，概念與形象是現代的、活生生的，但在德國提猶太人，對多數人是有些陌生、像在歷史中的概念。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
我想到在世界多座城市裡的唐人街。一進到唐人街，就像進到了另一個過去的時空。這裡有刻著橫批與對聯的雕龍牌坊、復古的南北雜貨店、滿街的繁體字、各類華僑報章雜誌、香港電影裡的燒臘店，整個時空全然不同於真實2023年的華人社會。在真實的華人社會中，活生生的人們在持續翻新，有機地生長與淘汰，無論禍福；如同逃離舊歐洲的猶太人落腳美國，繼續有機地生活在紐約街頭，自然地進入21世紀，活著。
然而在世界上不同大城裡的「唐人街」、活在德國歷史中的「猶太人」，都彷彿凝結在一個時空，被動地等待訪客，它們不會主動向你走來，也不再走向未來。博物館的成立，將許這些凝結的歷史時空一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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