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霍布斯邦進入劍橋的國王學院以前，學校教育對霍布斯邦有過什麼樣的影響呢？
在維也納的童年與少年時期，因為家庭的動盪，霍布斯邦總共換過2所小學、3所中學，所以「來自學校的友誼相當短暫」。雖然在朋友方面無法延續，但是當霍布斯邦回憶起小學生活時，仍然覺得那段時光是快樂的。除了學習當時所謂的「基本三會」──也就是「讀、寫、算」──之外，霍布斯邦印象最深刻的是鄉土課程。
在這個課程裡，老師會帶著學童們到校外認識他們居住環境中的自然與人文故事，晚年的霍布斯邦寫道：「現在我發現那其實是不錯的歷史學家養成教育，因為傳統歷史上發生於維也納市區及周圍一帶的重大事件，變成了維也納學童認識自己所在地時一併認識的事項。」反而學校正式的歷史課，卻因為一次大戰後新成立的奧地利政府尚未能定調官方歷史，所以課程「縮減成一連串制式化的日期、統治者人名和戰役名稱」，相當乏善可陳。當時的老師們都知道「在新的時代就應該有不一樣的學校，可是他們還不清楚到底該怎麼做才對。」
重要的不是學校教什麼，而是青春與熱情的激盪
上了維持傳統教育的中學以後，霍布斯邦比較喜歡的課程是德文、地理、拉丁文和希臘文；歷史、數學和物理則顯然讓他感到興趣缺缺。更讓霍布斯邦覺得毫無意義的是宗教課程，他認為宗教課程對本身信仰就很虔誠的學生根本「多此一舉」，而自己身為一個家族不太重視傳統信仰的猶太人，這個課程又無任何幫助。
第一個真正在霍布斯邦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學校，是他到柏林以後就讀的亨利親王中學（Prinz Heinrich-Gymnasium Berlin）。不過與其說這所「全然遵循普魯士保守傳統」的學校在課堂教學上擁有什麼過人之處，不如說是青春的熱情與美好，以及多彩又相對自主的校園生活，為霍布斯邦帶來了難以磨滅的記憶。霍布斯邦自己就說：「我究竟在課堂上正式學到什麼，便沒有那麼清楚了。我可以確定，教室並非學校經歷中特別重要的部分。」
按照霍布斯邦的說法，亨利親王中學當時的老師「彷彿是來自漫畫裡的德國老師：國字臉、掛著一付眼鏡、還沒禿髮的人清一色理平頭，而且年紀一大把了」，不但如此，他們「每個人感覺上都像是狂熱保守的愛國份子」。面對這些古板的老師，霍布斯邦和他的同學們並未叫苦連天，而是以青少年的頑皮和不馴來度過課堂時光。霍布斯邦幽默地寫道：「（課堂）能夠提供機會來觀察和捉弄一些反應不過來的成年人，有時還可以測試他們的自制力和權威性。」當霍布斯邦表示自己信仰共產主義時，一位老師憤怒地要他去圖書館多看點書，霍布斯邦晚年調皮的說：「那位老師的意見非常正確，於是我照著他的話去做，就這麼找到了《共產黨宣言》……」
除了跟同學們一起在課堂上玩弄老師，霍布斯邦也參加了亨利親王中學引以為傲的划船社。划船社中不同年級的學生們彼此關係緊密，常常相約一起划船去他們位於薩克羅湖（Sakrower See）湖畔的草地。在那片被社員稱為「我們的莊園」的草地，「大夥兒談天說地、仰望夏日晴空、游泳穿越碧波，直到夜幕低垂才返回城內。」
歷史學大師其實並不喜歡歷史課！
事實上，霍布斯邦和他的同學們之所以能這樣保有自主人格和活力，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他們當時的校長瓦爾特．宣布隆（Walter Schönbrunn）博士。這位於一次大戰中獲頒多枚勳章的校長，在戰後的威瑪共和政府中擔任校園教育改革的一員，他強調學生自治、讓學生參與訂定校規；同時他也相信遠足和旅行能讓青年產生文化上的成熟度，所以總是親自參與學校的一日遠足或帶領全校一起長途旅行。
霍布斯邦回憶這位被學生們暱稱為「老闆」的校長時寫道：「我即便對他不完全具有好感，卻非常尊敬他，而且他努力想達成的目標──『讓真正的現代文學作品進入學校圖書館』──毫無疑問使我獲益良多。……那些藏書有許多本形塑了我的一生。」
亨利親王中學校長瓦爾特．宣布隆博士。圖片來源：截取自網路。
宣布隆校長的做法，為亨利親王中學的學生創造了獨特而影響深刻的生命經驗，讓霍布斯邦這個剛喪失雙親、缺乏家庭溫暖的青少年，找到心靈上不同於共產主義運動的歸屬與寄託。霍布斯邦寫道：「我在校內覺得非常快活，而且那些讓我不由自主受到吸引的活動，跟政治一點也扯不上關係。文學社、划船社、博物學、全校穿越布蘭登堡邊區和梅克倫堡的美妙郊遊活動，以及在露營地或青年旅舍內，與同學們躺在草墊上興致勃勃地促膝長談。……談話內容從真理的本質到自我的意義、從性到更多的性、從文學到藝術、從玩笑到命運，天南地北無所不包。」
相較於校園生活的精彩有趣，死板的課堂學習實在很難吸引霍布斯邦投入心力，也因此他的成績並不出色。後來成為一代歷史學大師的霍布斯邦，回憶起學校當時的歷史課時說道：「我除了一學就忘的德國歷代皇帝名號和年代之外，完全沒有學到任何東西。」刻板教學「收到的主要功效，就是至少讓一個日後的歷史學者對歷史課失去了興趣……無怪乎我在柏林求學期間的學習方式，主要是自我吸收而非透過他人傳授。」
「我絕非僅僅從學校接受教育」
亨利親王中學是霍布斯邦最懷念的學校，但卻不是他待最久的學校，事實上，他不過在那裡就讀了短短的19個月。進入劍橋以前，霍布斯邦停留時間最長的學校，是位於倫敦的聖瑪麗勒本文法學校（St Marylebone Grammar School）。或許亨利親王中學和柏林時期的青春熱血及冒險生活對霍布斯邦來說太過深刻；也或許一個從小成長在中歐的英籍猶太男孩，一開始跟自己的祖國實在有難以跨越的文化隔閡，霍布斯邦對於度過3年學習歲月的聖瑪麗勒本並沒有強烈的情感。
由於當時英國的社會發展並未如歐洲那般風雨飄搖、危機四伏，因此校園生活相對穩定單純。學生們在這種安穩的學習環境中，自然也缺少對政治、人生及各種本質性問題的激烈交流和碰撞。轉學來的霍布斯邦懷著一種孤傲自負的叛逆心態看待這種情況，對於聖瑪麗勒本的校規紀律、道德說教和表面工夫嗤之以鼻。
縱使跟學校文化有些格格不入，也沒有真正交過朋友，霍布斯邦卻因此有機會將生命的重心轉向知識與學習。學校的老師發現這個處處跟校規作對的男孩不但十分聰明，而且「喜歡考試就如同喜歡冰淇淋一般」，所以開始指導霍布斯邦準備牛津和劍橋的獎學金考試，推薦他許多書籍，並告訴他哪些學院適合就讀。
根據霍布斯邦晚年回憶，聖瑪麗勒本其實是一個相當好的學校，它有許多富幽默感、具奉獻精神、同時擅長中學教育的老師，他們的教誨與指導，協助了「一個從未受過英國學校教育、年近16歲時才來到這個國家的男生……在兩年出頭的時間內贏得劍橋大學獎學金，並且一進入劍橋即可選擇至少三個科目來攻讀。」
然而就跟亨利親王中學時期一樣，學校實際上只佔霍布斯邦學習生活的一部分，他寫道：「在那三年裡面，瑪麗勒本成為我的知識中心──不僅學校如此，同時也包括了幾碼距離之外，當時那個倫敦自治市市政廳裡面美妙的公共圖書館。午休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就待在館內，大量閱讀與借閱各方面的書籍……我絕非僅僅從學校接受了教育。事實上，我在校內的最後一年主要是透過自修學習的」，「我在那個階段所進行的閱讀，比之前或之後的任何階段更加廣泛而全面，在文學方面尤其如此。」
由於英國的中學生尚未需要花費太多心力在平常的考試上，也不用像認真看待學位的大學生必須將精神投注於其專業學科，所以霍布斯邦身為一位在學問上「愛好冒險」又「充滿進取心」的青少年，他有許多時間能夠以「快速、狼吞虎嚥、充滿無限好奇心的態度來閱讀各方面的書籍」，這大幅長進了他智識上的能力，也為他未來的學術工作奠下基礎。
來自至親的生命影響
維也納小學的鄉土課、亨利親王中學精彩的校園生活、聖瑪麗勒本廣泛又深入的知識學習，學校的存在確實在霍布斯邦的成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許比較準確的說，學科課程對霍布斯邦的影響，遠不如學校這個場域本身存在的意義，因為這個場域很大部分承接了一個完整家庭原本可以給予一位少年的陪伴，讓霍布斯邦得以度過那些艱難的歲月。
雖說有個破碎的家庭，但在霍布斯邦的人格養成中，家人還是造成了深刻的影響。霍布斯邦跟父親並不親近，也沒有什麼關於父親的美好回憶；可是母親則不同，在中歐成長的霍布斯邦之所以後來能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很大程度要歸功於母親的堅持。霍布斯邦形容母親妮莉是一位「英國迷」，一直認為自己的孩子長大後應該在英國受教育，並「以道地英國人的身分來開創事業」。因此妮莉堅持小孩在家只准說英語，而且她還會糾正霍布斯邦的英文，設法提高他的字彙能力，「使之超出家中日常溝通的範圍」。
從父親過世到母親病倒，霍布斯邦看著母親為了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奮力掙扎，並在生存的重擔下試著保有一點自我。霍布斯邦認為母親主要是在道德觀的方面影響了他，妮莉沒有宗教信仰，但她教導兒子「持續正視自己身為猶太人這個事實」，絕不能背棄猶太人的身分。妮莉告訴霍布斯邦，他可以慢一點再決定自己的政治信仰，因為「即便非常聰明的孩子也需要時間來慎重思考和增廣見識」。對於母親，霍布斯邦寫道：「我對她一向認真看待，而且我相信，是她的誠實和自尊令我折服。」
陪伴母親走向死亡，在霍布斯邦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寫道：「我還記得坐在母親病榻旁邊，兩個人互相傾聽對方時的情景。當時我正準備長大，而她正準備邁向死亡。她很想活下去……」，這讓霍布斯邦「心中產生一股推動力，絕不願意傷害母親或違逆她的期望」。晚年的霍布斯邦認為自己終於可以對死去的母親交代了，因為「當初她一心一意想栽培成道地英國人的那個男童，後來被接納為英國最高官方文化機構的成員」。或許這股為了達成母親生前期望的推動力，一直潛藏在霍布斯邦整個生涯中，成為他在學術研究上堅持不懈的隱形能量。
妮莉死後，收養了霍布斯邦兄妹的悉德尼叔父和葛蕾特阿姨，變成他身邊關係最緊密的成人，霍布斯邦並不喜歡悉德尼喜怒不定的特質，敘述其個性「反覆無常，時而暴跳如雷，時而演變成嚴重的多愁善感，二者交互出現：前者是無能的表現，後者則是乞求幫助」。青春期的霍布斯邦顯然時常跟叔父發生衝突與爭論，但悉德尼還是教導了一些他「絕對不可能從親身父親那邊學到的東西」。
與悉德尼的情況相反，霍布斯邦「非常喜歡葛蕾特阿姨，並對她的淵博常識深感敬佩」。霍布斯邦回憶起阿姨時寫道：「我喜歡與阿姨談論關於人生的問題，以及我閱讀後的部分心得，就父母與難纏的十幾歲孩子之間的關係而言，這是較不常見的現象。除此之外，我認真看待她的意見，就連諸如性與愛情之類我一無所知的話題也不例外。」雖然這位富有同情心、從未自怨自艾、總是就事論事的阿姨不久也在1936年因病過世，但她在霍布斯邦進劍橋就讀前的那段時光扮演了類似母親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悉德尼和葛蕾特的存在，讓霍布斯邦選擇以學術而非政治運動做為人生的奮鬥方向，因為這對監護人「斷然拒絕讓充滿激情的16歲孩子，一頭栽進心中所渴望的政治戰鬥生涯。他們的看法無疑是：對一個顯然聰明，而且無法依賴家中金錢的男孩來說，集中精力憑真本事進入大學才是當務之急。」悉德尼夫婦認為霍布斯邦年紀還小，不允許他加入任何政黨，所以霍布斯邦只好轉而「專心致志於密集的智力活動和大量的閱讀」，也因此才有了今日的歷史大師而非革命家。
一位史學大師的成長
霍布斯邦17歲時在日記中寫道：「我的未來在於馬克思主義、在於教書，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而這確實可以說預言了他成年後的生活。在聖瑪麗勒本準備大學考試的那幾年，霍布斯邦這個因為家庭反對而「被迫無所作為的青少年共產知識分子」，唯一能做的就是嘗試在大量閱讀以外，練習使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來詮釋歷史。當時的霍布斯邦已開始相信，唯物辯證主義提供了「一切事物的架構」，「將無機與有機的自然界，與人類集體或個人的事務連接起來，並在一個持續變遷的世界中，指點出各種互動關係的本質」。
霍布斯邦晚年翻閱自己1934到1935年的日記，發現他「可以清楚看出日記的作者正預備成為歷史學者」。因為「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思想，所以霍布斯邦這位充滿共產主義激情、卻因家庭和學校的影響而轉向學術方向發展的青少年，決定以歷史學來實踐馬克思主義似乎就不令人意外了。
17歲的霍布斯邦在思考「藝術家與藝術（實際上是文學）在社會中的地位與本質」時，意識到這背後其實包含人類整體社會結構的巨大問題。發現了這個問題，霍布斯邦形容自己「彷彿一隻小狗面對一根巨大的骨頭而不知所措」，但他也提出了一個假設：「馬克思能夠基於對資本主義體制的精確分析，為社會主義體制做出預測。若我們對資本主義文學進行精確分析，並考量一切的情況、所有的脈絡與關係後，一定也可以針對未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得出相似結論」。霍布斯邦晚年寫道：「我在17歲時向自己提出的這個歷史問題，已經永遠形塑了我成為歷史學者後的工作方向。」
當我們嘗試回顧霍布斯邦這位一代史學大師的成長路徑，會發現這條路上沒有家學淵源、沒有從小就對歷史的熱愛、沒有經過計算的刻意培養、也沒有一個足供效仿的典範人物；那裡只有一個動盪的大環境、一個破碎而辛苦的成長歲月、一段精彩的校園生活、一些來自家人的期待和決斷，以及一顆充滿政治熱情又對學問知識抱持無限好奇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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