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談到20世紀在現代史方面最知名的歷史學家，你絕對會聽人說起英國的歷史學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2012）。霍布斯邦是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院士，專精領域涵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勞工與經濟等方面的歷史，最享譽國際的著作則是由《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Europe 1789–1848）、《資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帝國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和《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所組成的「年代四部曲」。這套巨著是一部從法國大革命書寫至冷戰時期結束的西方歷史，撰寫內容橫跨兩個世紀，曾翻譯成近40種語言，同時被認為是學習現代史的最佳入門書。
霍布斯邦除了被認為是現代史的大師，也常因身為共產主義的信奉者而為人津津樂道。他在奉行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中，堅持英國共產黨員的身分，熬過了漫長的冷戰時期，並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探討人類在社會、經濟與文化上的發展。雖然支持共產主義，但霍布斯邦並未支持共產黨的專政與極權，而屬於信奉早期共產主義理想的一群；到了晚年，也略帶感傷地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失敗。
霍布斯邦帶著共產革命的理想與浪漫，懷抱對人類社會深切的同情與批判，即便是在充斥思想及意識型態審查的冷戰時期，依然堅守自己的信念。他的堅持和成就得到西方史學界不論右派或左派的一致讚揚，過世後被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稱為「英國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過去50年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而被譽為與諾貝爾獎同等級的巴仁獎（Balzan Prize）也在2003年頒獎給他，因為「他對20世紀陷入困境的歐洲史所做的精采分析，以及他將深入歷史研究與偉大文學才能相結合的能力」。
究竟是什麼樣的成長和教育背景，讓一個男孩選擇進入英國劍橋的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攻讀歷史，走上了左翼現代史學大師的道路？這一切或許要從霍布斯邦破碎而離亂的童年和青少年期說起。
家計艱辛的童年
艾瑞克．約翰．厄尼斯特．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於1917年6月9日出生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 Egypt），他的父親利奧波德（Leopold Percy Hobsbaum）是英國籍猶太人，母親格林家的妮莉（Nelly Grün）則是奧地利籍猶太人。2歲的時候，霍布斯邦全家從亞歷山大港移民到妮莉娘家所在的維也納，住進了霍布斯邦有記憶以來的第一個家。
11歲以前，霍布斯邦過的日子就跟大多數的孩子沒什麼不同，上學、爬樹、跟妹妹南西（Nancy Hobsbawm）和鄰居家的小孩們在庭院、馬廄的乾草堆上玩耍。但這些孩子並不清楚，他們其實正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關鍵時期。霍布斯邦在自傳中寫道，當時他們「渾然不知（與他們的父母相反），自己身邊正圍繞著戰敗解體的帝國與經濟崩潰所製造出來的瓦礫堆，而且還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父母也一樣），他們將必須在歷史上最凶險、變動最劇烈的年代走出自己的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陷入嚴重的經濟蕭條，尤其奧地利與德國同屬戰敗國，經濟更是每下愈況。父親利奧波德因為大環境不佳、同時又不善德語，事業處處碰壁，霍布斯邦全家因此逐漸陷入經濟困境。更令一切情況雪上加霜的是，在霍布斯邦11歲那年的冬夜，利奧波德再次嘗試進城周轉失敗後，驟然倒在了家門口，死時年僅48歲。霍布斯邦說道：「自從文明在1914年8月崩潰以來（特別是值此中歐動盪不安的年代），能否賺錢過活已經沒把握了。隨後的發展更證明，霍布斯邦─格林的家庭成員當中，沒有任何人會比我父母親更加需要家族體系提供的安全網。尤其自從父親去世以後，原已不斷折磨著我們家的財務危機進而演變成一場災難」。
家中經濟的艱難，讓母親妮莉對霍布斯邦中學地理課的待購書單面露難色。不僅如此，霍布斯邦回憶道：「我需要一雙新鞋，因為我現有的鞋子抵擋不住那個可怕冬天的嚴寒。我還記得當我沿著環城大道行走時，兩腳凍得發痛，讓我忍不住哭了出來。結果母親必須從猶太慈善機構那邊替我張羅新鞋。親戚們也竭力幫忙，然而大家都沒有錢。」
由於付不起房租，霍布斯邦跟母親及妹妹南西一起搬回外祖母家，三人擠在三房公寓的小邊間過夜。而妮莉更不得不一肩扛起家庭的重擔，靠寫作和翻譯賺取微薄的稿費，後來又憑藉優異的英文能力，謀得代理英國紡織品的一份固定工作。在此期間，妮莉一些經濟較寬裕的朋友也會假借請霍布斯邦當英文家教來接濟他們一家。霍布斯邦寫道：「我非常確定自己生平賺取的第一筆收入，就是在那幾個月裡面，替媽媽一位摯友準備報考初中的女兒補習功課所得來的。別人就以這種方式，很有技巧地幫母親省下了給我的零用錢。」
寄人籬下與四處遷徙
上天彷彿覺得霍布斯邦兄妹的遭遇還不夠慘似的，就在這個小家庭好不容易從失去父親的震盪中重新站穩腳步時，母親也跟著倒了下去。霍布斯邦回憶道：「醫生宣布她一邊的肺部已經萎縮，她人生最後一年半的緩慢死亡之路，是在醫院和療養院內度過的」，這時距離利奧波德過世還不到一年的時間。由於妮莉病倒後無法再照顧兩個小孩，霍布斯邦和妹妹的生活從此發生劇變，南西被叔父悉德尼（Sidney Hobsbaum）和嬸嬸葛蕾特（Gretl Grün，她同時也是妮莉的親妹妹）接到柏林去生活，霍布斯邦則留在維也納的舅公家，以便就近陪伴母親。霍布斯邦寫道：「在平常的日子裡，坐在母親病榻旁邊已是我和家人唯一的固定來往。對母親而言，我就是她歷經了一生的辛勞和夢想之後，最後還伸手可及的唯一寄託。」
1931年，霍布斯邦剛滿14歲沒多久的夏天，母親妮莉永遠沉睡了。霍布斯邦從此離開維也納，到柏林去跟妹妹團聚，叔父、嬸嬸以及他們6歲的兒子彼得（Peter Hobsbaum）成為他新的家人。本來叔父在環球影業柏林分公司的工作收入尚屬穩定，不料德國的局勢比奧地利更加嚴峻，1932年，德國政府為了抑制高居不下的失業率，通過強制規定外國企業聘僱德國公民不得少於所有員工75%的法案，英國籍的悉德尼也受到波及，不得不暫時帶著葛蕾特和彼得到巴塞隆納尋覓機會。
15歲的霍布斯邦只好與妹妹一起投靠當時同樣旅居柏林的大阿姨咪咪（Mimi Grün），這位四海為家的單身阿姨對於照顧小孩不但興趣缺缺，同時也一竅不通，霍布斯邦回憶道：「我和妹妹南西在一生當中，只有這麼一次共同生活於沒有家人照料的情況下」，「我比妹妹大了3歲半，覺得自己必須負起照顧她的責任，因為我們身邊已經沒有別人了……我們是兩個孤苦伶仃的孩子」。除了每天陪伴妹妹上下學，霍布斯邦在南西過12歲生日的時候，還認真地嘗試向她解說女性生理期的問題，即便妹妹「很可能是太過含蓄才沒有告知，其實她早就知道那些事情了」。然而，這樣與妹妹相依為命的日子也沒有持續太久。1933年初，悉德尼叔父在巴塞隆納尋求工作機會的努力終究徒勞無功，因此決定舉家遷往倫敦，他並沒有忘記將哥哥的兩個孩子一起帶去。英國籍的霍布斯邦第一次踏上了他的祖國，並從此在這裡開啟了他的學術生涯。
成長過程中家庭經濟的困窘、與至親的生離死別、成長期間又缺少大人的關照，為少年霍布斯邦的人生確定了沉重的基調，但另一方面也間接成為他走向共產主義政治運動以及歷史工作的契機。
左派思想的萌芽
小小年紀的霍布斯邦是怎樣接觸到共產主義的呢？事實上，因為奧地利的共產黨在霍布斯邦童年時並沒有甚麼影響力，所以他最早認識的左派政黨是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SPÖ）。霍布斯邦回憶道：「維也納學童都認為，大家本來就只能在兩個政黨之間做出選擇──基督教社會黨（CSP）或社會民主黨（也稱作紅派）。而依據我們再簡單也不過的唯物辯證法，如果你是房東的話，就該把選票投給前者；如果你是房客的話，就該投票支持後者。既然維也納的居民多半是房客，維也納理所當然是一座紅色城市。」
1930年的夏天，霍布斯邦的母親到奧地利的鄉村接受肺疾治療，13歲的霍布斯邦跟當地房東的兒子變成朋友，兩人常一起在鄉間到處玩耍。由於房東是一位鐵路工人，他的家庭是所謂的「紅色家庭」，房東兒子也理所當然地認定自己是紅派。霍布斯邦寫道：「不知怎的，當我向鱒魚丟石頭與偷摘蘋果之際，也做出了這樣的結論：我想成為紅派的一員。」或許對一個孩子來說，決定他最初的政治傾向也就是這麼簡單。
霍布斯邦第一次真正接觸到共產黨，是他隨著叔父一家移居柏林的時候。1930年代的柏林正處在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中，而當時執政的威瑪共和政府虛弱不堪，面臨極左派和極右派的兩面夾殺。霍布斯邦寫道：「1930年夏天至1932年2月之間，國會議事的時間加起來總共還不到10個星期。失業率不斷攀升之際，各種激進革命勢力乃趁勢而起：極右派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以及極左派的共產主義。這就是我1931年夏天抵達柏林時當地所處的狀況。」
在那種環境下，霍布斯邦於柏林工作的奧圖表哥（Otto Friedmann）也失業了，而他就跟其他絕大多數德國的失業青年一樣，選擇加入了共產黨。「看到高大英挺、深得女性歡心的奧圖表哥，現在配戴著繡有『青年共產國際』俄文縮寫的臂章，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應該是我這輩子實地認識的第一個共產黨員。」，霍布斯邦回憶。身為猶太人，本來就不可能去支持民族意識上極度排外的國家社會主義，再加上對兄長的崇拜之情，不難想像童年時已較同情左派的霍布斯邦，在青春期決定走向共產主義。
走向政治運動
1932年，15歲的霍布斯邦被中學學長吸收，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社會主義學生聯盟」（SSB），開始嘗試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剛失去父母，而照顧者悉德尼叔父一家又離開柏林尋找機會，讓孤獨的霍布斯邦更加積極參與組織的工作，他寫道：「我只能大致猜測出來，柏林最後幾個月內缺乏代理父母的那段日子，對南西造成了何種影響。但令我相當確定的是，假如悉德尼和葛蕾特還待在柏林的話，我應該不至於如此積極投入政治活動」。
霍布斯邦定期參加社會主義學生聯盟的集會，與同志們討論當時的政局，而當時德國最重要的政治議題，就是「應該如何阻止希特勒上台掌權」。霍布斯邦和同伴們在領口配戴反法西斯的徽章，進行反制納粹衝鋒隊（SA）的示威遊行。納粹政權建立後，隨即頒布緊急命令取消言論、集會和新聞自由，並開始找藉口圍捕共產黨員和異議人士。霍布斯邦將聯盟刊物使用的印刷機藏在自己的床底下，以躲避警察的查緝；同時也冒著被捕或被衝鋒隊暴力攻擊的危險散發傳單，協助德國共產黨進行國會選戰。
霍布斯邦回憶：「我相信參加選戰就是我真正從事過的第一個政治工作。同時那也是我涉足典型共黨活動的入門經驗：做出一些既無指望又很危險的事情，因為黨要求我們那麼做。……我們藉由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來展現對共產主義的投入，也就是為黨犧牲奉獻。……其中蘊涵了足夠的真實危險，讓我們感受到真正的恐懼和冒險時的緊張刺激。」
德國共產黨不久便遭到正式查禁，而缺乏反對勢力的新國會則通過《授權法》（Ermächtigungsgesetz），將國家的整個控制權交給了希特勒。也就在這個時刻，悉德尼叔父決定帶著霍布斯邦兄妹一起移居英國，讓霍布斯邦人生中初次的政治活動告一段落。霍布斯邦因為大戰與冷戰30年未曾再踏上柏林，但他說：「我從未忘記柏林，而且永遠忘不了它」。柏林時期雖然短暫，但沒有成人的照管，這位初次參與政治運動的青少年，體驗到了為理想而不顧一切的熱血和驚險、以及團體帶來的凝聚感與歸屬感，從此讓霍布斯邦與共產主義的連結更形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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