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段故事可看出那個年代的歐洲多麼不安。1977年12月的某日，柏林一家飯店大廳裡，3男1女熱烈地討論著「紅軍旅」（RAF）的問題，飯店的其他旅客聽到了討論，報警表示，這4人看起來「非常左派」、「危險」，多次談到「恐怖攻擊」字眼。柏林警方特勤單位很快來到，逮捕4人審訊。這4個人並非極左恐怖分子，而是法國哲學家福柯、他的伴侶德福特（Daniel Defert），以及「梅爾夫」出版社（Merve）負責人情侶巴黎思（Heidi Paris）及根特（Peter Gente）。
旅客的不安其來有自，那一年是德國左翼恐怖主義的高峰，矢志不惜一切代價瓦解資本主義體系的紅軍旅，於7月30日在法蘭克福殺害德勒斯登銀行理事會發言人彭托（Jürgen Ponto），9月5日在科隆綁架了聯邦雇主協會主席施萊爾（Hanns Martin Schleyer），射殺了4個隨扈，並將之囚禁到10月18日後殺害。德國政府進入緊急狀態，這個「德國之秋」（Deutscher Herbst）震驚了全國。難怪福柯等人高聲議論左派時，顯得如此可疑。
他們當然不是恐怖分子，但是，也許他們確實對於戰後的德國來說構成了某種「危險」。
那是個每個人都躁動不已的年代。在課堂上、街頭上，青年人們求知若渴地閱讀馬克思、毛澤東與馬庫色（學運理論基礎的3M，Marx、Mao、Marcuse），對於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失望；或者閱讀福柯、巴特、德希達等等，在1968年時也與巴黎的左派一起站上了街頭；或者閱讀法農，對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激烈批判。一整個世代的德國青年都那麼憤怒、焦躁，都從理論或實踐上探索這個社會如何可能有更好的出路。其中有極少數失望而怨恨的人採取了血腥攻擊途徑，被整個共和國視為恐怖分子。而其他多數人，則選擇了一種個體化的逃離方式，在思想上及生活風格上存活於社會體系的邊緣。
那個從60年代末到80年代大約20年的理論探索以及生活方式實驗，其實沒有影響整個世界的持續資本主義化、帝國主義化、殖民主義化。但是，在對話、對抗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非常不一樣的思想風景，也影響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人的一生。近半年來，德國出版市場上不約而同地出現了討論那個年代的專書，有些是歷史記述，有些是自傳，有些是學術史、知識史的研究。文學評論者波帝格（Helmut Böttiger）便評論這種出版現象認為，對於70年代的重新探索，代表著我們現今對於「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渴望」（Sehnsucht nach Alternativen）。
其中一本書是洪堡大學的史學家菲爾許（Philipp Felsch）於今年3月出版的《那個漫長的理論夏天：1960到1990年代反叛的歷史》（Der lange Sommer der Theorie: Geschichte einer Revolte 1960 bis 1990）。這本書闡述一段思想接受史，勾勒出了當年的德國青年們如何產生這種「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渴望」，甫出版即被提名入選萊比錫書展獎專業書籍類決選名單，頗受矚目。
他描述1965年前後的德國大學場景：青年們不滿於戰後德國的生活處境，開始借助古典社會學理論思考當下的社會問題及出路，但是那些19世紀的社會學理論處理的對象，又與當下的脈絡有一些出入，青年們發現了一種新的詮釋老理論的社會學派，既維持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高度，又引入了晚期資本主義文化觀察，且探索了令青年人著迷的「解放」命題—那就是「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阿多諾的博學、天才、著述能量使他成為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明星—根特寫道：「阿多諾當時質問了一切先前的生存方式」—學生們聚集在他身旁，同樣質問自身的歷史，形塑了戰後德國的重建知識基礎的重要部分。菲爾許稱這個戰後的重建中的德國為「阿多諾共和國」（Bundesrepublik Adorno）。
這是戰後德國青年對於社會理論的熱情之起點，1956年聯邦憲法法院宣判共產黨違憲以及東德共產黨因素，使得西德地區對社會批判抱持熱情的人不可能再採取共產主義的進路，學子們將目光從馬恩轉向法蘭克福以及鄰國。就是在這樣背景下的70年代，法蘭克福的舒爾康（Suhrkamp）出版社密集地出版了許多政治社會理論著述，法蘭克福學派、後結構主義、系統理論等一本本的單色平裝書，站上了每一個學生的書架；而1970年代根特與巴黎思這對左派情侶在西柏林創辦的梅爾夫出版社，去巴黎帶回了社會、政治、哲學的最新思想，出版了一系列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藝術文學等等理論叢書，暢銷全國。
這些70年代的出版社催生了新的觀看世界的方式—《明鏡周刊》便稱那一代的學子們是「舒爾康與梅爾夫的孩子們」。在這本書的一開章，菲爾許就引用了根特與巴黎思的話，說出了當時一整個世代的渴求：「我們都是著了迷的讀者。」
於是，愈來愈多德國學生開始閱讀義大利馬克思主義、法國後現代及後結構主義的艱澀抽象理論，並進而改變了一切生命經驗，因為這些理論不僅是對知識的追求，還挑戰了迄今為止一切熟悉的生活方式。大學生們人手一本的阿多諾的《最小限度的道德》的副標題，就叫做「從破損生活而來的反思」，當時大學生們視戰後德國為破損的社會，尤其西柏林作為一處政治的例外之處，絕不正常，每個人都在思索這種破損生活的出路何在，遂把目光轉向了巴黎，寫就了法國理論在德國的「接受史」。
福柯、德希達、德勒茲、巴特、布希亞、李歐塔等在文學、政治、哲學、社會運動等邊界上書寫的作者，成為德國的學術明星。學生們接受了法國的後結構主義思考，質疑傳統德國學院研究中對於真理的追求。他們關切的不是永恆不變的真理，而是社會制度、論述構成中隱藏的權力關係，以及重新構造關係、結構及體系的可能性。權力、逃逸、逾越、解構、游牧等等成為流行字彙。
這些年輕人們汲取了來自法國或義大利的社會理論或法蘭克福學派的解放論述，如何將這些抽象奧秘的文字轉成日常生活實踐？康斯坦茲大學歷史系教授萊夏特（Sven Reichardt）於去年出版的專書給出了一個詳盡的圖樣。這本《本真性與共同體》（Authentizität und Gemeinschaft），副標題是「19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左派另類生活」（Linksalternatives Leben in den siebziger und frühen achtziger Jahren）。厚逾千頁，改編自他的教授資格論文，是一本大部頭學術論著，然而出版後沒多久即二刷，實屬學術書籍中暢銷者。
萊夏特對於當代史中的邊緣者的生活軌跡非常感興趣，早在2010年就編輯過一本論文集《另類的生命情境，1968年至1983年間德國及歐洲反中產階級生活模式及左派政治》（Das Alternative Milieu. Antibürgerlicher Lebensstil und linke 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Europa 1968-1983）。這本書的封面是一張左派運動分子圍在餐桌聚餐、工作的照片，桌上散佈著食物、飲料、文稿、編輯中的雜誌，以及一尊毛澤東雕像。書中描述1968年左派運動及學運之後，跨越整個70年代，在西德的左翼者生活在怎樣的情境中，這些對於社會有著類似想像的戰友們如何組成共同體，力圖克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狀態，而能夠在左派團結中實現真正的自我。萊夏特記錄了各種不同的社會試驗，例如公社、共同財產制、共決的民主決策方式，以及左派共同體發展出的集體勞動方式—經營酒吧、咖啡店、書店、農場、幼兒學校、辦報、發行雜誌等。
而《本真性與共同體》同樣描述那個躁動的時代：高等教育問題、德國政府在越戰以及殖民主義問題中的態度、中東的六日戰爭、希臘的政變、軍政權上台等，都讓一整個世代的德國青年那麼憤怒。思索著這個社會如何可能有更好的出路。他們不滿當時冷戰秩序下的歐美集團，認為這樣的國際政治氛圍與跨國資本主義形成強固的共犯結構，質疑那個體制下的生活形式，但是紅軍旅以暴力革命動搖資本主義的游擊隊理論途徑又被證明不可接受，青年們遂盼望以另類的共同體模式創造新的社會—用當時他們吸收的理論來看，他們是在質問社會的結構，以及探索結構的邊界。
他們聚集在各種社會運動中，例如反核能運動、女權運動等，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是毛主義者，但是後來看清了文化大革命並非更好的未來的保證，他們轉而思考其他非激進、卻又非順服的生活可能性。例如改造空間關係：女權運動者設立無數女性咖啡館，打造女性主義基地。許多人聚集租屋，組成「居住共同體」（Wohngemeinschaften）、公社（Landkommunen），顛覆傳統小家庭形式，主張打破家庭內權力壓迫關係；或者1980年代初期在柏林爆發「佔屋」運動（Hausbesetzungen），挑戰買屋囤地的資本累積邏輯；又例如進行合作社、公產共食等生產模式，70年代約有18000個不同另類生產經濟計畫進行，10萬人以上參與探索非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及流通邏輯。
這本書蒐集許多資料，作了無數訪談，既深且廣地描繪了那個時代的左派生活情境，以及如何漸漸地過渡到80年代後的新右派執政下的時代。萊夏特探索了當時的柏林、法蘭克福、海德堡3個左派聚集的城市。尤其是柏林，從納粹時代就被希特勒視為紅色首都。冷戰時期，許多左派青年為逃避兵役義務，從全西德各地聚集到西柏林，也使西柏林成為各種激進政治意見及社會實驗的前衛城市，例如柏林邦的情報機構即在1982年的報告中稱西柏林為全西歐的「體制外運動」最重要、最活躍的城市。至於法蘭克福則以60年代的學生運動著稱，「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SDS）總部就設在此。
當時的霍克海默、阿多諾、哈伯馬斯等社會理論家帶領的法蘭克福學派培育出了無數戰鬥性強的學生運動者，這些學生們佔領了課堂，將法蘭克福大學改名為卡爾馬克思大學，反國家、反市民社會、最後甚至批鬥了阿多諾；另外，法蘭克福幾百年來的市民階級塑造出的自由思想、多種族與文化環境，也使法蘭克福成為重要出版與媒體重鎮—於是成為菲爾許筆下左派理論搖籃的舒爾康出版社之基地。在這種氣氛下，也使得綠黨在法蘭克福茁壯，最後爆發各種生態環保運動、反核能運動等。學生運動研究者斯坦穆（Karl-Heinz Stamm）便為這兩座城市打造了一個傳神的稱謂：「脫離者的隔離區」（Aussteiger-Ghetto）。
萊夏特從分析左派環境或氛圍、習性（Milieu、Habitus）著手，認為當年的這些運動者之所以「脫離」社會，是因為他們相信在當下社會裡，他們已被異化，無法達致真正的自我，因此他們需要體制外的另一種可能性。當時大罷工、大革命或者游擊隊路線失敗後，左翼只能以另類共同生活方式試圖克服被異化的宿命，這就是對於「本真性」的渴求。萊夏特認為，類似的精神可以從19世紀的波希米亞運動看出，當時的文人們、藝術家們反對市民生活、習性及精神，追求最本己之物（das Authentische），也嚮往某種烏托邦式的激進政治行動與無政府主義。
他深受福柯作品影響，以福柯的「自我之照護」之主體實踐哲學來分析，這些左派青年們如何從政治參與、生活空間爭取、以及精神及身體解放等層面「自我實現」。這大約跨越了20年維度的青年們從新的理論得出的邏輯與傳統馬克思主義不同，他們不從階級入手，反而視自身解放為社會革命的前提；先改變主體意識，才改變客觀存有；先為自己劃出逃逸路線，才找得到社會的出口。
德國68學生運動領導者杜區克（Rudi Dutschke）的理論導師布洛赫（Ernst Bloch）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在馬克思主義中存在著「冷流及暖流」，「冷流」（Kältestrom）強調理性指導著行動者，這種馬克思主義注重客觀社會條件、經濟條件分析，以作為革命行動的方針；至於「暖流」（Wärmestrom）則是將關注焦點放在人道主義、反抗壓迫與剝削、追求個人解放等較具烏托邦色彩的理想。萊夏特指出，「暖流」貫穿了70年代、80年代的左派實驗，然而，即使宣稱放棄階級，左翼仍然必須面對這個難題：追求本真性、個人解放的同時，他們仍然必須組成某種形式的共同體，否則，逃逸路線可能只在性解放、毒品以及激進音樂中發生。
然而，即使以各種共同體形式進行了幾萬種公社實驗，那個長達20年之久的燥動夏天最終還是結束了，所有的另類生活形式或生產方式差不多都消逝，當年左派學子們看到的破損生活，今日更加破損。我們面對著更複雜的社會結構問題、更難解決的生態災難、更不平等的跨國政經系統（台灣還得面對國族認同困境），而學子們與那些70年代80年代的著迷的讀者一樣仍然閱讀著解放的理論，在每一個抗爭現場進行各種政治實驗。齊澤克、皮克提等當紅批判學者也遊走全球提出其對不公平財富分配狀況的審視。
今年3月18日全歐洲的抗議者擁至法蘭克福歐洲央行新大樓前，青年們發動「佔領」（Blockupy）、燒警車、丟擲汽油彈、砸毀電車站，在街頭上塗了「公社不死」字樣（如下圖）。可是，今日的人們，又能在當年已被嘗試過的逃逸路線之外，再往哪裡走去？
義大利左派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曾說，舊的世界已經消逝，新的世界難產，而我們正生活在當下這個怪物的世界。今日德國出版市場對70、80年代的興趣，正是在未來希望始終難產的狀態下，對於舊世界的鄉愁，可是，那個世界最後終於被這個怪物的世界吞噬；無論是德國或法國的理論家、運動者，都那麼努力想「在錯誤的生活中，過著正確的生活」（挪用阿多諾語）。他們成功了嗎？如果沒有，這一代又如何能夠？
也許，1968年5月的巴黎學生運動，學生們在街上的塗鴉已經寫出了唯一的可能：要認清現實，但得要求那不可能的事物（Soyez réalistes, demandez l’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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