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6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邀請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歷史系的周陶沫教授，發表題為〈改革開放的擺渡人：印度支那難民在深圳〉的演講。本場演講為「東亞與越戰」系列講座的一部分，延續過往場次對越戰本身的關注，將焦點轉向戰爭的「後果」：戰後人口的流動與制度的重塑，並透過深圳這座城市，重審改革開放的歷史起點。
周教授著有《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革命時期的移民：中國、印度尼西亞與冷戰，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9），並正在撰寫《Shenzhen an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深圳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書。周教授以她長年田野與史料工作的成果，細緻描繪了中越戰爭難民、國營農場、計畫經濟與生物資本間複雜交織的歷史軌跡，勾勒出一段被忽略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
邊界、戰爭與轉型的起點
演講伊始，周教授指出1979年的中越戰爭不僅是繼法越戰爭、美越戰爭後的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更可以視為冷戰晚期的重要轉折點。在這場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衝突後，中國展現出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開放姿態，也開始了改革開放進程，向西方學習投資管理經驗與科學技術。
中越戰爭前夕，越南發生大量排華事件，一直到戰爭爆發，不僅是地緣政治的變化，也引發了規模空前的人口流動。根據數據，約有43萬人因戰亂離開原居地，28萬人進入中國，其中約4千人被安置在剛設為經濟特區的深圳。這群「被動的移動者」，也見證了中國邁向全球資本主義的關鍵階段。
深圳的前身為寶安縣，曾是冷戰時期中國逃港潮的核心通道。1950至1980年代之間，超過百萬人從此地偷渡進入香港，留下的則是婦孺與老弱人口。與此同時，隨著香港工資成本升高，資本開始尋找新的低工資生產區，而深圳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選為中國首個經濟特區。人口的逆轉──從外流到吸納──成為深圳轉型為全球製造業基地的條件之一。這種人口流動，並非單純的經濟決策，而是東亞戰爭與冷戰體制下複雜歷史的延續。
1979年以後，構成深圳新的外來人口主要群體是來自中國各地的農民工，他們願意流動到此地來尋找機會，承受風險，但也被政府以城鄉二元體制及戶口制度進行管控，造成較低的勞動保障，缺乏醫療、教育、住房等再生產資源。這體現了學者王愛華所說的差異化的勞動管理體制，即漸進式的主權（Graduated sovereignty）[1] 。然而，也有另外一群處於不同制度邊界的群體在深圳為改革開放的新經濟努力，就是被安置到歸僑農場的難民。
協助構建改革開放經濟的「難民」
當我們回顧改革開放的深圳特區，農民工固然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而具有經濟實力的僑商也提供了資本，但因戰爭或動亂而返國的「華僑」，也因為國有華僑農場的轉型，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中國共計有84個華僑農場，分佈在東南沿海和廣西居多，居民多為二戰後由南亞、東南亞國家遷移至中國的海外華裔。這個群體經歷戰爭或動亂，雖然可能從未居住於中國，但也被中國政府視為僑民，在國家福利的保證下，選擇來到農場安身立命。
相較於農民工，華僑農場受安置居民享有一定福利與保障，如配給住房、糧票與醫療，但這也同時體現了政府的規制。出生在國外的歸僑，反而比本地人多享受了20年的社會主義福利待遇。從這個角度來說，華僑農場是屬於經濟上的「飛地」，國家在資本主義改革過程中，仍保留一套計畫經濟色彩濃厚的社會治理手段，以管理這些邊界群體。這些農場的行政隸屬體系也與當地村落截然不同，隸屬國務院僑辦及其下屬的省市級辦公室。工資也高於當地居民。
周教授的田野地點：深圳的光明農場，始建於1950年代，早期屬於軍墾體系，位於當年寶安縣的西部邊陲，被戲稱寶安的「西伯利亞」，是面向香港的農產品供應基地。農場內的居民組成，包含當地居民職工、南下幹部、下鄉知青，以及不同年代東南亞的歸僑。例如1950年代馬來亞被遣返的華人、1960年代因印尼民族主義經濟斷了生計的華人[2] ，還有這場演講主要介紹的1970年代末來到此的越南華人。
1979 年，光明農場轉型為國營光明華僑畜牧場，以招商引資的方式開展畜牧業務。作為越南華僑難民的安置地點，歸僑農場因其組織規模與收容成效，曾被聯合國視為人道安置的「成功案例」，失去家園的難民成為歸國協助發展的僑民。然而光明農場不僅承擔人道收容功能，更是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交界，在國家的介入和工人的努力下，見證改革開放初期的轉型嘗試。
光明畜牧場與動物資本：從高蛋白到血清
一開始僅有4頭母牛和1頭公牛，孤零零的就像是逃難生活的寫照。然而牧場從70年代的人工擠奶、到80年代初和香港維他奶公司合作，完成中國首個機械化擠奶系統，成功完成提供香港高蛋白食品以換取存匯的使命。從1980年代到2000年初，光明農場提供了香港6到7成的牛奶供應。周教授描述，越南華僑身處異鄉，細心的用貴賓級待遇照料乳牛，協助牠們適應南方潮濕的氣候，彷彿同理其羈旅的心境，也產生深厚的情感連結。
作為光明畜牧場的員工，越南華僑們不僅奉獻於優良畜產品的製造，也參與了香港和深圳的新都會生活文化形塑。立基於高超溫滅菌技術（UHT）的使用，標榜「輕便、不會摔壞、衛生」的紙盒飲料因為適合戶外休閒活動，受到香港中產階級的歡迎，象徵新的都會文化，也受到深圳的學生和農民工的歡迎。初期需要維他奶公司的資金技術，1990年光明已能成立獨立的深圳晨光飲料公司。1996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深圳視察時，就曾品嘗晨光的紙盒牛奶。
除此之外，光明畜牧場也受僑資的挹注，得以引進西方技術並建設大型的肉鴿和養豬場。1980年，5名菲律賓華僑投資1千萬美金在光明興建養豬場，並引進優良的比利時豬和美國的設備。此後更看準快速增長的高端客群市場，提供西式的冷凍和加工豬肉產品，以提供高級飯店的「光橋牌」聞名，曾是1987年英國柴契爾首相訪華的國宴上的指定佳餚。而由印尼華人投資，1982與光明合建的大寶鴿場，每年供應香港、澳門和大陸上百萬隻乳鴿，在珠江三角洲以高品質聞名。1997年，光明也成功完全掌握大寶鴿場的股份。
這些動物資本也讓光明有機會進行更進一步的科技創新。1984年，光明農場的獸藥廠與武漢生物製藥所簽訂協定，創辦衛光生物公司。第一任的總經理王進才靈機一動，從乳牛場裡毫不起眼的公牛身上，提取出可以增強人體免疫力的胸腺素，讓公司有了好的開始。爾後公司更從解放軍的駐深圳部隊購買軍馬，從馬匹提取出馬血清，成為公司的明星產品。
在動物來源藥品基礎上，衛光進一步拓展至人類血液製品，包括狂犬病和B型肝炎疫苗。在2003年爆發的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中，衛光在短短2個月內就研發出SARS的免疫球蛋白，為人所稱道。2017年，衛光成功於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藉由王進才口中的「泥腿子科技」，光明農場成功回應新時代的挑戰而蛻變[3] 。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光明畜牧場的任務也產生轉變，勞動力資本不再被重視。2002年，「光明農場」被撤銷編制，正式轉型為光明集團，作為國有企業，專注於經濟生產，而不再肩負社會服務，亦即照顧移居華僑的功能。在深圳的城市規劃中，光明區的畜牧業被外移，政府高唱將此地打造為科技創新的新高地、粵港澳大灣區的科學城。伴隨於此的，則是歸僑角色的邊緣化。
華僑／移民／難民：多重臨界的群體
在今日對深圳光明區的官方和媒體敘述中，華僑的形象往往被呈現為以科學家為主的「海歸」學人，符合對科技城發展的想像，卻無形中排除了過往在農場孜孜矻矻努力的歸僑。在過去改革開放的年代，歸僑因國營農場的特殊體制而受到保護，卻在新的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年代，因其社會文化背景的相對弱勢，而逐漸被邊緣化。
對於近年的變化，歸僑甚至感嘆和周邊居民生活境遇比較的逆轉，彷彿「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光明農場到光明集團的改革之中，不但制度福利削減，公司所要求的管理和技術才能，也並非歸僑所長，據2007年統計，歸僑或歸僑子女僅有4%仍留在國企體系中。相較於深圳居民因擁有集體土地所有權，可以在土地開發的需求中，以蓋房出租等方式獲得被動收入，歸僑的福利房則無法如此。2012年，歸僑透過集體陳情，迫使政府出臺補償協議，允許歸僑家庭以優惠價格購買統建房。儘管歸僑從中受益，但最大的贏家實際上是政府──這一安排使國家得以低成本回收寶貴的土地資源，投入高科技園區建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歸僑自身的族群與身分感。他們多能講廣東話，但母語實際上為越南語，這反映出他們在語言與文化上的多重連結。對於「難民」一詞，他們表現出高度敏感，認為是不適當的標籤，顯示他們對於深圳「僑民」歷史的自我認同。這引發了我們對於越南「難民」的身分策略的思考：其中一些人在中國因缺乏資源，沒有選擇逃港，而選擇接受並認同華僑身分，並得到「滯後的社會主義」照顧。但也有因具有社會資源，故選擇逃港的群體。甚至也有個別難民在移往台灣後，選擇隱瞞華僑背景，以取得赴美的機會。這種彈性與矛盾的處境，揭示了中越戰爭下難民的身分認同和國家政策、個人策略的交織。
值得注意的是，因中越戰爭同時是中國和西方世界重新連結的時間點，「難民」此一概念也因中國進入國際難民體系，方得以出現。
周教授提出關卡（checkpoint）的概念，以香港和深圳的角色轉變為例，提醒我們注意國家的邊界如何被不斷重塑。深圳從社會主義宣傳和防偷渡為主的政治邊防，變成把中國嵌入全球生產體系的經濟邊界。
光明農場的歸僑，是屬於多重的社會邊界之間：本地與外來、城市與鄉村、農民與工人、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他們特殊的社會處境和歷史記憶，成為我們得以更深入理解深圳光明區的工業與科技轉型背後社會機制的關鍵切口。他們也見證了從深圳這個邊境城市出發，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如何透過港口、特區、加工區等空間節點重新建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更是主權政府為了資本最大化積累，所有意創造的特殊空間。
結語：擺渡人與改革開放敘事的再思考
透過這場演講，周教授展現了她長期以來對於20世紀華人離散史的關心，也帶領我們重新審視中國市場化改革、中國移民史與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交會點。光明農場的歸僑，實際上是作為穩定、制度化的勤勉勞動力，為深圳早期的生物科技探索提供了基礎。華僑農場滯後的改革，實際為國家主導的技術升級積累了關鍵的資本、人力與土地儲備。
今日深圳的歷史敘事，往往強調中國的國家意志決定從漁村到都市的钜變，例如四處可見的鄧小平畫像、雕像，然而如光明農場的歸僑的樸實貢獻，卻往往被人所遺忘。深圳這座城市，既是改革開放的象徵，也是各種轉型張力的匯聚點。歸僑作為「改革開放的擺渡人」，穿越冷戰的邊界與制度的裂縫，在不確定與矛盾中見證了中國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透過她精彩的研究，周陶沫教授不僅補足了主流敘事中的空白，更提出一種以移動、邊界為核心的全球視角，重新審視我們所理解的「改革開放」。
（整理者吳嘉浤為國立台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 見Aihwa Ong, “Graduated Sovereignty in South-East Asia,”(於東南亞的漸進式主權)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7, no. 4 (2000): 55–75.
[2] 相關的故事可見周教授的“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 ” (革命時期的移民：中國、印度尼西亞與冷戰)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3] 更詳細的敘述可參見周教授的〈Dairy and Diaspora: Postponed Reform on the Guangming Farm of Shenzhen〉(乳製品與離散：延遲的改革開放在深圳光明農場)，《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4: 4 (2023), 70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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