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演講由羅皓名老師主講。羅老師研究日本戰後思想、社會與文化史，博士論文以詩人谷川雁為主題，亦為小熊英二著作《1968》的中譯者之一。本次演講配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舉辦的兩個系列──「越戰與東亞」與「東亞『領土』的多面測繪」，以日本反越戰運動為主線，勾勒1965至1975年間日本社會運動中行動者與介入視角的多重交織脈絡，並探討運動中對日本「加害／被害」疊加身分與歷史位置的思想轉變與流動。
越戰中的日本、日本中的越戰
講座以1968年2月24日每日新聞社拍攝的新宿東口車站照片作為開端，照片中圍板上的反戰人士以日語塗鴉寫下「一牆之隔是越南！」雖然日本地理上遠離越南，但在軍事後勤和經濟利益等層面，日本深度介入並參與了這場戰爭，因此越戰實質上就在日本社會之中。
這張照片也呼應了講者提出的問題意識：在戰爭、政治、地緣與國際關係之中，加害者或被害者的身分和位置立體多重，並且具有歷史性。
回顧1965至1975年間日本的社會抗爭，包括全共鬥運動與反越戰運動等，羅皓名老師未將各個運動分別拆解，而是依時間軸展開敘述，呈現各運動彼此交織、多層滲透的歷史質地。以下將依照羅老師提出的幾條主要線索進行整理：
首先，日本有高度經濟發展和社會運動。日本經歷了1950年代韓戰特需與1970年代越戰特需的推動，得以脫離戰後的貧困狀態。經濟條件改善促使大量年輕人從鄉村流入東京，進而孕育出思考和平與革命問題的全共鬥運動。
其次，在反越戰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越平連」由小田實等人創立，呈現出新的組織與行動形式，於日本戰後社會運動光譜有重要的位置。
第三，反戰運動中「被害者／加害者意識」也有所變化。1970年代的新左翼開始將關注焦點轉向少數群體，形成典範轉移。其中，反越戰與全共鬥等運動的收束或延續在沖繩展開，並引發對國家、民主主義及戰後體制的反思。
1965年：三條線索的交織起點
為了理解這樣的歷史交織與思想流轉，講座從1965年作為起點進行梳理。1965年，美國提高對北越的軍事行動，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與美國總統詹森發表共同聲明，強調沖繩美軍基地對極東地區安全的重要性。同年，30架B-52轟炸機由沖繩出發轟炸西貢及南越地區。
以上述三條線索為視角來看，首先，1965年有一系列並行發生的重要社會運動背景，包括慶應大學學費鬥爭爆發、韓國逃兵金東希偷渡入境對馬遭逮捕、日韓基本條約的簽訂及各地抗議行動，以及青年工人群體因應條約問題成立反戰青年委員會，並逐步投入到反越戰運動之中。
其次，小田實、鶴見俊輔、高畠通敏等人號召「給越南和平」遊行，成立了「給越南和平！市民文化團體聯合」（1966年10月16日更名為「給越南和平！市民市民連合」，簡稱「越平連」）。相較於由既有政黨或工會組織發起的反戰集會，越平連以市民運動的形式出現，成為新的社會運動樣態。
第三，1965年的《朝日新聞》民意調查顯示，75%的日本民眾反對美軍轟炸北越，60%對於戰爭擴大及日本被捲入感到不安。羅老師指出當時日本國內的反戰動機多源於對戰爭的恐懼、戰爭體驗所留下的心結，或是再次成為受害者的焦慮。
在1965年這個歷史起點上，可以看到這3條主要線索初步交織成形。我們將以這三條線索為整理主軸，聚焦於線索一（社會運動）與線索二（越平連）的共時性，以及兩者通向線索三（加害／被害意識轉變）的交匯。
一個時代的總覽：學生運動、越平連與沖繩
在1965年的歷史起點鋪墊之後，隨即展開對1966年至1975年間社會運動變化的縱覽。
1966年「越平連」會議中，小田實於開場演說提出「加害者／被害者論」，指出：「面對美國，日本站在被害者的立場；但面對越南時，日本則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場。」這個交疊反映了日本從戰後反美愛國情緒中的被害者意識，逐步轉向認識自己與美國同為加害者的思想流變。這種意識變化跨越了世代界線，連結了未曾直接經歷戰爭身體經驗的世代。
羅老師將越平連形容為「運動體」而非傳統「團體」，即其運作並非由上而下制定綱領，而是允許個人以自身方式參與與退出。例如「日美反戰和平市民條約」即是以個人層級認同而非組織式動員來推進行動。越平連強調市民的「部份參加」，而非嚴格要求全面獻身革命。
羅老師亦提到學生之中的「加害者意識」轉變。學生們初期將自身定位為升學競爭中的被害者，但隨著對社會結構理解的深化，逐漸意識到自己亦是競爭體系中勝出的加害者之一，從而對民主主義與和平教育與現實社會之間的落差產生質疑。
至1967年，以美軍油罐車在新宿與貨運列車相撞起火的事件為例，即便是一般市民，也已經在日常生活中參與了軍事物資運輸的體系，凸顯戰爭如何滲透至社會基層結構之中。而日本政府表態支持美國對越政策，並確認沖繩施政權將歸還日本，可視為一種以參與越戰交換沖繩。
羅老師認為，反戰運動不僅是學生對國際局勢的回應──例如，日美新安保條約將於1970年重新生效所帶來的政治壓力，也是當時年輕世代因身分認同混亂、對社會結構不滿而尋求出口的重要表現。另一方面，美軍逃兵透過越平連尋求庇護與支援。逃兵問題成為促使運動思考超越「國家」的重要契機，其討論軌跡可見於1969年由越平連本部成員出版的《逃兵的思想》（脱走兵の思想）一書。羅老師解說該書主旨時指出，世界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國家，而逃兵的行動，並非為了轉投另一個國家，而是意圖逃離國家此一共同體原理。
1968年初，市民仍然支持學生運動，並與學生一同走上街頭，例如佐世保鬥爭。同年，日大、東大全共鬥相繼成立，運動脈絡一方面聚焦於學費抗爭、貪污指控等具體事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學生對「我是誰」這一身分困境的普遍焦慮。同時，反越戰運動亦遍地開花，各地展開了多起行動，如王子野戰病院反對遊行、北九州山田彈藥庫爆炸物輸送阻止鬥爭等。這些行動展現了另一條行動脈絡。
在此背景下，1968年10月爆發了新宿事件，運動氛圍逐漸激化，與越平連堅持的非暴力路線形成鮮明對比。而同年的沖繩本土則包括了要求撤除B-52轟炸機的沖繩罷工。
橫跨1969至1970年間，日本反戰運動出現了多重分化。一方面，新左翼黨派開始以沖繩議題作為運動主題，這反映了運動在受壓之下尋求焦點轉移的趨勢。然而，隨著運動遭遇鎮壓，部份勢力逐漸走向激進化，與市民運動脫節，並將關注焦點轉向少數群體問題。這一時期運動內部亦出現了針對「加害者」身分的自我批判與激烈分裂。
另一方面，1970年《週刊アンポ》沖繩特集中，川滿信一發表文章，主張拒絕成為日本國民的權利，反映出沖繩問題從「復歸日本」的期待轉向「反復歸」的思想轉折。同年12月，沖繩國頭村居民以武力中止美軍實彈射擊練習；1971年，沖繩返還協定審議過程中亦有沖繩青年混入國會，在佐藤首相演說時施放爆竹，並在日後的審訊中以沖繩語進行答辯的抗爭行動。
與此同時，學生運動與市民運動之間的連帶逐步瓦解。激進路線如東亞反日武裝戰線在1971至1975年間發動多起爆破事件；另一方面，以市民為主體的和平行動仍持續展開，例如1972年阻止戰車運送的鬥爭。1973年初，巴黎和平協約簽訂；隔年的1974年，越平連正式宣告解散；1975年，越戰結束，日本的反越戰運動走向收束與轉型。
從越戰中的沖繩到今天的東亞
最後，羅老師對上述脈絡作出總結，重申了日本越戰參與及越戰特需帶動高度經濟發展的背景，並回到運動思想史脈絡上，由「被害者」到「加害者」意識變化的主題。
就線索一（社會運動）而言，羅老師引用小熊英二關於消費社會的論述，指出從全共鬥運動到女性解放運動、再到少數群體議題的轉變，或可視為此一社會背景下的動向。
線索二（越平連）方面，當代運動中仍可見越平連所開創的不定形、非組織化行動形式。
至於線索三（加害／被害意識轉變），羅老師也對「被害者／加害者」論提出反思，質疑將少數群體視為單純替換位置的政治正確模式，並指出應警惕沖繩被作為象徵性工具的風險。同時在此基礎上引用1981年川滿信一撰寫的《琉球共和社會憲法Ｃ私（試）案》中「絕對不戰」的思想，提出希望以「多重受害疊加」的沖繩經驗，引發對台灣於東亞歷史脈絡中多重位置的反思。
最後，羅老師以東松照明1969年攝影集《不是沖繩有基地，而是沖繩在基地裡》（沖縄に基地があるのではなく基地の中に沖縄がある）作結，邀請聽眾將其中意象置換至「東亞」與「安保」的關係，思考：「或許並非東亞擁有安保，而是安保限制了東亞。」
補充及回應
本次講座提示了戰後東亞脈絡中，加害與被害身分交織的複雜歷史紋理。筆者希望在此補充若干不同尺度與視角的思考，延續講座台下關於領土、運動組織形態與反越戰運動後續影響的討論。
- 加害／被害框架的反思
關於加害／被害的框架，即便講座中已試圖探討其多重性，筆者認為，單一套用此框架仍難以充分捕捉不同歷史場景中情感認同與倫理位置的形成動態。例如，加害與被害的交疊在不同社會群體間可能呈現出細緻差異，而這些差異本身亦與時代脈絡、地緣政治以及個體經驗深刻交織。在當代東亞的情境中，單純強調加害／被害的交疊是否足以轉化為具體行動，抑或反而需要更具複雜度、能夠承認多重位置與經驗交錯的概念工具？
延伸一點，除了日本的戰爭責任，「加害／被害」框架亦應用於日本學界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分析之中，如筆者自身關注的公害議題。然而，筆者觀察到，若將此框架作為運動的主要邏輯，可能反而令連帶難以形成，亦不能回應地方社群在情感與行動上的實際變化。以上觀察雖源自不同領域，但或許可作為一種邀請，去思考我們需要何種語言與概念，來理解並介入更複雜、多層次的「戰後」社會現實。
- 沖繩與本土中心敘事
講座雖提及沖繩本地的社會運動事件，但整體敘事仍以日本本土的運動邏輯為出發。舉例而言，講座中曾提出「因為本土沒有支援，所以沖繩自己發起運動」的說詞。雖然在結論中嘗試回到扎根沖繩的不戰思想，亦有意凸顯沖繩的行動主體性，但在事件梳理與理論建構上，其論述與本欲批判之「本土運動將沖繩作為焦點轉移或替代」的邏輯之間，仍存在未被充分釐清的重疊。進一步而言，從沖繩出發來反思東亞的軍事化與「有事論」脈絡雖有其意義，然而，若未審慎思考其背後可能涉及的挪用邏輯，以及可能產生的倫理張力，將沖繩的經驗與苦難過度納入作為理論化的素材，未必能真正促進連帶與理解。
- 越平連的思想傳承與行動餘緒
關於越平連解散後的發展，值得補充的是，九條之會和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er（PARC）等後續組織，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越平連的組織形式。越平連的行動形式與思想對後續的和平運動與國際連帶實踐的影響，特別是越平連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民眾連帶想像的影響，則可透過PARC的Asia-Pacific People’s Movement Archive進一步觀察。
而若欲進一步理解越平連本部以外的地方性實踐，可參考「地域越平連研究會」的資料，或立教大學共生文化研究所保存的「埼玉越平連」文獻。講座中「市民」一詞的使用較為寬泛，或許也呼應了戰後日本運動語境中，「市民」概念本身所蘊含的張力與模糊性。筆者認為，將地域層次納入分析，能補充講座中以國家（作為加害／被害單位）與個人（如學生身分焦慮與矛盾）為主體的敘事，深化對當時社會運動能量、動因與情感動態的理解，以及「市民」的社會構成與作為動員思想的概念變遷。
- 運動史研究
最後，正如會後討論中亦有提及，戰後的社會運動場景本身極為多元。有關日本戰後運動史的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道場親信的著作尤為重要，既梳理了「戰後」的歷史意識，同時為和平運動立下理論介入和實證基礎。
近年來日本亦有重新整理戰後運動史框架的嘗試，例如2017年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的《1968年》特展，即有意避免僅以「青年反叛」為主軸來理解當時的運動。另方面，自2019年起展開的《社会運動史研究》系列出版計劃，也呈現了對運動史脈絡更多元的重構。筆者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這類新的討論，得以逐步引介到華文世界，拓展相關議題的對話與理解。
文末，謹向講者與在場提問者致謝，感謝其啟發，使筆者得以展開本文中若干補充與反思。
（整理者為一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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