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主辦的「越戰與東亞」系列講座，第3場次由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崔末順教授主講，主題為「越戰與韓國社會」。本次講座中，崔教授從冷戰的觀點出發，探討了越戰在韓國社會發展歷程中的印記與影響。
冷戰陰影下的韓越：兩國如何走進現代歷史的轉折點
崔教授先從世界冷戰的背景簡介了越戰前的越南與韓國。她指出，冷戰既是一種國際性的現象，也是一段特定的時期。冷戰以前的越南自身有相當坎坷的歷史，經歷過法國的殖民，又在1954年後分裂為南北兩個勢力。而在韓國，經歷1950年至1953年的韓戰以後，到了1960年，李承晚政權才因為4．19革命（4．19 혁명）倒台。隨後啟動的修憲程序，將韓國從總統制調整為兩院制的第二共和國。1961年朴正熙發動5．16軍事政變（5．16 군사정변），第二共和國遭到推翻，國家也跟著進入漫長的戒嚴時期，人民的集會與言論自由都遭受強烈限制。
就經濟層面來看，韓國曾在1957至58年間，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美國對韓援助削減等影響，造成國內經濟的不景氣。朴正熙政權在此時制定「第一次經濟開發5年計畫」（제1차 경제개발 5개년 계획）。儘管該項計畫透過擴充能源產業、改善交通基礎建設，設置大量工廠提振就業等措施，大幅改造了韓國的經濟體質，使韓國轉型為工業化主導的生產結構；但另一方面，該計畫也造成了財閥與壟斷資本茁壯，打擊農業與中小企業。就算朴正熙政權發動「新鄉村運動」（새마을운동），藉以嘗試促進農村發展、縮小城鄉差距，但對農民的實質幫助卻相當有限。
至於外交層面，越戰前韓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可以從對日關係與周邊安全的角度觀察。對於日本，最重要的進展是1965年簽訂的「韓日基本條約」（한일기본조약），宣示戰後的韓國與日本終於完成戰爭責任談判，並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就東亞整體局勢來看，因為兩個集團各自的內部變化，韓國漸漸在東亞有了新的角色。以共產主義陣營來說，中、蘇之間因為1962年伊塔事件、1969年珍寶島事件等武裝衝突而漸行漸遠；朝鮮則因為1958年8月宗派論戰（팔월 종파 사건）而開始建構主體思想（주체사상），改採排除中、蘇干預的獨立外交方針。
另一方面，美國從1960年代建構美日安保體系開始，就希望日本可以為亞太地區的安全發揮更大的作用。直到1969年前後，尼克森政權不只對國際金融體系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同時也宣示美軍將逐漸退出越南戰場，包含韓國在內，越南周邊的泰國、菲律賓等國的駐防美軍規模都開始有所裁減。
越戰背後的韓國政局
崔教授接著說明1961年朴正熙政權出兵越南的背景、說辭與實際理由。對政變奪權的朴正熙而言，建構並穩固政權的正當性是執政後的第一要務；而對美國而言，1960年代初期駐韓美軍達到了60萬人之譜，包含韓國在內的海外裁軍成為填補財政赤字、提振國內經濟的必要之舉。換言之，韓、美看似都有希望韓國出兵的動機。
然而，韓國究竟為何選擇主動派兵參戰呢？就朴正熙的公開發言，韓國出兵越南的主要理由是：1.對各國參與韓戰的報恩；2.負起保障自由亞洲集體安全的責任；3.提防南越政權淪陷帶來的骨牌效應。呼應於這些說詞，南韓社會出現了「反共十字軍」（반공 십자군）、「花郎的後裔」（화랑의 후예들）等宣傳口號。
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朴正熙的主要目的有三：1.博取美國的信任和認可，提升自身政權的合法性；2.避免美國裁撤駐韓美軍，從而導致韓國國軍不滿；3.加快韓日正常化進程，並獲得日本的資金與技術，促進國內如首爾地鐵一號線（서울 지하철 1호선）、京釜高速公路（경부고속도로）等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
相對於朴正熙政權等政治高層的動向，韓國國會與民間對於參與越戰的態度又是如何呢？崔教授指出，韓國民眾在當時的怒火多半指向韓日基本條約，但對於越南派兵則沒有什麼反對的聲浪。她認為，這是因為社會上本就欠缺反戰運動的基礎，再加上出兵越南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消弭了反抗的聲音。同樣地，韓國國會對於出兵越南並未有強烈反對，因為當時的國會仍多由執政黨把持，在野黨議員的立場搖擺在進步與保守之間。
韓國社會如何重新召喚越戰記憶
接著崔教授討論派兵越南對社會帶來的影響。韓國積極呼應美國「更多旗幟」（More Flags）的號召，成為美國在東亞的重要戰略夥伴。影響所及，美國除了對韓國提供更多軍事援助、提升韓國國軍的現代化與作戰能力外，經濟層面的「越南特需」（베트남 특수）亦不可忽略。根據美國國務院估計，自1965至1972年間，南韓對越南的商業與軍事出口總額約為2億8千萬美元，僑匯、戰爭賠償、服務業與建設業軍需等非貿易收益約為7億5千萬美元。此外，韓國還因出兵越南而獲得5億2千萬美元的公共貸款、2億4千萬美元的商業貸款，以及1億7千萬美元的無償援助，總計約有20億美元規模的資本流入，為日後的高速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
然而，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卻是內外政治壓力的升高。崔教授指出，出兵越南不只為朴正熙政權提供了更堅實的正當性基礎，從而確保了威權獨裁的維新體制（유신체제）得以持續；另一方面，韓日關係的正常化也被北朝鮮視為韓、美、日軍事同盟的鞏固，為此對韓國多次挑釁，例如1968年的青瓦台襲擊（1．21 사태）、普韋布洛號事件（푸에블로함 피랍 사건）等。
最後，韓國的越戰參與，也在社會內部留下了各式各樣的衝擊與傷痛。諸如參戰士兵的失蹤、落葉劑造成的身體損傷、戰爭的創傷後症候群，或者是韓越混血兒（Lai Đại Hàn, 라이따이한），也包含了韓國士兵對越南人民的屠殺。儘管早在越戰結束不久的1976年就有類似說法，但是是直到韓民族報系旗下雜誌《韓民族21（한겨레 21）》1999年出版的調查報導，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才真正揭露。事實上，駐越韓軍因為接近平民居住地區、隔離平民與越共接觸的作戰任務所致，其作戰活動可能比駐越美軍更容易導致屠殺。
儘管韓國社會出現了追討越南平民屠殺真相的運動，也有如黃皙暎（황석영）的小說《武器的陰影（무기의 그늘》）》、安正孝（안정효）的電影《蒼白戰爭（하얀 전쟁）》等描寫越戰的藝文作品出現，但崔教授認為，對於韓國社會而言，越戰直到此時仍是一場「被遺忘的戰爭」：參加越戰畢竟僅是社會上一小部分人所經歷的事件，並未得到國民的廣大認同，也就無法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就算進入全斗煥執政的1980年代，比起參戰者的實際經驗，社會上仍更重視越戰帶來的經濟效應，這也反映在政府解散越戰退伍軍人所組織的協會一事上。
然而，以1980年代的光州事件為契機，再加上美國越戰電影的大量上映，落葉劑受害者的抗爭與救濟措施的出爐，乃至於越戰參戰者們的重新集結，越戰的記憶漸漸被喚起。在韓、越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腳步中，越戰記憶及其和解也具有重要意義：1992年，韓國與越南重新建立外交關係；2001年，韓國總統金大中在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訪問韓國時為越南平民遭到屠殺而公開道歉。此外，近年來市民團體也開始發起討論越戰的傭兵與平民屠殺的運動，這似乎顯示：在韓國，越戰漸漸不再只是被遺忘。
遺忘與反思之間的拉鋸
對於崔教授的解說，聽眾提問多半針對韓國社會關於戰爭的記憶與反思而來。例如在韓國的社會或文學中，關於這場不名譽的主動參戰，以及越戰記憶的世代、立場落差，是否曾有討論？崔教授指出，當時的輿論基調是支持派兵的，市民團體與戰友會日後也各據「國家暴力」與「國家榮譽」的差異立場，但關於越戰的全面檢討並未真的展開；同樣地，儘管與越戰相關的文學作品為數不少，但多數都是在討戰爭的體驗或本質，對於當時社會上關於越戰的看法並未記錄。
近來甫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韓江，在小說中也間接帶入了越戰議題。如保導聯盟事件、或者美軍在韓半島主導的信川（신천 사건）、老斤里（노근리 사건）等屠殺慘案，都透過文學紀錄，而得以在社會上維持一定的討論度。至於韓江承接韓國文學與歷史的脈絡，而得以間接將越戰放在字裡行間，熟悉韓國文學的讀者一看便能明白。
關於國會與民間就出兵越南曾有過哪些討論，崔教授指出，媒體在威權體制之下被完全掌握，民眾因而完全接受了報恩一說；至於國會，則是不分黨派地共享「應當參與越戰」的默契；最後，美方一方面透過撤軍來威脅韓國政府，又以被媒體大肆報導的「布朗備忘錄」（Brown Memorandum）提供參戰誘因，這些動向共同構成當時的輿論情勢。也因此，當時韓國的進步派報刊，或者是越南方面的採訪與報導，或許可以提供更多不一樣的聲音。
至於越戰是否曾對南韓社會帶來文化方面的影響？雖然有如〈越南回來的金上士〉（월남에서 돌아온 김상사）等流行歌曲傳唱，但因為參戰者佔韓國人口相當少，崔教授認為並不可觀。另一方面，80年代的韓國人對於韓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有比較高的敏感度，就算越戰的犧牲者同時包含越南平民與韓國軍人，也成為了當時反思國家暴力的議題之一。
此外，也有聽眾提到越戰以後南越、北越對韓國人的態度差異，以及日後抵達韓國的越南難民等議題。崔教授雖提到越南民間存在設立「韓國軍人仇恨碑」的動力，但也認為這些都是她未曾涉足而亟待開闢的有趣議題。作為主持人的林淑芬教授也簡要補充了韓國政府對越南難民接收上抱持著消極的態度。她並認為，有鑒於台、日、韓三地都有大量越南社群存在，三地社群的形成脈絡又各不相同，針對此一難民體制的勾勒，進行跨國性、長時段的比較研究正是時候。
（整理者為陽明交大社文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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