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適逢越戰結束50週年，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舉辦了「越戰與東亞」系列演講，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視角探討越戰為東亞各國帶來的深遠影響。第一場演講於3月19日舉行，邀請到國防安全研究院的黃宗鼎副研究員，講題是「半世紀後望越戰：歷史詮釋與台灣角色」。
主持人兼系列活動籌畫人林淑芬教授替本活動提供了詳細的背景說明。今年雖說是越戰結束的50週年，但這說法本身就充滿爭議。一般以西貢淪陷作為戰爭「結束」的指標，但南北越並不是在那時就立刻統一。而除了常見的「越戰」（Vietnam War）一詞，更批判的觀點在越南會稱之為「美國戰爭」（American War in Vietnam）；又若從戰後在越南發生的一系列戰爭來看，越戰實際上是「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Second Indochina War），在此之前有反法反殖民戰爭，之後又與周邊國家有不同規模的軍事衝突。圍繞著這些爭議，林淑芬強調，越戰是冷戰、解殖、反帝國主義以及共產集團內部矛盾等多重因素的複雜體現。
林淑芬也指出兩點提醒。首先，雖然越南政治人物或越戰研究學者常提到「Vietnam is a country, not a war」，強調不應讓越戰掩蓋了對越南更長遠或廣泛社會文化發展的認識，但與此同時，也不該忽略越戰記憶的分歧極大，以至於「越南作為一個國家」的概念甚至沒有真正統一過，且越戰仍是理解越南不可繞過的重要事件。其次是，當我們關注越戰對台灣乃至東亞的影響，也不應只以國家作為分析單位，而要意識到香港或沖繩等地的不同主權狀態。
文化、歷史詮釋與地緣政治
黃宗鼎並不直接討論越戰，而選擇從文化、記憶和歷史詮釋等角度切入。他2016年參訪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大致相當於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其中「漢喃研究院」則對應中研院底下的史語所或文哲所，主要負責保存整理越南以漢字或喃字書寫的歷史文獻典籍。越南文與中文在語序上不同，但喃字與中文有其相關性，而現代越南語中，仍保有大量來自中文的古典用語，可以看出越南與中國歷史上有深厚的文化聯繫，並對國家和地緣政治產生微妙的影響。
黃宗鼎指出，「越南」這國名本身可追溯至清朝的朝貢體系，而在建國神話裡，「鴻龐氏」與「雄王」等故事，也都深受神農氏、黃帝等中國神話的影響，反映了早期中越文化的交流融合。從神話到語言，接著是歷史記憶與詮釋問題。如何命名地理空間與事件，本身就是一種觀點的展現。以黃宗鼎研究的「南海」為例，這是很中國本位的稱呼，越南則使用「東海」來指稱這個與中國有矛盾的海域。中華民國內政部在1947年公布的島嶼命名，就藉著將「James Shoal」翻譯成「曾母暗沙」、「Carpenter Shoal」譯作「魯班暗沙」，來強化與中國的文化連結，反映了歷史詮釋與意識形態操作的重要。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2016年訪問越南時，於河內國家大學發表演講，引用了越南李常傑大將軍撰寫的古詩〈南國山河〉，此舉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從北京的角度來說，此詩無疑是在傳遞「越南中國、一邊一國」的訊號。歐巴馬這麼做，與越戰後的國際格局有關。越戰結束後，美國長期對越南實施武器禁運，而歐巴馬的訪問，正是為了宣佈解除禁運，象徵美越關係在越戰後的重大轉變，凸顯出傳統文化如何在地緣政治的關鍵時刻展現作用。
越戰的多重背景
黃宗鼎指出，越戰的記憶和詮釋方式非常複雜多樣，其背景也涉及傳統文化、二戰遺緒、地域主義和意識形態等因素。若延續傳統文化的觀點，「對抗外敵」的概念其實一直與越南的國族主義發展息息相關，尤其是越南街頭被紀念的英雄人物，如前文提到的李常傑，基本上都是抗中英雄；最早的國族象徵，東漢時期起兵反抗的「二徵」姐妹，標誌著越南國族意識的萌芽。到了法國殖民時期，同樣有抵抗外敵的民族意識存在。越戰時期的北越領導人，便是將戰爭的正當性連結到這些對抗外地的歷史，將戰爭視為救國的重要行動。除此之外，越戰也涉及某種程度上的文明衝突，例如基督教文明的美國與佛教文明的南越，如何在越戰中合作對抗馬列主義的北越？即使在集團內部，文明的隔閡仍然存在。
另一個越戰的重要背景，是二戰後所遺留的政治問題。黃宗鼎透過一份歷史文件指出，麥克阿瑟作為盟軍統帥，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發布的「通令第一號」，責成亞洲各區域司令官接收日軍佔領地，影響了包括台海、朝鮮與越南分裂的格局，其中E款將印度支那分割為兩部分，分別由蔣介石軍和英軍接收，由於接收國家各自有其想扶植的勢力，種下了分裂的種子。
在地域主義上，黃宗鼎表示，在越南這樣狹長的國家裡，南北差異特別明顯。自阮氏王朝需要特別拔擢南方人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北方人在政治統治上的優勢，這樣的地域衝突一直延續到越戰之後都仍然存在。
最後一個重要的因素，則是不可繞過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爭。黃宗鼎補充了著名越裔美國學者阮清越教授的小說《同情者》，是理解意識形態如何撕裂越南國族的鮮明例證。
越戰期間的台越交流
台灣很早就承認南越政權，但雙方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並不熱絡。直到1958年，南越正式派遣公使到台北，雙方關係才逐漸改善，並從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黃宗鼎分析，促使台越關係升溫的原因，類似於當前常被提出的「中國威脅論」，也就是共同挑戰和威脅的出現，反而促成了雙方安全合作的基礎。
其實，南越第一任總統吳廷琰早期對蔣介石並無好感，甚至擔心中華民國強大後會對自己不利。從歷史來看，越南早期的政權，往往是在中國中央政權衰弱動盪之際崛起。從這個角度來說，對越南領導人而言，一個分裂的中國，可能比一個統一的中國更有利。最後，戰後中國在越南展現的殖民主義姿態，也大大影響越南對中華民國和華僑的觀感。
1960年吳廷琰訪問台灣，與蔣介石會面，象徵台越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黃宗鼎認為這背後的原因包括：八二三炮戰後，南越意識到北京若拿下台灣，可能轉而全力支持北越；吳廷琰的儒學背景，更容易與台灣高層產生共鳴；以及台灣開始認知到必須理解越南的歷史處境，在商業互動或提供援助時採取更適切的姿態。
蔣介石雖很早就提出要出兵援助南越，但美國擔心這可能導致戰爭升級而不同意，因此台灣對南越的軍事援助主要集中在政治作戰、武器製造和非軍方人員派遣這幾個方面。其中，政治作戰成為援助核心，排遣軍官訓練南越軍人滲透和反滲透技巧。為了避免國際爭議，也派遣空軍人員以退役或偽裝成華航人員的方式，協助越南進行需要較高超戰技的任務。另外還有「海燕特區」這個結合政治、宗教和軍事的反共案例，成為蔣介石重視的推廣樣板，這些人在金甌半島失守後又轉往台灣，成為台灣第一波中南半島政治難民裡的重要人物。
1965年，蔣介石曾向美國CIA駐台負責人克萊恩表示，「越南是中華民國在二戰後接收來的」，藉此傳達一種特殊的關心與責任。但因為美國始終不同意台灣直接介入越戰，加上中共研發核彈成功，使得蔣介石不得不放棄「越南優先」的論述，而回到「解放大陸」的主調。
從越戰到今日台美關係：台灣如何借鏡越南？
總結越戰在各方面的影響，黃宗鼎指出，美國在越南的失敗，成為現今「棄台論」、「疑美論」的經典源頭；其次，「Taiwan Can Help」的概念，其實也是從越戰時期台灣對南越的援助開始；另外美國透過美援採購計畫，讓台灣成為援助越南的替代供應鏈，不但使台灣在經濟上受益，也讓台灣體認到參與美國主導的供應鏈的重要性。最後，越南帶來的政治難民，也促使台灣開始思考新移民政策。
一位學生詢問華僑在台越合作中的角色，黃宗鼎認為，僑商在經援中雖具有關鍵作用，但國籍問題也會造成衝突，反映出東南亞華人長期處於「政治侏儒」的困境。蔣介石雖想主張越南華僑的「國籍自擇」，但最終在現實壓力下妥協。談到越南政府對難民問題的態度和相關研究，黃宗鼎指出越南在改革開放後採文化民族主義，因此也希望重新凝聚海外越僑並吸引投資，但相關研究在越南學界仍較稀少。
針對聽眾提問越南如何同時受漢文化影響，又與中國長期對立。黃宗鼎表示，越南歷史中的慕華與反華情結並存，兩國其實一直處在這種乍看有些矛盾、其實並不衝突的狀態，比如在峴港吸引中資的同時，又在南海議題上與中國抗衡。另外關於美越關係改善如何影響歷史理解，黃宗鼎也指出，當美越開始處理如戴奧辛和枯葉劑汙染、遺骸等問題時，歷史詮釋也逐漸轉向中性，這是一種相對務實的歷史態度。
最後，黃宗鼎從自身研究與國防研究院的位置，提出觀察越戰、越南與台越關係對今日政局能有的啟示。台灣的對外政策雖以美國為核心，但並非毫無能動性。面對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台灣仍然可以靈活經營和越南這類非傳統盟國的實質關係。不論是越南奉行的「廣交友、少樹敵」外交方針，或是與台灣交流採取開放態度，都值得今日的我們思考如何在當代多變的地緣政治下，積極尋求自身定位與發展空間。
（記錄者郭彥伯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獨立評論越戰50週年論壇】逃離越南的人，來到台灣的他們現在怎麼了？
活動資訊：
時間：2025年4月30日19:00～21:00
地點：書香花園（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6巷11號）
票價：每人350元
報名方式：https://opinion_cw.pse.is/7dw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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