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烏魯木齊市的南部城區，從1990年代開始湧入許多從南疆[1] 來的維吾爾人。他們沒有烏魯木齊的戶口，聚居在黑甲山、賽馬場、大灣地區自建的違章建築裡，尋找機會謀生。
這些地區原本就是烏魯木齊城市的邊緣地帶。過去從文革開始，到鄧小平改革開放初期，原本主要聚集的是從中國內地省分遷移到此避禍的漢族與盲流，但是後來完全改觀[2] 。
2009年的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中漢族與維吾爾族的仇殺事件，標誌著新疆民族關係正式的決裂，中共政權也開始重新對這些沒有戶口的維吾爾進行管理[3] 。中共認為這些城市邊緣地區是黑區，甚至暗藏恐怖分子，所以要全面清理。透過城市網格化管理，輔以科技數位監控、蒐集大數據，重組「片區管委會」（類似街道辦事處），再翻新擴大派出基層幹部人力，強調全面覆蓋、滴水不漏[4] 。拜勒《黑甲山的微光》這本書，描述他在新疆烏魯木齊實地田野調查的紀錄，並做出細膩而深刻的反省。
以反恐為名，創造出數位監控的剩餘價值
拜勒採取了一個左翼的分析視角，例如使用「剩餘價值」這類的概念，批判中國在新疆放肆剝削的情狀。
馬克思主義裡「剩餘價值」最粗略或原始的說法是指「資本家的利潤」；也就是扣除資本家／資產階級付出給勞工／無產階級的薪資，剩下的盈餘就是被老闆竊取的「剩餘價值」，原來應該完全屬於勞動者的酬勞[5] 。
將「剩餘價值」概念類比到民族區域自治，換句話說，中共政權現在認為實踐少數民族自治權限的成本太高，或者完全不可能；儘管沒有修憲修法，還是必須重新規畫、架空並定義原來的民族區域自治概念框架，才能把這個政治制度的「剩餘價值」極大化，從中不僅獲取治理安保的紅利，還能開創數位監控科技產業鏈，取得經濟上的物質利潤[6] 。
911恐攻震驚全球，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中國附和。不能否認，反恐戰的確給伊斯蘭信仰鋪上一層陰影，帶來偏見與歧視[7] 。北京開始積極利用、劫持「反恐」的政策概念：第一，中國於是有正當理由去加強西北安全基礎建設，以反恐為名，被標註為「恐怖分子」、「分裂份子」、「極端分子」（中國官方統稱「三股勢力」[8] ）的穆斯林，成為需要被剪除的「壞穆斯林」，同時也可藉機汰換掉中共過去多元民族主義的實質內涵；第二，中國反恐極端化的「再教育營」產業鏈可以創造經濟價值，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被轉換成有生產力的「好穆斯林」勞工，並動員資源，有效推動數位監控相關產業。
中國西北地區的伊斯蘭教應該有什麼內涵與形式？這個問題原來應該是政教互相競逐和與調適的治理問題[9] 。但是中共藉反恐為名，針對新疆維吾爾與突厥裔少數民族穆斯林進行「族裔－種族」的全面歧視、整肅與改造[10] ，清出空間讓數位科技產業投資並獲利。中國「恐怖資本主義」的擴張把維吾爾原鄉集體納入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發展出另一種新疆當地原來沒有的財富累積與勞力剝削的支配系統。
數位監控系統透過布滿街道的鏡頭與智慧型手機，再輔以線人與警察，發展出一套如同天網無所遁逃的追蹤裝置，可以掃瞄、辨識並鎖定所有被識別為「三股勢力／恐怖分子」的人。所有生活行為都被蒐集進入可以牟利的大數據庫，人臉辨識監視持續追蹤，並預測社會需要把哪些群體納入再教育過程，數位監控科技因此得以不斷精益求精。
新疆再教育營的「剩餘價值」，就在於作為一個免費的數位監控科技實驗空間，並提供中共在新疆的代理人成千上萬的安保與教育工作機會，最後還可以讓被改造的維吾爾人成為中國的廉價勞動力。
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疆殖民主義
中國政權授權或出資發展的數位監控科技產業鏈包含民間科技公司、援疆計畫志願者、其他漢族墾殖者、甚至包括新疆當地維吾爾與其他少數民族的警察與雇工。這些政權代理人共同執行一場社會實驗，經由拉引維吾爾勞動力進入中國市場經濟結構，政權與代理人共同剝奪維吾爾社會有形與無形的資產，監控科技發展一套安防系統來限縮遷徙與居住自由。
拜勒說的「恐怖資本主義」也是一種新式科技資本主義。透過數位監控與逮捕關押圈禁，全力壓制維吾爾受全球伊斯蘭信仰啟發與身分塑造的傾向，並進行洗腦轉化，貶低既存於維吾爾社會的價值，期望捏塑出一種符合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的勞工，進行支配與剝奪。換句話說，中國不完全是在新疆推動國家恐怖主義或種族滅絕，「恐怖資本主義」的終極目的是擴張與殖民。
習近平政權認為過去治理新疆的策略非常失敗[11] ，要把新疆納入中國資本主義擴張的進程，就必須消滅或排除新疆少數民族的族裔差異性。拜勒認為新疆維吾爾或其他突厥裔少數民族當然會是一個主要障礙。「耶利克」（yerlik維吾爾語的本地人、或原生民族）被完全取代與改造，切斷跨國的穆斯林認同，重置家鄉的概念，於是必須用新的墾殖者／殖民者的群體身分、體制與價值去取代新疆當地原生民族的社會。
用中共的話語來說，就是重塑維吾爾的中華民族身分認同，把維吾爾從「落後的」社會解放出來──殖民政權扮演善意的解放者，進行「壓迫式協助」。不僅把維吾爾人送進大肆擴建的再教育營房或監獄中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把改造完成的維吾爾工人送入強迫勞動的工廠。
中國積極地想汰換維吾爾社會的宗教與文化體制，而同時也尋求在「耶利克」的土地上創造一個市場導向的新社會。最好的例子應該是201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維吾爾的「麥西熱甫」（meshrep）列入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12] 。這個活動原有社交互助、表演娛樂、文化價值傳遞、準司法懲處的地方自治功能，但是通過中國政府的「保護」，除去文學研究與旅遊業觀賞表演，「麥西熱甫」的其餘功能全被拋棄。這是國定「特許差異」，由上對下的控制讓「族裔文化－商業資本－政治管控」相結合，可是對於一般維吾爾普羅大眾來說，「麥西熱甫」仍有著「耶利克」的驕傲與身價，產生某種族裔光榮的錯覺[13] 。
男性友誼與現代性
拜勒在本書第二部分提出新疆當地的反殖民回應，描述他所觀察到的維吾爾年輕男性如何透過「同性友愛」來保護自己不受傷害，同時他也發現有一小群漢族都市移民目睹新疆被強迫轉型與「取代」的苦難，發展出一種跨族裔的反殖民政治立場。但是最終仍難抵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暴力，而被輾壓。
不過拜勒幾個有關維吾爾認同的概念或許值得更深入探究與思考。
首先，應該如何理解「耶利克」？「耶利克」在大部分的語意脈絡很可能只是一個同鄉或地方主義身分的表現。圍繞在塔克拉瑪干沙漠四周的居民，無論是哈密、吐魯番、還是喀什或和田，當地人都只有綠洲認同；而且由於中共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及蘇聯瓦解帶來的流動與貿易的機會，使得綠洲內部的不同社會群體出現更大身分認同的分歧，反而使得維吾爾作為一個投射忠誠的政治族裔，更難以成形。
如果回溯歷史，維吾爾從過去到現在更像是一個流浪的、可變的、或飄移的民族；內容、形式、甚至族稱，都不能說是落地生根。「耶利克維吾爾yerlik Uyghur」或說「維吾爾原住民」更像是兩個字，或最多也因此只是一個抽象的「國族」理念基礎，或許現在某種程度更適合用來稱呼流亡異鄉的海外維吾爾群體；再教育營的出現使得他們反而更願意把自己定義成維吾爾民族。
「行者」（musapir）在日常脈絡中字面上的意思泛指外地人，也就是從他鄉來從事特定工作的人。拜勒把「行者」與維吾爾的遊歷傳統，以及伊斯蘭蘇菲派的宗教習俗相結合，在塵世中體驗並修練。
但是「行者」並非中國漢語語境的「盲流」，在1980年代開革開放時期，從內地省分湧入的移民，新疆當地的「老新疆」還會稱這些新來的為「老賴」（漢語中含有「賴著不走」的貶意）。維吾爾語境中，「盲流」比較像是「賽嘎丹」（sergardan），意思是遊手好閒之徒或流浪漢，他們不會在某個地方長久居住，為了混口飯吃四處跑動。無論是「行者」、「盲流或老賴」或「賽嘎丹」都對中共強調全面控制的權力體制造成威脅，被視作不合法也沒有正當性的廉價城市勞動力。
因為來到城市打工，被拜勒描述成維吾爾男性青年之間出現的「生死之交／如命如肝的摯友」（janjiger dost）反殖民情誼，則需進一步檢證。維吾爾男性之間的「生死之交」過去多出現在從幼年一塊長大且生活在一起的朋友，或因為工作上有過長期合作與衝突所磨練出來的不打不相識的朋友之間。依據筆者過去多年在維吾爾社群中進行田野調查的經驗，維吾爾男性友人之間很難形成這樣的「生死之交」。可能因為中共在海外維吾爾社群佈滿線人，朋友之間很難建立信任，更不要說在新疆，就算沒有數碼監控系統，互相進行政治監視已經成為習慣[14] 。
拜勒描繪的維吾爾男性友誼，應該是「同病相憐」（derdmen），彼此感嘆難以適應中共強推的經濟社會轉型。常常有維吾爾男性朋友感嘆維吾爾這個認同是空虛的，就算有一個外殼，也被東撕西扯，變得支離破碎。換句話說，在深感被傷害的同時，卻沒有共同建構的路徑與目標，又如何建立「生死之交」？
至於中國治理新疆的策略會否觸動並引發男性友誼異化，或發展出某種具有理性功利的、同時又含有人飢己飢的現代性社會友情？又或者因為伊斯蘭宗教的學習體驗，轉化維吾爾社會中的男性友誼關係，可能需要有機會時，再做考察。
（作者為臺灣國防安全研究員國安所副研究員。）
[1] 「南疆」指的是天山以南，塔克拉瑪干沙漠覆蓋的地區與周邊的綠洲城市，也就是新疆南部。清朝時期稱作回部或回疆，以區分「北疆」，也就是清朝稱呼的「準部」（準噶爾部）。另外，針對哈密與吐魯番一帶，有時也被稱作「東疆」。
[2] 根據過去田野資料的訪談，從內地省份遷徙到新疆首府烏魯木齊黑甲山這些地區的漢族移民，有的是因為躲避政治清算，有的是因為饑荒。後來隨著政治局勢改變，或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好轉而返鄉，也有覓得更好的工作機會，或者經商成功，於是離開這些類似貧民窟的地區。
[3] 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埋下之後中共治理新疆政策丕變的原因，參見Millward, James. 2009. “Introduction: Does the 2009 Urumchi violence mark a turning point?” Central Asian Survey, 28:4, 347-360, DOI: 10.1080/02634930903577128。
[4] 中國官方將烏魯木齊七五民族騷亂事件歸咎於這些城市邊緣流動人口，認為這些地區隱匿那些「暴恐份子」，必須全面改建管理。這樣的官媒報導與討論頗多。中共政權從2010年開始對這地區加強管控，到2015年基本算是完成，之後以數位監控更進一步加強緊盯。相關報導例如〈新疆烏魯木齊黑甲山片區被集體拆遷〉（自由亞洲電台，2010年7月11日）、〈烏魯木齊再造黑甲山〉（新華網，2015年3月7日）。
[5] 馬克思《資本論》第8章分析討論的概念。
[6] 美國從2019年就逐步開始制裁這些相關的科技公司，詳細列表請參見維吾爾人權項目整理。
[7] 所謂西方世界對穆斯林接觸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進而有可能「激進化」，所以必須遠離的偏見，其實是社會對恐怖主義內涵的一種幻想。像是Kundnani, Arun. 2014. “The Muslims Are Coming! Islamophobia, Extremism, and the Domestic War on Terror”一書所描繪的，其實政權並沒有真正面對並告知大眾各種恐攻事件的前因後果，而讓社會對穆斯林與伊斯蘭的幻想繼續滋生、為政權所用。
[8] 中國所謂的「三股勢力」論述包括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主要與新疆有關，出現於1990年代蘇聯瓦解後，納入公文書則見於2001年簽署的《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和《關於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上海公約》，成為中國官方正式政策論述。不過起初的目的應該是透過中亞區域外交政策鞏固中國在新疆的主權，擔心中亞國家獨立的效應擴散到新疆，壓抑或避免中國西北出現建立維吾爾斯坦的呼聲。理論上，「三股勢力」的分類並不恰當，三者可能互相結合，不一定互相排斥，而且恐怖主義是一種奪權手段，不是意識形態。
[9] 中國境內演繹「宗教中國化」的發展，政治權力、宗教信仰與研究互相調適的理想路徑可參見Vermander, Benoît. 2019. “Sinicizing Religions, Sinicizing Religious Studies” Religions 10, no. 2: 137。但是實際操作上，中國目前實行一種「以政領教」的策略，透過法律形式來強制規範所有的宗教活動，像是《宗教事務條例》和《宗教團體管理辦法》，還有一些地方行政命令，但是宗教人士與學者完全無法對政策置喙，只能跟隨服從。過去某些宗教信仰活動空間被定義為私領域，現在這個空間完全被取消。例如法律明文規定不能歧視宗教信仰，但是新疆穆斯林公職人員在齋戒月守齋的權利被剝奪。中共也宣稱清真餐廳有權自行決定在齋戒月白天是否營業，但近幾年新疆政府要求餐廳齋戒月白天必須開業。
[10] 關於「中國性」，也就是中國人到底應該有什麼內涵與形成過程，或說中國的民族與種族觀的簡單討論，請參見O'Brien, David and Melissa Shani Brown 2022. “Becoming Chinese: Sinicization, Nation, and Race in Xinjiang, China” Oxford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11] 習近平在本質上等於已經放棄中國第一代多元文化主義式的民族政策，改採變形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關於這個民族政策的辯論，可參見Leibold, James 2013. “Ethnic Policy in China Is Reform Inevitable?” East-West Center。
[12] Rachel Harris當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審查人之一，她在文章中討論了為什麼「麥西熱甫」不應該列入保護，或說不認同中國政府的保護方式，請見Harris, Rachel 2020. “‘A Weekly Mäshräp to Tackle Extremism’: Music-Making in Uyghur Communiti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Ethnomusicology 64, no. 1: 23-55.。
[13] 根據田野調查的訪談記錄，「麥西熱甫」初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單之際，海外某位維吾爾民族運動人士還當面問我，為什麼有人要反對？這位運動家完全沒有意識到，也不能理解中共「特許差異」的用意，還認為透過列入聯合國教科文保護名單，有助於彰顯維吾爾民族文化的豐富與偉大。
[14] 當然也有維吾爾人自省，說他們的文化太過浮誇，報喜不報憂。就算年輕人，也因為喜歡吹牛，對事情喜歡誇大描述，所以互相難以建立信任。雖然很多熟識的維吾爾朋友跟我這樣論述與舉證，但是這樣的講法可能只是維吾爾社會某一階層，在某些特定情境下的表現。並不足以說明生死之交無法建立的環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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