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台積電在南科與高雄設廠的新聞引發熱烈關注，不少人視之為地方經濟起飛的象徵。但周邊房價也隨之上漲，以台南仁德與善化為例，2020年每坪約18萬元，到了2024年已突破30萬；高雄楠梓與橋頭園區周邊也出現3至5成的漲幅[1] 。這種「還沒上班，先買不起房」的現象，並非台灣獨有，全球不少城市在科技產業快速進駐後，皆出現房價飆升衝擊在地居住的課題。
延續筆者上一篇對德國員工住宅制度的探討，本文將進一步關注企業對其所造成居住問題的回應。以矽谷四大科技巨頭提出的可負擔住宅方案為例，探討企業治理與住宅政策的連結策略，並思考對台灣政策與企業行動的啟發。
高科技產業如何推升房價？
關於科技公司推升房價，已有許多實證研究指出，高收入知識工作者大量進駐核心地段，帶動住宅需求，市場也隨之傾向服務具備高度支付能力的族群，從而推升房價與租金。這也凸顯一項常見迷思：許多人以為高科技投資將為在地居民創造高薪工作，但實際上受惠者多為來自外地的高階人力，與當地原有的勞動結構落差極大。最終，這樣的發展反而傷害整體社區的居住穩定性與公平性。有學者將此現象稱為「新城市危機」（new urban crisis）：創新與成長的果實未能普遍惠及人口，反而加劇了空間資本化與階層化[2] 。
另方面，基於經濟發展連動財政收入的邏輯，許多城市轉向強調吸引資本為導向的「都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治理方式[3] 。地方政府不再以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為主軸，而是積極促進投資與資本流入，將都市空間視為可開發與操作的資源。此種偏向經濟效益最大化的政策，也排擠原有住宅政策的優先性與資源配置。
於上述趨勢交錯下，既有社區空間轉變為資本與創新的積累場域。在缺乏配套住宅對策時，往往出現「創新導向驅逐」（innovation-led displacement）現象，房價與租金飆升，首當其衝者並非具支付能力的新進高科技員工，而是在地原有的藍領、中低收入居民，被迫遷離原本生活的社區。
簡言之，高科技產業重塑了都市空間資本運作與治理邏輯，也改寫了誰能住在核心區、誰被迫外移的人口地理。
四大科技巨頭引發的抗爭
高科技產業引發的空間與社會張力，已引發越來越多來自社區草根的反擊與質疑。以下將聚焦Amazon、Google、Microsoft與Apple這4家科技巨頭，概述它們引發的居住問題與社會抗議。
Google是最早引發反彈的企業之一。自2013年起，多場「反Google巴士」抗議在舊金山與奧克蘭爆發，抗議者藉由阻擋專車運行，凸顯企業造成的居住排擠與社區失衡問題，要求Google與其他科技公司負起責任，對房價上漲與社區排擠現象採取具體回應，並呼籲政府強化住宅政策以保障基本居住權益。在國際上，Google原於2016年計畫於柏林克羅伊茨貝格（Kreuzberg）設立「Google Campus」，亦遭當地社運團體反對，批評將推升租金並加劇社區資本化，最終該案被迫取消。
Amazon則是最常與西雅圖住宅危機連結的企業之一。2018年，西雅圖市議會提案向Amazon與其他大型企業課徵「人頭稅」（head tax），以籌措住房與無家可歸援助資金。此舉遭Amazon強烈反對，並在商會協助下施壓撤銷法案，但也因此引發公民社會廣泛抗議，批評amazon阻礙地方政府回應居住危機的努力。此外，Amazon本於2019年宣布將在紐約皇后區設立第二總部，亦引發當地社區與政策倡議團體強烈反彈，隨後Amazon也宣布撤回計畫。
Microsoft與Apple雖未引發同等規模的抗議行動，仍面對來自公共輿論與社區的壓力。Microsoft總部所在的Redmond地區，2012至2022年間房價中位數上漲超過120%，因此面臨非營利團體與地方政府要求其承擔企業社會責任。Apple總部所在庫比蒂諾（Cupertino）及周邊地區同樣是房價翻倍，引發輿論質疑其長期持有大量土地卻未投入住宅開發，加上Apple Park園區本身缺乏交通連結與周邊整合，被認為進一步助長了區域房市失衡。
面對批評的回應方案
隨著批評聲浪日漸高漲，科技公司開始意識到，若不正視自身造成的居住問題──特別是對原有居民生活穩定性與社區結構的衝擊，將面臨更大的聲譽風險與政策壓力
微軟在2019年率先初啟動「可負擔住宅倡議」（Affordable Housing Initiative），以總部所在的Redmond為基地，針對大西雅圖地區都投入5億美元。計畫內容包括：2.25億美元提供低息貸款，支援教師、護理人員等中等收入族群的住宅開發案；2.5億美元投資於市場利率可負擔住宅；另撥2,500萬美元提供給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用於推動政策創新與能力建構。
同年6月，Google也宣布啟動「住宅承諾」（Housing Commitmen）計畫，承諾投入10億美元，以緩解當地住宅可負擔性危機。計畫包括：捐贈並重劃價值約7.5億美元的自有土地作為住宅用地；設立2.5億美元住宅投資基金，透過低息貸款與開發資金支援非營利與私人開發者。
2019年底，Apple也接著宣布將投入25億美元以回應加州住房危機，特別是矽谷與奧克蘭地區。此一資金承諾包含多項措施：捐出約3億美元自有土地供住宅開發；設立10億美元基金支援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興建可負擔住宅；另撥10億美元成立首購貸款基金；並設立「可負擔住宅基金」，提供住宅開發所需的融資工具。
Amazon則是在2021年啟動了「住房平權基金」（Housing Equity Fund），承諾投入超過21億美元，主要針對西雅圖、華盛頓特區與納什維爾3地。該基金約6成透過低息貸款協助非營利機構保留現有可負擔住宅；約3成投資支持可負擔住宅新建案開發；其餘投入交通導向開發（TOD）[1] 與社區土地信託的住宅方案。
|
四大高科技業者住宅方案彙整 |
||||
|---|---|---|---|---|
| 企業 | 投資規模 | 土地 | 融資 | 投資 |
| Microsoft | 5億美元 | 無 | 2.25億美元提供中等收入戶開發貸款 2.5億美元投資於市場利率開發案 |
2,500萬美元資助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進行政策創新與能力建構 |
| 10億美元 | 捐贈價值約7.5億美元的土地重劃為住宅用途 | 2.5億美元設住宅基金（低息貸款） | 無明確說明直接投資項目 | |
| Apple | 25億美元 | 捐贈價值約3億美元土地用於住宅開發 | 10億美元首購貸款基金 1.5億美元可負擔住宅基金 |
10億美元支援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興建可負擔住宅 |
| Amazon | 超過36億美元 | 有（如必要時協助開發商取得用地） | 提供低於市場利率貸款與贈款，支持保留與開發住宅 | 直接投資可負擔住宅專案，部分專案含租金凍結 |
治理策略邏輯與評價
4家科技企業的住宅方案雖各具差異，但在介入定位、資金運用與合作框架上展現出高度一致性，亦反映企業回應住宅壓力時所採取的治理策略邏輯。說明如下：
首先，在角色定位上，4家科技企業皆採提供資源的間接介入方式，而非直接參與住宅興建與營運。此模式讓企業既回應政府與社會期待，同時避免承擔住宅供給的責任與風險。
其次是機制措施上，皆聚焦在以資金工具撬動可負擔住宅供給。措施包括：提供低於市場利率的長期貸款、設立專項基金支援住宅建設、捐贈可開發土地，以及協助首購者取得貸款等。範圍多聚焦於企業據點周邊地區，並優先照顧特定職業族群（如教師、護理人員）。
再者則是操作上採「企業－地方政府－非營利機構」運作框架。企業提供資金與土地資源，政府負責土地使用調整、流程簡化與政策協調，非營利機構則執行住宅興建與後續營運。此架構有助於資源整合與風險分攤，並提升社區接受度與政策可行性。
另方面，上述科技企業的作法，也引出正反不同的評價。批評者認為，這類計畫常流於個案操作與品牌修補，難以對結構性問題產生實質影響；且憂慮若過度仰賴此模式，將弱化政府公共治理的主體地位，削弱民主問責與制度正當性，特別在都市規劃與財稅等領域的改革。然而，多數主流觀點仍傾向正面肯定，認為在公部門資源與執行力有限的現實下，企業的投入亦可作為公共治理的重要補充。關鍵在於，政府是否能設計具誘因與約束力的制度，使企業參與不再只是個別回應，而能轉化為長期且制度化的空間責任承擔。
從國際經驗反思本土行動
在我們高喊打造半導體王國與AI島嶼的同時，相關國際經驗值得深思借鏡，特別可從社會、政府與企業3個層面加以檢視與回應。
最須優先調整的是社會層面，應清楚地認知科技產業所帶來的外部性，特別是伴隨空間資本化與社會極化， 對在地社區與原有藍領、中低收入居民的衝擊。因此，公民社會與地方社群應主動扮演監督者與倡議者的角色，要求更具包容性的科技產業發展模式。
至於政府層面，則須重新釐清其角色定位，不僅是資本與市場的促進者，更應是公共利益與空間正義的守護者。在積極爭取高科技產業進駐的同時，亦配套建構引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機制，減緩對在地的負面衝擊。特別是科學園區開發，可透過都市計畫手段導入公共設施與住宅配比，並搭配土地提供及稅賦優惠，引導企業與地方政府、非營利組織合作投入可負擔住宅供給，調和科技發展與居住正義之間的張力。
最後，在企業層面，面對全球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要求日益強化的趨勢，應正視其所帶來的居住問題並做出積極回應。相較於Google等因房價問題遭遇嚴厲批評與社會抗議，作為國際級科技領頭企業的台積電，更應珍惜社會賦予其「護國神山」的信任與期待，領台灣之先，將可負擔居住納入ESG政策實踐，為科技產業發展與在地社會共融樹立正向典範。
[1]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2] 「新城市危機」一詞由都市學者Richard Florida所提出，用以說明在知識經濟與創新產業日益集中於少數都市的趨勢下，雖帶來高附加價值的就業與資本流動，卻同時強化了空間不平等與社會階層分化。Florida強調，這些所謂「創意階層」主導的都市發展模式，導致房價飆升、社區排擠與公共資源分配不均，反映出都市繁榮背後潛藏的結構性不正義。
[3] 「都市企業主義」一詞由David Harvey提出，指的是城市治理邏輯從傳統的服務提供轉向以市場導向、吸引投資與促進都市競爭力為核心，地方政府傾向與私人部門合作進行大型開發，進而弱化原本對社會公平與住房正義的關注。
[4] 該項目強調與交通便利性結合，特別鎖定對教師、醫護與社福等族群的支持。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