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哲學諮商室】愛情裡的好學生:5個問題,直指人生盲點

無論是在學校,在家裡、職場,還是在愛情關係中,你從小到大都在當好學生嗎? 無論是在學校,在家裡、職場,還是在愛情關係中,你從小到大都在當好學生嗎? 圖片來源:Basicdog/Shutterstock

「為什麼我很久無法進入一段關係?」L前來找我哲學諮商的問題是這樣的。

我可以從這個問題裡面找到3個明顯的預設:1.L曾經在關係中,2.他渴望進入關係,3.但是他無法進入關係。

「你觀察自己無法進入一段關係的原因是什麼?」我提出我的第1個問題。在使用蘇格拉底對話的哲學諮商中,諮商者不能「告訴」來訪者任何答案,因為蘇格拉底相信每個人對於困擾自己的問題,問題的答案就像肚子裡懷著的胚胎,這個嬰兒只能靠媽媽自己生出來,哲學諮商師唯一應該扮演的角色是「助產士」,幫助來訪者自己把答案生出來,才能確定這個答案確實是自己的親生孩子,然而如果是別人說出來的答案,無論再怎麼有道理,也總隔層肚皮,因為是別人的孩子。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L苦笑著說。

L的答案讓我增加了2個新的預設:L曾經在關係中受傷、而且他害怕進入新關係會再次受傷。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你會說一個曾經在關係中受傷,因此很久無法進入一段新關係的人,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提出我的第2個問題。

L想了一下以後說:「好學生。」

愛情中的好學生,會把對方當成「老師」來討好

這是一個L對自己有趣的自我觀察。既然這是L自己說出來的答案,我即使無法理解,也可以繼續使用這個概念來進一步探索。

「你從小到大都在當好學生嗎?」這是我的第3個問題。

經過一番思索,L意識到他確實從有意識以來,就一直努力在當好學生,無論是在學校,在家裏,還是在職場,當然,在愛情關係中也不例外。

得到了L的確認之後,我就可以問第4個問題了:「你知道相對於『好學生』的角色是什麼嗎?」

「壞學生?」L不假思索地說。

這個答案並不合理。因為無論是好學生或是壞學生,都還是學生,但學生的角色之所以成立,是因為有「老師」的存在。如果沒有老師,就不會有學生。同樣的,一個沒有學生的老師,也不能被稱為老師。就像一個媽媽的角色,必須要有小孩才成立,一個沒有小孩的女人,就只是一個女人,不會有媽媽的角色,師生關係也是如此。經過說明之後,L同意了這個邏輯。

有趣的是,一個「好學生」跟老師的關係,跟單純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不同,好學生的特點是會想要得到老師喜歡,因而努力「討好」老師。

「請回想一下,在過去兩個人的愛情關係當中,是不是你也都扮演著『好學生』的角色,把對方當作『老師』?」這是我的第5個問題,也是最後一個問題。

L對這個問題先是呆了一下,然後意識到確實如此。愛情關係當中的兩個人,應該是50/50平等的股東關係,但好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平等的,以至於把自己當作好學生的一方,會極力去討好當老師的那一方,結果往往是災難收場。

胡適(前排右一)、徐芳(前排右四)等人在北平合影,1936年。圖片來源:Wikipedia,Public Domain

胡適徐芳師生戀啟示:不再當「討愛」的奴隸

這讓我想到民國初期胡適跟徐芳的師生戀。1932年胡適出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當時小他21歲的徐芳已經才華洋溢,詩名揚名文壇,胡適到北大的第二年成為徐芳的論文指導老師,徐芳立刻對胡適愛得如醉如痴。1936年,徐芳與胡適開始書信來往,在信中,徐芳稱胡適為「美先生」,是她「最愛的人」,稱自己是「你的孩子」。

1937年胡適赴任駐美大使,徐芳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你這人待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忍受。我有時恨你、怨你;但末了還是愛你。」1941年4月,徐芳又給在美國的胡適寫信,要求胡適幫助她到美國深造。當時胡適雖然不討厭這個學生,但考慮到自己的地位和社會影響,不但沒有幫助她到美國留學,甚至斷絕了與徐芳的聯繫,因為在胡適的心目中,自己是個教授,而徐芳就是一個努力討好他的好學生、好孩子,兩人永遠不可能成為平起平坐的人。

雖然我沒有告訴L這個有點恐怖的鬼故事,但是我相信他已經看到了,如果未來還是繼續要在自己的愛情故事裡要當好學生的話,就永遠會是一個討愛的乞丐,甚至更糟,一個被愛的腳鏈束縛的奴隸,而L當然不會想要成為愛的乞丐或是愛的奴隸,所以遲遲不敢開始進入關係,是理性的──除非他能夠為重新定義自己在關係裡的角色,成為一個擁有50%股權的股東。

一段啟動思考、讓人解開自己生命卡點的哲學諮商,其實有時只需要5個好問題。當然,L從看見問題的癥結,到能夠採取恰當的行動,這中間還有一段需要跨越的溝,但我相信L如過願意給自己足夠的時間,他一定可以做到,只是這一次,請不要再當愛情裡的好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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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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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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