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泊爾震災10週年的2025年4月，我和哲學踐行的夥伴，也是知名瑜伽老師Jun，帶領了一群喜歡結合身體和哲學思考的朋友，一起去位在喜馬拉雅山的重災區藍塘谷地（Langtang Valley），進行了10天以「慈悲」作為主題的登山健行。
Jun之所以做這個選擇，是因為10年前，就在震災的前幾天，他和伴侶Adam才在尼泊爾基地營登山，沒想到幾天之後就發生了如此重大的慘劇。我們的高山嚮導Jay回顧，災後那段時間，沒有工作收入、房子倒塌、他和家人在帳篷裡住了整整18個月，而他們還算是幸運的。
從「他們」的故事，變成「我們」的故事
最不幸的是藍塘谷地的村民、駐村的軍人，和當時通過的登山者。根據尼泊爾時代週刊（Nepali Times）震災10週年報紙特刊上的報導，倖存者Gyalbu Tamang在地震前一晚待在谷地參加了夜晚的祈禱，然後開始出發上山，回到腳程3個小時外、位在Kyanjin（駱駝山）的家。途中，天空開始下起毛毛細雨，他到朋友家避雨。快到中午時分，正在喝茶的時候，地面突然劇烈震動起來。天色出奇的暗，大片大片的雪花開始飄落，就像暴風雪一般。塔曼知道這是一場大地震，他立刻趕回駱駝山看看他的兩個女兒是否安全。然而當他從懸崖回頭俯瞰藍塘村莊時，他的心沉了下去。大部分的房屋和寺廟城鎮都被山崩的瓦礫和冰雪覆蓋住了。
實際上，山崩的力量之大，帶來的強風，甚至讓谷地的樹木全都被夷平，沒有一棵倖存。強風甚至越過山頭，殺死了山另外一面的村民。這些土石和冰雪高達幾十公尺深，填滿了谷地。10年後的我們，必須踩在這片罹難者永遠被掩埋的、寸草不生的石礫上通過，消失的村落就在我們腳下。
此時，每個人都是痛苦的，不管是在體力上還是心理上。而這個痛苦的體驗是必要的，因為這個痛苦的經驗，讓我們從「旁觀者」看「他們」的故事，變成了「我們」的故事。
自願成為「我們」，而不是他們的旁觀者
這是一個創造「慈悲」體驗的行動。慈悲（compassion）這一個詞，似乎給大多數人的想像是宗教性的，但如果從拉丁文的字義拆解來看，就是「一起受苦」的意思。這不代表10年後到災區的我們，比受災的人有更高的視角，也不代表慈悲的人有能力可以解決受苦的人面臨的問題，而是把遙遠的、發生在自身之外的痛苦帶到我們眼前，停止當一個旁觀者，產生「我們」的機制。
這樣的練習，也適用於剛剛發生在緬甸的震災，緬甸看不到終點的緬甸內戰、以巴戰爭、烏俄戰爭，或是政治上川普引發的關稅戰，國內政黨的鬥爭，外配、新住民與本地人的競爭。
美國女權主義作家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這本書中，引用維吉尼亞 ‧ 吳爾芙在《三畿尼》（Three Guineas）中的女性主義觀點，當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各自的代理人，在1936年西班牙境內發生政治衝突，引爆內戰的期間，吳爾芙的一位男性律師友人來信詢問：「依妳之見，我們如何可以制止戰爭呢？」
問句裡的「我們」這兩個字讓吳爾芙大為不滿，她強烈質疑，她與這名來自上層階級的男性絕對不應該一同被放置在「我們」之下，因為她是女人，而他是男人，兩方不可能沒有觀念上的必然落差和隔閡，由一個男性口中輕易說出「我們」就可以弭平這條對話間的鴻溝嗎？沒有這等簡單的好事。
吳爾芙的觀點是：「男人為了自我滿足而製造戰爭」，所以刻意不斷極力凸顯「我們女人」和「你們男人」有所不同，拒絕有一個可以把男女都一致包括進來的「我們」存在，然而在厭惡戰爭暴行的相同人性立場上，吳爾芙的女性主義論述最後還是進入了另一種「我們」之中，包括了吳爾芙和她的男性律師友人，以及所有未置身於戰亂和生命危險的人。「我們」這些慘不忍睹的災難照片的旁觀者，跟製造這些暴行的「他們」對立。
至於站在被石礫淹沒的藍塘谷地上的我們，是「我們」和逝者以及他們的家人「一起受苦」，或者繼續作為旁觀者，期待從「他們」不幸的故事中為自己帶來某種關於生命的啟發和力量（簡稱「勵志」）？這是作為主辦這場活動的我們，不能夠為團員決定的。兩者都有其價值，也都可以達到感動人心的目標，但在哲學上確實屬於兩種不同的意義。「慈悲」有著獨特的道德、「善」的光環，但並不代表慈悲比「勵志」更高尚、有價值、或更有力量。畢竟活著不是一場道德競賽，但無論是塔曼、Jay，還是你我，站在淹沒的藍塘谷地上的時候，或是注視著每一張新聞災難照片時，都必須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是什麼，並且為自己的想法負責。
所以當緬甸震災後，這個專欄的主編問我，「為什麼台灣人對於緬甸震災的捐款如此冷漠？」「為什麼在台灣的陸配支持武統？」的時候，我想我也透過思考喜馬拉雅山災後的藍塘谷地，找到了合理的解釋。因為「他們」是他們，而「我們」是我們，願意「一起受苦」，從來就不是旁觀者自動的位置，讓「我們」變成「他們」、或是「他們」變成「我們」，是一個需要被刻意創造的行動機制，顯然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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