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哲學諮商室】誰才是對的?在衝突的時候,思考我的認知偏誤

如果學會思考,我們就知道在衝突發生的時候,無論我們多麼理直氣壯、問心無愧,都應該懸置我們的判斷,先假設對方可能是對的,而我們可能是錯的,通常就會發現自己其實也犯了認知偏誤。 如果學會思考,我們就知道在衝突發生的時候,無論我們多麼理直氣壯、問心無愧,都應該懸置我們的判斷,先假設對方可能是對的,而我們可能是錯的,通常就會發現自己其實也犯了認知偏誤。 圖片來源:Dilok Klaisataporn/Shutterstock

在面對衝突的時候,我們總是很確定對方的認知是有錯誤的。但我們如何知道自己就沒有犯同樣的認知錯誤呢?最好的辦法是:懸置我們的判斷,先假設對方可能是對的,而我們可能是錯的。

我們不能忘記,在世界上各個角落,甚至立場相反的人,之所以願意衝突,付出高昂的代價,其實都正在努力的追求自己心目中的正義──無論是在圍牆倒塌前後的東柏林還是西柏林,在現在的烏克蘭還是在克里姆林,巴勒斯坦還是在以色列,在台灣立法院裡面還是在青島東路。

首先,我說一個這幾天在柏林學習到的真實故事。

越南咖啡的崛起:東西德冷戰的意外產物

大家都知道越南是盛產咖啡的國家。實際上,越南如今是僅次於巴西的全球第二大咖啡生產國,但是卻沒有許多人知道越南的咖啡工業如此發達,竟然是東西德衝突的受益者。

原本越南的咖啡種植並不多,但是在1977年,全球咖啡面臨短缺,由於冷戰中的東德長期缺乏硬貨(美元),當局無法從國外進口足夠的咖啡來滿足國內需求。我們必須知道,咖啡是貧窮的東德人們少數至少能夠享用的生活必需品,沒有咖啡可是一件會動搖國本的事,所以東德政府必須立刻採取行動。

於是1980年,東德與當時碩果僅存的共產主義盟友越南達成了一項協議:東德向越南提供機械、技術人員和所有相關的資源,支援越南種植數千公頃咖啡樹所需;同時,越南將把50%的咖啡豆出口到東德。事實證明,這個項目非常成功,甚至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有效的援助項目之一,以至於如今越南每年出口咖啡豆的價值超過 40 億美元。

諷刺的是,東德政權從未真的收到過越南的咖啡,因為東德政府沒有料到,那些咖啡樹直到 1990 年德國統一之後才成熟。

許多人都不知道,越南的咖啡工業如此發達,竟然是東西德衝突的受益者。圖片來源:Wikipedia

各種認知偏誤陷阱

我說這個故事的原因是,我們常常認為自己相當聰明,但是,人類的思維其實存在著一系列的漏洞,實際上,我們的思維受著各種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影響,導致思維出現各種各樣的不理性(irrationality)。

第一種我們在哲學諮商上最常見的,叫做「行動者-觀察者偏誤」(actor-observer bias),造成的結果,就是雙重標準。

我們在解釋人的行為時,在我們作為行動者(actor)和觀察者(observer)時完全相反。用簡單的政治現象來解釋的話,就是同一個政黨或政治人物,在擔任在野黨或是席次不過半的國會議員時,和成為執政黨或是席次過半的國會議員時,會做出完全相反的行動,當自己是少數時,會強調「程序正義」,「政黨協商」,但是一旦自己成了多數時,卻會做出自己最反對的事,比如相信自己是為了正義而強行通過法案,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換了位置,就換了一個腦袋。

在生活中,我們身邊應該也不乏這種人,當他成功時,都歸功於自己努力,失敗的人都是不夠努力,強調內在因素(internal attribution)。但是當他失敗時,卻會認為自己時運不濟,成功的人都只是運氣好,轉為強調外在不可控的因素(external attribution)。

第二種認知偏誤,我們稱之為「自利性偏誤」(self-serving bias)。

自利性偏誤讓我們看見人類大腦的不理性,會藉由抬高自己來貶低他人的想法及行動,達到提高自己的自尊,讓自己在心理狀態上佔有優勢。拿中國政協表決方式的演進來說吧!從1949~1954年,政協的4次會議,鼓掌都是最重要的表決方式。當時毛澤東對五星紅旗圖案做了這樣的說明:「我看……國旗是不是就選這個圖案?」大家熱烈鼓掌表示贊同,然後就通過了。其實不只是五星紅旗,同一個會議還決定了首都、國歌、人民政府主席和臨時憲法,都是靠鼓掌通過的。只能通過鼓掌的聲音大小和持續時間來表決的問題顯而易見,支持者的掌聲響亮、經久不息,意味著反對者和棄權者失去了表達的空間。後來,鼓掌「進化」成了「反對的舉手」、「棄權的舉手」,於是宣布全體通過,會場內頓時掌聲響起。

慢慢的,「反對的舉手」繼續進化成「贊成的舉手」,又從舉手進化成了無記名投票,到了1956年終於才開始有代表敢反對和棄權。但是在1957到1975年文革後期,無記名投票沒有了,又倒退回用鼓掌通過作為唯一的表決標準。從無記名投票「倒退」回舉手投票、鼓掌通過,就是掌握權力的人用來增強自己群組優勢「自利性偏誤」的例子。

至於第三種偏誤,則是「基本歸因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這個比較簡單,就是檢討受害人。比如受到性侵的女子一定是因為自己行為不檢,穿著太過暴露,而立法院爆發肢體衝突都是怪別人不配合自己的意見,「如果乖乖配合我的話,不就沒事了嗎?」

學會懸置判斷,從衝突中認反思自己的知偏誤

東德用遠水救近火,用越南來解決咖啡短缺問題的方法,就是犯了這三種認知偏誤。繼續觀察我們自己身邊的人事物,是不是也看懂了一些認知偏誤的例子呢?

在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總是很確定對方的認知是有錯誤的,但是如果學會思考,我們就知道在衝突發生的時候,無論我們多麼理直氣壯、問心無愧,都應該懸置我們的判斷,先假設對方可能是對的,而我們可能是錯的,通常就會發現自己其實也犯了認知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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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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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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