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回到久違的埃及，但這次，並沒有到過去讀書時的大城市開羅，而是直接到遙遠的紅海潛水，一償多年來的宿願。
我們住在一艘專門潛水的船上，船上有26個來自世界各地的潛水高手，由一個來自瑞士的潛水嚮導朋友包船。大家雖然彼此不認識，但都是這個瑞士人的朋友。有來自奧地利的心理治療醫師、紐約的韓國企管顧問、德國籍的印度軟體工程師、在急診室見慣生死的醫生、來自巴塞隆納的線上行銷、在墨西哥當專業潛導的法國人、來自瑞典的運輸工程師、澤西島的政治家，也有和我一樣在國際NGO組織工作的人。換句話說，我們都很不同。
當我們在潛水台，準備潛水裝備的時候，來自埃及的船員就會搬出一台廉價的喇叭，開始放音樂，通常是各式各樣阿拉伯文的流行歌曲。這時神奇的事發生了：雖然很多時候，大多數人完全聽不懂音樂的內容，但是從那一刻開始，我們可以放下彼此的不同，隨著音樂擺動、露出微笑。
這讓我想到一個音樂家朋友，多年前告訴我為什麼他會選擇音樂的原因：「我選擇用音樂說話，而不是用語言說話，因為語言的本質是『謊言』，是一群人特定的思考方式、價值觀的展現；但是音樂的本質是『真實』，每個人都會通過心靈，產生自己的見解。」
接受「語言是必要的說謊」
我的法國哲學老師奧斯卡也曾經這麼反思：
「從我很小的時候起，我就一直認為撒謊，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都是人類及其言語的基本特徵。因疏忽而說謊、因委託而說謊、因無知而說謊、因不連貫而說謊、因自負而說謊、因習慣而說謊、因自滿而說謊、因偏心而說謊、因循規蹈矩而說謊等等。這裡的重點，與其說是堅持謊言不道德的本質（雖然這個維度不應該被忽視），不如說現象本身包括隱藏真相、淡化真相、扭曲真相、顛倒真相、修改真相、淹沒真相、延遲真相、修飾真相，以及忽略我們所知道的許多真實事物，而這一切都是從主體懷疑任何干擾的那一刻開始的。」
既然語言的本質是說謊，那麼我們是否不應該相信語言、甚至屏棄語言？奧斯卡說恰恰相反。這些年來，在經歷和反思的幫助下，或者因為慢慢侵入身體和靈魂的疲勞，磨滅了思想的激進性，他「肆無忌憚」地承認了謊言的必要性和美感。
悖論或矛盾，好像是所有言語的起源。無論如何，言辭是先驗的，而哲學踐行中所涉及的紀律，多傾向於當我們在對方身上看到謊言時，抓出不真實之處，不只是以一般或抽象的方式，而是一個不漏地揪出每個有意或無意的謊言。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先接受「語言是必要的說謊」之後，再來尋找醫治的方法。
不說話、沒有語言、沒有個人價值觀
至於要如何當一個治療謊言的醫生呢？奧斯卡回憶他十幾歲時與柏拉圖的相遇，是他成為哲學家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蘇格拉底形塑了一個角色，通過追求真理，努力揭露謊言、揭露裂痕，以具體而堅定的形式來揪出謊言。無論是明顯的謊言或微妙的謊言，故意的謊言或強加的謊言。對少年奧斯卡來說，遇見蘇格拉底無疑是找到了一位可以追隨的導師，雖然他們的時代隔了超過兩千年。
奧斯卡說他回想這段尋找蘇格拉底的經歷時，不確定這算不算幸運，但對於他這樣一個生長在北非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在加拿大求學，年輕時甚至加入共產黨，故意在不同的語言、意識形態、不同的謊言之間衝撞，一個充滿挫折的「異鄉人」，蘇格拉底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我在許多國家、許多城鎮度過了我的年輕時光，不斷地搬家、流放，無論身在何處，我始終是陌生人。陌生人，無視規則的人，違反既定協議的人，說不該說的話的人，質疑不該說的人的人。只有面對抵消、背井離鄉的人，才能理解一個特定的社會，通過其文化，知道如何強加禁忌和沈默。對於其他長期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來說，這種繁瑣是很難察覺的。」
回到紅海的潛水船上，我看到26個來自世界各地的潛水員，和將近10個來自埃及的船員，海洋是我們共同的底層信仰──雖然有人是基本教義派，有人則是初一十五偶爾吃素的隨意派，但海洋和音樂，是我們打破語言限制的工具。
在潛水台上，我們只聽音樂，不說話；在水下，我們也不說話，只能使用全世界共通的簡單手語，毫無誤解的理解彼此要說的話。我OK。你OK嗎？我有問題。我的耳壓不平衡。章魚。鰻魚。海龜。魟魚。上去。下去。氧氣用完了。前面有冷流。沒有語言的裝飾與雄辯，沒有個人價值觀，也沒有灰色地帶。
這讓我理解了為什麼以語言為工作的我，會喜歡上潛水這個刻意遮蔽語言的嗜好。雖然我不像奧斯卡那樣，是個哲學家，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走上另一個求真的過程。
你呢？你用什麼來拆穿、療癒「語言」這必要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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