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科技便利（還有疫情）之賜，過去這兩年的哲學工作坊基本上都在線上進行，參與者也因此可以打破時空的界線。住在歐洲、北美、東南亞、兩岸、非洲的參與者，從7歲到70歲，都可以同時在線上，每個人都有一個大小一樣的框，露出一顆頭，看不到手、也看不到腳，但是真誠的討論同一個議題。有時候我是主持者，有時候我是參與者，無論擔任什麼角色，每次上線，都有一種「虔誠」的感覺，應該就是教徒上教堂的感受吧！
世代差異、文化差異是假的！軟體沒更新才是真的
在這些哲學討論的過程當中，我發現有一個時常反覆出現的觀點，那就是「新舊世代差異」或是「東西方文化差異」，好像很多事情的原因最後都是這兩個，不管討論的主題是能不能有開放式關係、為了小孩離婚好不好、還是揹房貸或揹卡債哪個壓力大。雖然這兩個觀點很有道理，我們也常用這兩個觀點來解釋很多觀念、行動的分歧，但也有不少時候，我懷疑這兩種差異是否真的存在，否則西方社會不應該出現觀念特別保守的年輕人，東方社會也不應該會有想法特別開放的老年人，但這兩種人都是確實存在的。
「誰是新世代？」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看見所謂的「新世代」，指的不一定是年紀，而是經驗上的更新。因為聽一樣的流行音樂，看一樣的Netflix影集，玩同一款手遊，可以是韓國的BTS、魷魚遊戲，也可以是好萊塢的蜘蛛人，德國的電音。所以無論住在台灣、印度還是伊朗，這群人所認同的文化觀念明顯傾向一致。而所謂的「舊世代」，也不一定年長，他們所認同的文化觀念，其實只是反映出自身過去的經驗，跟東西方文化似乎關係不大。
這解釋了一個奇妙的現象。我長住在海外30年來，有很多機會近距離觀察很多華人移民，雖然身體搬到了一個西方開放國家，表面上開始了新生活，但是他們的頭腦卻一直停留在移民那一年，沒有跟著社會一起前進，一直用舊的方式在面對新的事物。以至於10年、20年後，他們變成了一台跑不太動的舊電腦，觀念特別保守落伍，充滿種族歧視、重男輕女、反對多元社會、將民主視為亂象。這並不是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問題，而是長年出於恐懼、拒絕更新，讓自己跟外界的系統出現不相容的現象。
單純按照文化劇本走，是不是一種思考的怠惰？
於是，有一個長年住在加拿大東岸多倫多，台灣出身的媒體記者Yuli，提議我們應該開始一個叫做「東想西想」的東西文化沙龍，有紀律的來思考東西文化差異這件事。
身為一個生命到目前為止超過一半定居在波士頓的東方人，一個永遠在路上的旅行者，面對這個有趣的想法，我立刻聯想到的是「文化劇本」這個概念。
所謂的文化劇本（Culture Repertoires）是1991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家伍斯諾（Robert Wuthnow）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一個社會中，一套人們共同接受的、可據以了解自己的行動、並向他人解釋自己行動的「說詞」。不管你知不知道這個名詞，我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都在照著社會寫好的劇本走──尤其是當你沒有去反思的時候。
比如同樣是「孝順」，為什麼有些人認為讓父母忙著照顧孫子、幫女兒坐月子是孝順，有些人卻認為自己花錢請外面的保母、月嫂才是孝順？同樣是「積功德」，為什麼有的人在積功德的行動中展現出自私自利，有的人卻展現對他人的真心關懷？上一代、我們這一代、還有下一代對於「功德」是什麼、「孝順」又是什麼，是如何理解的？犯錯的時候，東方人為什麼用「羞恥心」來面對，西方人卻用「罪惡感」來面對？這些，往往只有透過了解文化劇本才能看見真章。
在同一個社會脈絡中的人，通常也有著共同的一套「文化劇本」。這不僅可以提供個人作為與人溝通的台詞腳本，個人行為也要放在社會文化劇本中既有的詞彙裡面，才能「正當化」，不至於尷尬「跑錯棚」，也可以幫助我們看懂其他人正在「演哪齣」。看懂文化劇本，真的超重要！
這個想法拋出來後，引起來自各個面向的各種迴響，於是我們很快的找到了至少10個在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劇本下，有趣的東西文化差異難題，包括：
- 開放式關係行不行？
- 我比較願意揹房貸還是揹卡債？
- 為什麼教堂要高聳，廟宇要空曠？
- 同樣是運動，我會選劍擊還是太極？
- 信佛的西方人、跟信主的東方人一樣嗎？
- 為什麼西畫多人物肖像，而國畫更多山水鳥獸？
- 不愛了可以離婚嗎？重要的是「我」還是「我們」？
- 我喜歡照地位尊卑安排的圓桌合菜，還是所有人都罰站走來走去的雞尾酒會？
- 「節儉」跟「享受」，哪一個才是美德？
- 把錢花在室內的裝潢，還是室外的花園，哪個才是「美感生活」？
面對這些有趣，但是難以回答的問題，我不禁又提醒自己，把這些差異的原因，簡單的歸結於東西文化，是不是一種思考的怠惰？
美國一位受人尊敬的基督教神學家瓦利斯（Jim Wallis）曾說，「我認為聖經既不是『保守的』也不是『自由的』，正如我們今天在政治背景下對這些術語的理解……聖經在家庭價值觀、性關係、和個人責任上是傳統保守的，但是在貧困和種族正義等問題上是進步的、民粹主義的，甚至是激進的。」在某些問題上，瓦利斯的觀點會被視為是左派，但在其他問題上，又被認為是右派。其實他說他只是不允許自己的宗教承諾，與任何政治立場保持一致，意思就是，想要藉由「永遠的反對者」這個逆風向的角色，隨時反思、保持高度的自我覺察。
所以我們應該從什麼角度去思考這些「文化劇本」帶來的世代觀念差異、東西方觀念差異呢？我最喜歡瓦利斯說的一段話：「既不要向左去，也不要向右去：往深處去。」（Don't go left, don't go right: go deeper.）
外語是「禍因」還是「救贖」？
很多老人一說到「新世代」，就會搖頭，覺得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無情」。這項指控也讓我往更深處去思考。
所謂「新世代」獲得的新經驗，無論是與國外玩家連線的手遊、全世界風靡的電影，還是跨國界的流行音樂，似乎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跟「外語」有關。實際上，語言學家也發現，當人用外語來思考同樣的問題時，跟用母語思考時相比，更傾向做出「不道德」的決定。
美國芝加哥大學和西班牙巴賽隆納龐培法布拉大學（UPF）的心理學家使用哲學上著名的「電車困境」作實驗（我的老讀者應該這時會發出「又來了！」的悲鳴吧？哈哈）。在這項新研究中，725名來自美國、西班牙、韓國、法國和以色列的參與者，其中包括397名母語為西班牙語且以英語為外語的人，以及328名母語為英語且以西班牙語為外語的人，每個參與者都隨機以母語或外語參與兩個階段的實驗。
其中一個實驗，是比較不那麼情緒化的困境「基本款」版本。在這種個困境中，電車朝著五個人的方向行駛，但你可以切換到另一條軌道──代價是撞死一個人。在這個情境下，80%的參與者都會做出傾向功利主義的理性選擇，也就是犧牲一個人，挽救五個人的生命。受訪者無論是使用母語或外語受訪，都不會影響參與者在這個困境中的決定。
另一個實驗，是牽動情緒比較大的困境「進化款」版本。在這個困境中，研究者向參與者說明電車困境的「行人天橋」情境。這次，迎面而來的火車即將殺死五個人，而你站在人行天橋上，有機會將一個胖子推下火車前的人行天橋，讓那個胖子死掉，拯救五個人的性命。換句話說，參與者面臨是要主動犧牲一個人，或什麼都不做而讓五個人死亡的兩難選擇，基本上也是決定是否應該犧牲一個人、挽救五個人，目標跟另一個實驗並沒有不同。
但是奇妙的事情發生了，面對「行人天橋」情境的受訪者，用母語受訪者大都因為道德原因不願意推胖子，但是用外語受訪的參與者，當困境以外語呈現時，有兩倍的參與者選擇了功利主義的選擇──殺一個人來救五個人。主導這項研究的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克薩爾（Boaz Keysar）教授做出這樣的結論：當我們用外語思考時，比較不那麼害怕損失，更願意承擔風險，而且情感聯繫更少，因此在面對道德選擇時，用外語思考比較可能做出符合理性的選擇，而不是情緒性的非理性回應。
使用外語的時候，人們對道德困境採取相對務實的態度，會根據對共同利益進行評估，做出最理性的決定。即使選擇功利主義，會讓人產生情感上的不舒服，但最後理性戰勝情緒的機會還是高的。使用母語的時候容易情緒化，很可能的原因是從小學習母語，語言變成了家庭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外語通常是在學校課堂這類情感較少的環境中學習而來的，所以外語對我們來說，會比較沒有情緒因素干擾。
這在現實世界中代表了什麼意義呢？以美國的陪審團（jury duty）制度來說，如果陪審團成員是由移民來擔任的時候，他們做出的判決，可能就會與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不同。擴大到國際場合，也解釋了在國際會議場合，包括聯合國大會、歐盟會議、大型國際公司或投資公司等地的審議，如果選擇以某一個外語作為共同會議語言，讓大多數非母語的各國代表來直接進行溝通的時候，結果通常會比各國代表個字使用自己的語言，透過翻譯來溝通時，會更具可預測性。
現實中，我也觀察到當我在緬甸進行和平工作時，如果衝突協商的過程中，三方（包括衝突雙方加上作為協調者的我）都以英語這個三方的非母語來進行時，結果通常是比較理性、對大多數人都有利的。但是只要其中一方，忍不住切換成母語的時候，往往就會造成情緒大爆炸，而造成協商失敗。
意識到語言對道德困境上的影響，使用外語時讓人更容易做出明智的選擇，對於在國際NGO組織進行倡議工作，在美國也有陪審團義務的我來說，也是個人層次上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原來是「情緒」啊！
或許造成東西文化差異、新舊世代差異的答案，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既不是東方，也不是西方，既不是舊世代，也不是新世代，既不是基督宗教，也不是東方信仰，而在某個更深的地方，等待著我們去思考、去深挖。那個「更深的地方」，是道德的來源，而道德既不來自宗教，也不是來自文化，甚至不是母語，而來自於母語所引發的「情緒」。
如果不是因為思考，我不會覺察語言對於情緒，有如此大的影響，而情緒對於思考，又有如此大的影響。而思考最迷人的，或許就像瓦利斯說的：「既不要向左去，也不要向右去：往深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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