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1959年勉強歡迎達賴喇嘛。就印度而言，把已經被遺忘的土地交付給當時默默無聞的一個難民團體，並不是沒有政治風險。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總理准許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入境，其實相當躊躇。西方民主國家呼籲伸出援手，加上印度民眾支持其信仰佛教的兄弟，勝過中國的反對和叫囂戰爭的威脅（中國果真在2年後發動中印邊界戰爭）。
印度政壇為收容這位西藏流亡領袖躊躇掙扎之下，也接納了隨後幾年內追隨他，越過邊境而來的8萬名西藏人。達賴喇嘛抵達後不久，尼赫魯總理發函給印度各省政府，要求提撥土地讓難民建立自給自足的「安置區」。這個構想出自達賴喇嘛，得到尼赫魯的支持。尼赫魯認為這樣做既可以維護印度的「人道責任」，又可以讓藏人集聚在同質性的營地，從事農業經濟，寄望可以借重藏人的勞力增加印度農業的生產力。
印度南部的卡納塔克省［Karnataka，當時稱邁索爾省（Mysore）］率先歡迎尼赫魯的要求。1960年，省府官員願意將班加羅爾（Bangalore）西南方約135英里的拜拉庫比鎮（Bylakuppe），最高1,500公頃（相當5.8平方英里）無人居住的叢林土地出租。西藏人來到印度熱帶地區的季風地帶，這些土地遠比白雪皚皚的西藏高原老家可要炎熱得多，也相當艱險。（有些人甚至表示，留在中國人控制的西藏或許日子還會更舒服。）但是在外國支持下，他們終於建立住家、學校和糧倉，定居下來。其他省分旋即跟進，學習卡納塔克省的做法，在1960年代，越過邊界而來的西藏人被分發到遍布南亞次大陸的許多藏人集居的營地。
1960年4月29日，達賴喇嘛正式成立西藏流亡政府，目標是推動西藏境內自由，以及重新安置西藏難民。到了1970年，估計有3萬名西藏人被安置在印度、尼泊爾，和不丹的藏人殖民地。這些社區從務農的小村，到生產地毯、繪畫，和佛像等手工藝品的小型安置區都有。
就目前西藏人的地理分布而言，印度撥贈的麥羅甘吉（McLeod Ganj，也被稱為上達蘭薩拉［Upper Dharamshala］）是（至少現在是）西藏流亡人士的政治心臟。從海拔6,800英尺高的山巔俯瞰下去，這個貧瘠的村鎮已經使得歷經劫難的一群難民得以重建他們的文化，信仰他們的宗教，並且堅貞他們的決心。
對海外群眾播放的西藏版《真善美》
中國對小拉薩發動的戰爭，肉眼不易察覺。既沒有士兵列隊在寺院路踏步前進，也沒有海軍艦艇向未設防的海岸前進。老一輩的人很努力才能提出中國如何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例證，但是一打開電視機或拿起一份印度報紙，立刻就可以感受到戰爭無所不在，從政治、經濟層面鋪天蓋地而來。
我走出小小的達蘭薩拉－康格拉機場（DharamsalaKangra Airport）後不久，前往拜訪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的一位藏族記者頓珠．多傑（Dhondup Dorjee）。他邀我到他家，讓我看清楚中國的宣傳在這個藏人小村鎮是如何地無孔不入。
他打開電視機，陸續轉到拉薩電視台、四川電視台和成都電視台（全部免費向這個西藏流亡政府首都播放），這是他那部老舊的電視機能接收到的免費電視台。每個頻道出現的都是歡唱的遊牧民族、「被解放的農奴」，以及犛牛在陽光閃爍的雪山漫步的影像。就像中文配音的《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頓珠的小兒子坐在地板上玩玩具卡車，做父親的告訴我：「每個西藏人都看這些頻道，但是沒有人相信他們說的鬼話。即使我兒子只有8歲，都說那是通篇謊話。」
可是，事實真相擋不了中國的宣傳網不斷地發布假新聞。紐西蘭坎特伯里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政治學教授安－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專門研究中國針對少數民族的宣傳。她說，向外國推銷族裔和諧是中國共產黨追求自身正當性的政策重要成分。她認為，其目標是對抗西方認定中國是個衰弱、分裂國家的概念。透過分布到全世界各地由國家掌控的傳媒、政策文件，和類似孔子學院等數百個文教組織，中國試圖運用廣大的宣傳工具網絡（投資了數十億美元），促銷它對權力和文化的觀點。
種下懷疑的種子
那個冬天我到小拉薩是來探索真相。想要盡可能深入了解中國如何從社會、文化和政治上壓榨小拉薩，以及這些做法是否有效。甘增基雄（Gangchen Kyishong）是幾棟黃顏色兩層樓建物的小聚落，西藏流亡政府的西藏中央公署（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就座落在此，它會有許多答案。
西藏中央公署在達賴喇嘛出亡後不久即告成立，今天它處理全方位的西藏難民事務，也號稱代表在印度和全世界的西藏難民，乃至西藏境內的600萬藏人發言。中國當然對此會有異議。
我第一站先到新聞及國際關係部，這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宣傳和新聞源頭。中國經常被指責製造主戰的毒素思想，向外國人宣傳；但是西藏人不遑多讓，也生產他們自己的內容。
2009年11月我前往拜訪的這一天，達賴喇嘛政府當時的首席發言人圖登．桑沛（Thupten Samphel）正在樓上監看一整排的電視牆。他說：「這是從西藏自治區拉薩播放的電視節目。這個中文節目來自安多（Amdo），即中國人所謂的青海省，可能就是來自它的省會西寧。」螢光幕上，年輕的藏族女性在一片美麗的藍天，白雪皚皚的山脈和青翠的田野下，隨著樂聲翩然起舞，一副中國最著名的少數民族快快樂樂、歌舞昇平。典型的民族和諧的形象。
檢視一遍節目播報之後，圖登．桑沛的微笑變成輕笑。他說：「他們把在西藏的生活都描繪成幸福快樂，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少數民族受到呵護，載歌載舞過日子。根本沒有負面新聞。」他不敢置信地又補充一句：「連天氣都是風和日麗。」
中國如此厚顏宣傳的基調──哈佛大學政治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將它稱為北京的「軟實力」──讓受過教育的藏人摸不著頭腦。笨拙、業餘的錄影帶顯示，藏人在拉薩的布達拉宮下愛慕地擁抱「祖國」、載歌載舞，這與西藏內部的實際生活是如此的牴觸，以至於識者不可能不對這種荒謬訕笑。在過去，生產價值一直很低，沒人採信，讓人很難理解中方為什麼會費勁將這些材料發送到世界。國外有許多值得信賴的國際新聞來源會立即提供反駁。
固然中國這些蹩腳電視節目不太可能影響長期支持西藏的人士，可是它們明顯鎖定西藏流亡人士為目標。布萊迪等學者指出，中國不是要追求節目的尼爾遜（Nielsen）收視率。它只想在中國及外國觀眾心目中種下懷疑的種子，挑戰少數民族聲稱遭到虐待的主張。當這些種子發芽時，就可以培養吻合北京的要求。
用民族主義統一中國
從我最早訪問麥羅甘吉以來，這些活動的精緻化也日進千里。2017年《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一份報告，哈佛大學研究人員透露，中國如何雇用數百萬網路評論員，向社群媒體大灌騙人的新聞。
哈佛研究人員估計，每年中國資助的網民生產約4億4千8百萬條編造的社群媒體貼文。這麼大量的內容遠勝過任何一個類比節目。但是它們不是要供做對敏感事務辯論時的材料，研究人員的結論是：這項大規模祕密作業的目標「反而是定期的讓民眾分心、改變主題；因為這些貼文絕大多數涉及到替中國喝采，大談中國共產黨革命史或是中共政權的其他象徵。」
中共宣傳機構針對2008年發生在西藏的抗議反應，正是說明這項做法的好例證。當年3月10日，拉薩幾百名西藏僧人發動示威，抗議中國將慶祝達賴喇嘛於1989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一些西藏人拘禁。幾天之內，動盪風潮猛然成為數十年來西藏人民最大規模的群眾動員，遍及到西藏人民世居的3個省分。據報導，數百人死於這場動亂。「國際非暴力衝突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2015年發表的一份節略指出，動亂明顯的自發性質使許多西藏事務觀察家大為意外。
然而在中國新聞媒體上卻出現大不相同的景象。西方新聞報導採用抗議事件質疑中國，在北京奧運會前對人權問題許下的承諾，中國的媒體卻高唱民族主義論調，支持中國數十年來在此「世界屋脊」的投資。中國媒體「MSN中國」「針對西方批評中國的民族政策，發動親北京的活動『我愛中國』」。這項做法得到中國官方媒體的大力聲援，也得到中國網民表態支持。
坎特伯里大學布萊迪教授的結論是：「在中國國內外，中國網民利用線上論壇，在中國國外的公共集會（在中國境內也出現少許集會），表示支持北京的民族政策，以及處理西藏局勢的做法。最後，鎮壓西藏地區抗議活動的結果，可以被視為中國透過民族主義，持續努力統一中國全民及海外許多僑民的成功。」
「不准把西藏視為曾經獨立的國家！」
大約在2008年之後，中國宣傳活動日益熾烈的同時，國際上對西藏難民的支持卻奔向另一方向。2012年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美國人對西藏的態度，發現只有三分之一受訪者認為西藏的自由對西方與中國的關係「非常重要」。西方領導人開始冷落出訪的達賴喇嘛。2001年，達賴喇嘛和11位國家元首會面；到了2013年，他比以前更頻頻出訪，卻只和兩位國家元首會談。中國壓迫外國政府放棄達賴喇嘛的努力，逐漸取得功效。
到了2010年底，抹黑達賴喇嘛和西藏中央公署成為中國全天候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的運動，只要和西藏相關的議題不分鉅細都受到中國外交官員的注意。中國挑戰各國政府、恐嚇吹哨人，針對強力支持西藏難民的國家，壓下給予他們的開發或基礎設施援助款。
當年1月份南加州棕櫚泉國際電影節（Palm Spring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開幕之前發生的波折，讓人看到中國的面目。有一部參展影片《雲後的太陽》（The Sun behind the Clouds: Tibet’s Struggle for Freedom）支持西藏難民，招徠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官員狂亂打電話，氣勢洶洶會面，以及毫不遮掩的威脅。中國官員警告電影節主辦單位，如果播映這部影片，加州就休想和中國再有跨文化的合作活動。達瑞．麥唐納（Darryl Macdonald）是一年一度的棕櫚泉國際電影節籌委會主席。他說，這是美國境內舉辦的電影節，破天荒第一次遭到中國官方要求不得播映與西藏相關的影片。
「離電影節開幕還不到一個星期，我接到兩通電話。第一通是在上午打來，對方留言說她是洛杉磯中國總領事館的文化代表。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然後在下午約兩點鐘，我又接到一通電話，這次對方自稱是副領事，希望能夠會面一談。」
麥唐納說，隔了幾天，三位外交官從洛杉磯駕臨他在棕櫚泉的辦公室；他們是中國副領事、副文化專員和文化專員。「我們就圍著那張桌子坐下來，副領事打開一個本子，裡面好幾頁是手寫筆記，他立刻滔滔不絕說話。這是演講嘛，大談為什麼他認為我們不宜播放那部西藏電影。」
麥唐納記得，此君滔滔不絕演講了約一個小時。他說：「他們不希望西藏被視為曾經是獨立的國家，受到中國入侵。」但是他白費力氣；訓話完畢之後，麥唐納和他的團隊更相信他們必須播映《雲後的太陽》。他說：「我們的職責是盡最大可能，呈現最多的視角和觀點。因此籌委會拒絕撤下這部西藏紀錄片，中國的報復就是撤走已經擺在節目表上好幾個月的兩部中國電影。」
西藏人士嘉許麥唐納的道德勇氣，但是當涉及的利害更大時，我們很容易就看清楚為什麼其他人不願追隨他的做法。
從大學到政府的退讓
我們可以舉出更多機構，默默接受中國就西藏議題施加壓力的例證。依賴中國大陸學生就讀的大學，特別遭到沉重壓力。譬如，倫敦大都會大學（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在2008年頒授達賴喇嘛榮譽學位，表彰他「透過他的言行，展現出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一直都是可能的」。接下來幾天，校方接到中國學生排山倒海而來的譴責，他們透過互聯網號召各方抵制學校。校方擔心風波若是鬧大，傳揚出去，可能造成中國大陸學生不上門，遂和中國外交官員坐下來懇談，但懇談被解釋為道歉。
幾天後，倫敦大都會大學發表聲明，澄清「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道歉」，又說不會撤銷贈予達賴喇嘛的榮譽學位。但是副校長還是「對於最近授與（達賴喇嘛）榮譽學位造成中國人民不愉快，表示遺憾」，又說，「校方並無意引起如此不愉快」。措詞如此謹慎證明了，若是觸怒中國，或者中國學生，學校的財務後果恐怕不堪設想，尤其是繳交學費的學生得罪不起。新聞記者提姆．詹森（Tim Johnson）指出，事件發生當時，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約有5萬人。毫無疑問，金錢是校方言詞轉趨軟弱的一個因素。
倫敦方面的反應：接受中國官員的訓斥，也發表「遺憾」的聲明，在英國之外的教育界產生漣漪效應。次年，中國對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Tasmania）施加的類似壓力更加有效，校方接受中國的反對，取消原定授予達賴喇嘛榮譽學位的計畫。在計畫取消之後，安娜．阿羅梅斯（Anna Alomes）辭去學校應用哲學及倫理學中心主任的職位以示抗議。她後來短暫任教於我在2016至2017年進修的倫敦政經學院。她告訴校刊，之所以取消授予達賴喇嘛榮譽學位，是中方威脅的直接結果。「在中國政府代表拜訪校方，直接威脅將會影響大學的財務狀況之後不到8個星期，恐懼取代了熱情。」
當時一位澳洲政治人物質疑，中國留學生繳交的3,000萬美元學費，是影響撤銷授予達賴喇嘛榮譽學位的主要因素。澳洲綠黨黨魁鮑布．布朗（Bob Brown）公開質疑：「這裡頭是否涉及敲詐？我們有權利知道答案。」
如果大學校長不願挑戰中國，他們並不孤單，還有許多同伴：國家元首也沒有比他們更強硬。各國總統和首相、總理，教宗和政客全都屈服於北京的好戰姿態。2009年10月，歐巴馬總統屈服於中國的要求，在達賴喇嘛訪問華府時不和他會面，成為近20年來第一位拒見這位西藏領袖的美國總統。（兩人後來在歐巴馬總統任內見過3次面，但都是私下會晤，避開媒體攝影機。）2年之後，已經走出黑白種族隔離的南非政府拒發簽證給達賴喇嘛，使他無法參加好朋友圖圖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的生日慶會。非洲國民大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的一個代表團一週前在北京，與中國簽訂25億美元的一筆大型投資案。
即使教宗也在2014年12月拒絕和這位西藏領袖見面。梵諦岡發言人不諱言，「基於涉及（與中國）微妙局勢的明顯理由」。羅馬天主教會當時正在和中國商談如何增強教會在中國的發展。
低階層的外交干預持續不已，但也愈來愈伴隨著更加強悍的干預手段，甚至超越中國的實體國界。2016年初，報導揭露，北京追拿批評中國政府政策之後躲到香港或泰國的中國新聞工作者、民運人士，和其他異議人士。中國完全不甩香港和泰國當局，逕自就從街上架走異議人士，押回中國接受審判。中國事務觀察家說，這種當街抓人回國受審的行徑前所未見，顯示中國勢力在全球無遠弗屆。
一切都是為了錢？
以國內生產毛額（GDP）而論，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它對鐵砂、鈾、石油和天然氣等原料永不饜足的胃口，以及在全球各地投注現金進入基礎設施和各項開發計畫，既作為取得這些物資的方法，也用來爭取政治好感。中國注入全球經濟的對外直接投資，在2007至2009年之間暴增8倍，從265億1千萬美元，激升至2,457億5千萬美元。這些支出，配上全球遭逢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金融大危機，突顯全世界需要依賴中國的經濟引擎。但是也突顯國際關係學者所謂的北京的「經濟治術」（economic statecraft）：運用購買力收買政治效忠的能力。
中國對台灣的立場就是這一實力的重大例證。2016年底，非洲迷你島國聖多美普林西比（São Tomé and Príncipe）與台灣斷交後，中國和它恢復邦交。原先聖多美普林西比是承認台北政府的少許國家之一。聖多美普林西比外交關係轉向之時，台灣一位官員指控這個島國接受中國「天文數字的財務援助」，捨棄台灣、投向北京。中國官員否認此一說法。
但是事實上，大錢擺到桌上。根據網站「中國援助數據」（China Aid Data）──這是專門監督中國在非洲各種開發承諾的一個網站──所蒐集的數字，北京早在2013年就承諾給予這個非洲小國開發經費。這些承諾包括出資改善下水道設施；興建公路、一座機場和一座水力發電站；並且允諾提供8億美元興建一個深水港，以利石油出口和海上貿易。
在中國如此財政優勢下，許多國家已經不願因為極少數的西藏難民問題，而忽視中國外交政策帶來的希望。雖然歐巴馬總統的後繼人川普早早就表現出強硬的姿態，譬如當選之後不久就和台灣總統蔡英文通電話，他對北京的好戰立場究竟會持續下去，還是和尼克森以降幾乎每位美國總統一樣，也會緩和他的立場，並尋求採納中國的世界觀，這一點還有待觀察。
只要掌控資訊，你就掌控思想
雖然預算少得可憐，人數也不多，西藏流亡難民卻被中國視為足以威脅共產政權的五大實體之一（另四個實體是法輪功學員、疆獨、台獨和民運人士）。有位中國異議人士自稱，曾經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任間諜，他在2009年3月向美國國會議員作證說，北京「動用鉅額經費壓制老百姓，甚至把黑手伸向海外」。川普總統的貿易政策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估計，中國在全世界布建了約10萬名特務或線民，組成一支全球間諜「工蜂」隊伍。
我拜訪西藏流亡政府的最後一站是德吉．曲央（Dicki Chhoyang）的辦公室，她是流亡政府實質的外交部長，堪稱是肩負比起達賴喇嘛更艱鉅的任務。我希望聽她說明如何勝過中國宣傳攻勢的策略，以及了解她對中國加強宣傳力道有何看法。
曲央是現代的西藏政府官員，也是達賴喇嘛2011年宣布政治退休後加入西藏中央公署的新鮮面孔之一。我們交談了約一個小時，討論西藏人看待政治的態度，以及達賴喇嘛堅稱藏人並沒有要求中國承認西藏主權獨立，只要求享有相當程度的宗教和文化自主。曲央解釋：「我們堅守我們的價值觀，以及中道的妥協。」彷彿直接針對某些西方政府官員提出的關切發言：西藏流亡運動有分裂之虞，某些人主張更加暴力的戰術，她又說：「我們不會偏離這個立場。我們的奮鬥超越世代、超越個人。」
我們的對話涵蓋西藏議題的每個面向，從自決到自焚，無所不談。她一度呼籲：「國際社會需要統一立場發言，要求中國允許國際新聞界和外國代表自由進出西藏。我們沒有任何力量改變在地狀況。我們呼籲中國政府以建設性的方式做回應。」
談到當時西藏各地蔓延開來的藏人自焚風潮，她說：「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了解人民的決心相當堅定。從我們的觀點看，這是很清晰的政治行動。我們從這裡讀到的訊息是，這是對中國在西藏高壓政策的強烈排斥。」
我們談話即將結束，曲央準備趕赴下一場會議前，我還有時間請教她最後一個問題，這是我2009年底見過達賴喇嘛後一直縈繞心頭的問題。我提問：「中國政府最害怕流亡人士的是哪一點？」
她毫不猶豫回答：「資訊的流通。只要你掌控資訊，你就掌控人們的思想。」當時，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比我們所在的小小辦公室，對於進出西藏的資訊流通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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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來自北京的祝福 ：流亡逾六十年的藏人，要如何面對後達賴喇嘛時代的變局與挑戰
作者：葛瑞格．布魯諾（Greg C. Bruno）
譯者：林添貴
出版：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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