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撐起了上海的繁華，卻不被允許擁有夢想｜山田泰司／獨評讀好書

「今天也是『福建炒飯』（淋上芡汁的海鮮炒飯）和『白灼芥蘭』（淋上醬油的汆燙芥蘭菜）吧？每次都是一樣的嘛。」

因為每晚光顧而與我面熟起來、看似25歲左右的女服務生，一邊點餐一邊古靈精怪地笑了。

那是一家位在有數十間酒吧、夜店的上海市中心衡山路外圍的廣東料理店。時間是2003年，當時的我過著工作永無止盡、將近凌晨才踏出辦公室吃晚餐的生活，每天都光顧那家看準夜店客人生意而開到凌晨4點的店。

這家店還有令人高興的一點，是堪稱「香港版丼飯」的蓋飯菜色相當豐富，飯上鋪著叉燒、白斬雞（蒸雞）等配菜，一個人用餐也不成問題。其中福建炒飯更是一道絕品，先用比大火還旺、整個燒到鍋緣以上的火去除多餘油脂，三兩下炒出美味的蛋炒飯，再用大蒜與生薑炒蝦仁、雞肉、干貝、蘑菇、花椰菜、胡蘿蔔等食材，並淋上濃郁的醬油味芡汁。

以當時便宜餐廳的蛋炒飯還只要5元（新台幣22元）的上海物價來看，雖然加上芥蘭菜的蓋飯要價50元（新台幣220元），絕對算不上便宜，不過每次來都可以跟這位熟面孔的女服務員聊天，也是這家店的一大魅力。

彌補勞動缺口，民工大批湧入上海

1970年代末期，當時的最高權力者鄧小平剛經歷過第三次失勢與復出，在他的一聲號令下，中國開始推動改革開放經濟，於是安徽人第一時間便四散至全國各地謀職。北京奧運前一年的2007年，總人口6,675萬人之中，離開安徽居住在其他省分的人超過1,000萬。其中人數最多的，就是所有大都市中地理位置最接近的上海，有200多萬人，其次是北京的200萬人，再來是廣東的150萬人。

截至2009年底為止，上海的人口約1,900萬人，其中外來人口有660萬人，意即上海每9人當中就有1人來自安徽，若僅限於外來人口的話，事實上每3人就有1人是安徽人。由此應該就能知道，安徽人在上海的勢力有多麼龐大了。

在這些四散於他省的安徽人之中，當然也有從事辦公室工作的上班族，也就是所謂的「白領」，或者是企業家。不過，主力還是從農村前往都會賺錢，在工地等地方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也就是所謂的「民工」或「農民工」。

雖然一般人似乎認為民工專指在工地工作的體力勞動者，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最初所謂的「農民工」，其實源自80年代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之際，將各地農村流入都會求職的人都稱為「農民工」。尤其在許多外資企業最初選擇試水溫的廣東省，更是有大批農民工蜂擁而至，因此又被形容為「民工潮」。由於當時農民工投入的工作主要是在建築工地，或將生產據點移至中國的外資企業工廠，因此才會塑造出「民工就是體力勞動者」的印象吧。

不過在那之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人的經濟水準逐漸提升，連帶也帶動餐飲業與服務業的成長。具體來說，像是餐廳的男女服務生、按摩店的按摩師、美容師等職業，也都開始有農村出身者。約莫在此時期，「農」字就從稱呼他們的這個名稱中拿掉，直接稱為「民工」了。

1980年代泡沫經濟鼎盛的日本，那些「辛苦、骯髒、危險」的工作，因為日文發音都是K開頭而被稱作「3K」，特別受到年輕人排斥；但上海人是因為薪資太低、工作時間太長，還有為了保住「面子」，所以不想從事提供服務的工作。然而這些都是都市建設或維持舒適生活不可或缺的工作，最後只好由外來人口，也就是民工來彌補這塊缺口。

在上海的外來人口中，勢力最大的就是安徽人。安徽已然成為上海不可或缺的勞動力供應基地。對於中國人，尤其是上海人來說，之所以有「安徽＝民工」的印象，正是緣於這樣的背景。

從出生開始，他們的人生就已經決定

我日復一日地前往同一家餐廳吃同樣的餐點，試圖用這種方式讓他們記住我的臉，一步一步努力爭取與他們聊天交流的機會。

在我的努力之下，他們的輪廓變得愈來愈清晰。這群人來自農村，年紀介於16、17歲到25歲，單身，從家鄉的初中畢業後就來上海賺錢，薪水大約在800元（新台幣3,520元）到1,200元（新台幣5,280元）之間，與同事一起生活在店家準備的宿舍大房間裡。這就是他們在北京奧運舉辦的2008年時的群像。

2000年代中期，在集合著來自全中國甚至世界各地優秀人才、一職難求的上海，大學畢業生起薪突破2,000元（新台幣8,800元）一事掀起話題。反觀那些被稱呼為民工的人，雖然年齡分布廣泛，下至15歲，上至60歲左右，但一般以上海來說，即使犧牲週六週日成天工作，大概能賺到1,500元（新台幣6,600元）就已經算好的了。儘管曾有新聞報導說，在以「鳥巢」之稱聞名的體育場等，北京奧運相關設施建設工地工作的民工，平均月薪為2,800元（新台幣12,320元），以體力勞動來說是相當高的薪水，但這可以說是例外情形。

與他們這些離鄉背井出外賺錢的年輕勞動者聊天，自然會聊到未來的夢想或規畫，然後10人、20人這樣聽下來，我發現他們的夢想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大多數人都沒有「我要在上海揚名立萬」或「我要在上海成家立業」的想法。

如果我問他們：「你的夢想是在上海出人頭地嗎？你想在上海成家嗎？」

每一個人都會搖頭告訴我說：

「我想在上海工作個五年、十年，存錢回家開個小餐館。」

「就算要在上海結婚，也最好是跟同鄉的人，然後我想跟對方一起回故鄉開食堂。」

他們之所以有這種想法，一方面可能也是基於現實的理由吧，因為比起他們的收入，上海的物價實在高得令人絕望。不過與他們聊過之後我才知道，他們也不會羨慕上海人或哀嘆自己的境遇。他們感受到了上海的生活確實很有魅力，物資充裕、生活方便、不缺休閒場所，還有很多迷人的男男女女。

只是也感覺得出來，他們是因為在上海生活期間，察覺到故鄉似乎比上海更能按照自己的身分地位，按照自己的步調去生活，才做出這樣的選擇。

我衷心佩服這種冷靜面對現實的生活態度，因為若換作是我的話，肯定無法做到吧。

但另一方面令我在意的是，那是不是一種出於心灰意冷，才形成這種無可奈何的豁達呢？換句話說，是心灰意冷地認為，中國就是一個人出生的起點是在都會還是農村開始，就已經有了明顯差距的國家。是不是即使年齡增長至30幾歲、40幾歲，思想的根基還是與20歲的年輕人一樣心灰意冷呢？

曾經有餘裕生活的地方，如今已經消失

以前只要有朋友或認識的人來上海，有兩家餐廳我一定會帶他們去。一家是上海的家常菜，另一家是賣廣東料理的店。兩家的門面或招待都稱不上突出，而且一到晚餐時間，附近的居民還會直接穿著睡衣和拖鞋，拎著鍋子跑來買晚飯，不僅充滿地方特色，連知心好友都會懷疑「什麼？吃這裡？」而一度想打退堂鼓。

不過料理的美味是無庸置疑的，例如上海料理那家店，從前菜的芝麻油與大蒜拌小黃瓜開始，就讓我一群朋友驚呼道：「只不過是把小黃瓜切段而已，怎麼可以這麼好吃！」把竹筍、薺菜、山藥、黑木耳、豆苗等當季蔬菜，還有豬肉或雞肉簡單地炒一炒、炸一炸、煮一煮，就是一道美味佳餚。

菜餚的價錢則驚人的便宜，在我頻繁光顧的2003到2006年，一盤菜大約才10元（新台幣44元）。兩人吃差不多30元（新台幣132元），有一次我們10人一起暢飲啤酒、吃東西吃到撐，竟然還200元（新台幣880元）有找。即使在當年物價還很便宜的上海，也是低廉得令人難以置信。

賣廣東料理的店叫「茶餐廳」，在發源地的香港，當地人會在那用餐，也會把那當作喝茶的地方，菜單上有餛飩麵，也有豬排或羅宋湯，硬要以日本風來說的話，就像是家庭餐廳那種型態的店。

我常去的上海那家店經營者也是香港人，招牌菜是皮烤得香香脆脆的自製叉燒。用這種叉燒做的炒飯也很美味，與茶葉裝在濾袋裡煮出來的香濃港式奶茶一起點只要20元（新台幣88元），是人在上海也能以便宜價格輕鬆享用到香港本地風味的珍貴餐廳。

那家上海料理店另一件令人期待的事，就是每次去櫃檯結帳的時候。負責顧店的是一個來自內蒙古、年約30歲上下，看起來人很好，然後身材圓滾滾的小哥，他都會看著帳單噠噠噠地按計算機，但有時明明已經算出總金額了，他卻還是遲遲不說是多少錢。只見他困擾地盯著數字出來的畫面，過一會兒才下定決心似地抬起頭來，不好意思地說出金額。

一開始我只覺得奇怪，他怎麼不趕緊說出金額，但去了幾次我才發現，原來當他不好意思地說出金額時，都是總金額尾數在4元以下的時候，例如34元或43元。他會給我優惠，捨去尾數，只跟我收30元或40元。不到日幣500圓（新台幣135元）的一頓飯，就給了我60圓（新台幣16元）的優惠，想必利潤一定被壓縮不少，可是他不僅堅持提供美味，而且即使削減利潤也要多培養些熟客，他的這番努力和臉上隨時掛著笑容的性格，使得店裡總是坐滿受他為人吸引而來的客人。我想，當時常去這兩家店用餐的我，確實過得很幸福。

然而我這樣的幸福，並沒有持續下去。

底層小店消失以後，他們又將何去何從？

一天，我在廣東料理店點了炒飯，結果裡面加的不是原先的叉燒，而是魚肉香腸。咦？難道今天叉燒賣完了嗎？我如此暗想，但之後二度、三度到訪，也都還是魚肉香腸。我不敢開口問老闆，但明顯是為了降低成本的緣故。

過了一陣子，炒飯的價格調高了，叉燒還是不見蹤影。既然換成魚肉香腸，味道大不如前，價格也調高了，我自然愈來愈少光顧這家店，也不再帶朋友過去了。

無獨有偶地，上海料理店那一陣子也不再捨去尾數，不久之後菜單上的金額還一口氣翻倍。再過一陣子，那個蒙古人也不再出現在店裡，換成一個不苟言笑的上海老闆坐在櫃檯。後來我又去了幾次，但店裡再也不像蒙古人還在時那樣明朗歡快，來客量也日益減少。一段時間以後我再經過那家店前，原來的餐廳已經變成花店，店裡仍然是同一個老闆意興闌珊地坐在那裡。

自此以後，我再也不曾找到任何像那兩家餐廳一樣的店了。雖然好吃的餐廳還是有，但美味程度也反映在價格上。說得誇張一點，就是便宜卻意外美味、不管一人或多人都能用餐的店，已經從上海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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