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最大的惡：普立茲新聞獎戰地記者眼中，戰爭的荒謬與殘忍｜克里斯．赫吉斯（Chris Hedges）／獨評讀好書

無論是在伊拉克還是烏克蘭，以先發制人之姿發動戰爭，就是犯了戰爭罪。不管發動戰爭的原因是欺騙與謊言，比方說伊拉克的情況；還是因為違反與俄羅斯締結的多項協議，例如華盛頓打破承諾，將北約擴展到統一之後的德國邊界外、在中歐和東歐部署數以千計的北約部隊、干涉俄羅斯邊境國家內政，以及拒絕執行明斯克（Minsk）和平協議，這些都不是先發制人出兵的理由。假如沒有人打破這些承諾，俄羅斯恐怕不會入侵烏克蘭。俄羅斯完全有理由覺得自己被威脅、背叛，並感到憤怒。但理解不代表縱容。根據紐倫堡（Nuremberg）審判後確立的法律，入侵烏克蘭是一場觸法的侵略戰爭。

戰爭讓人不再是人，而成為數字與砲灰

我很清楚戰爭的手段。戰爭並不是透過其他管道來行使的政治。戰爭是惡魔般的存在。戰地記者職涯長達20年的我，曾駐紮中美洲、中東、非洲，也到過巴爾幹半島報導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戰爭。我內心承載著幾十位被暴力吞噬的靈魂，其中包含我的知心好友，路透社記者庫特．肖克（Kurt Schork），他和另一位友人米格爾．吉爾．莫雷諾（Miguel Gil Moreno de Mora）在獅子山共和國的一場伏擊中喪生。

我能體會戰爭帶來的混亂與失序，以及持續的不確定感和騷動。在交火過程中，你只能感知到周圍幾英尺範圍內的狀況。為了不被擊中，你拚死拚活想找出砲彈發射的方向，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

我感受到無助與令人動彈不得的恐懼，多年後，這種恐懼像一列貨運列車在半夜降臨般壓迫我，我被恐懼感纏繞包圍，心跳加速、汗水涔涔。

我聽到那些被悲痛折磨的人的哀號，他們抓著親友的屍體，孩童的遺體也在其中。到現在我還是聽得見那些哭喊。語言並不重要。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希伯來文、丁卡文、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文、阿爾巴尼亞文、烏克蘭文、俄文。死亡已穿透語言的隔閡。

我知道傷口長什麼樣子。腿被炸斷。頭部被炸成血肉模糊的一團。腹部的大洞。一灘血泊。垂死者的哭喊，有時是哭著尋找母親。還有氣味，死亡的氣味。為蒼蠅和蛆蟲做出的最高犧牲。

我在伊拉克和沙烏地阿拉伯遭祕密警察毆打；我在尼加拉瓜被反政府武裝人員俘擄，他們用無線電回報宏都拉斯的基地，詢問是否該把我殺了；在伊拉克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之後，我又在巴斯拉（Basra）被俘，完全不曉得自己是否會被處決，身邊永遠都有人看守，而且經常餓著肚子，只能喝泥坑裡的水。

戰爭帶給我們的最大教訓，就是身為獨特個體的我們並不重要。我們變成數字、砲灰、物件。曾經珍貴而神聖的生命變得毫無意義，在戰神貪得無厭的需索下犧牲。戰爭期間，無人例外。尤金．史賴吉（Eugene Sledge）談到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以海軍陸戰隊成員的身分部署南太平洋的經歷，「我們是可以被犧牲的，這讓人難以接受。我們來自一個重視生命與個人的國家和文化。發現自己處於一個生命看似沒什麼價值的情境，讓人感到極致的孤獨。一種尊嚴盡失的感覺。」史賴吉回想起一位年輕的海軍陸戰隊隊員，他有一個「殘忍、變態的癖好」，就是朝日本人遺體的口中撒尿。

戰爭永遠是邪惡的，是死亡最純粹的表達方式。圖為俄烏戰爭下，一家旅館在夜間被導彈摧毀。圖片來源：podyom／Shutterstock

無論如何包裝，戰爭永遠是邪惡的

戰爭場面讓人產生幻覺。史賴吉稱之為「非真實的萬花筒」，讓人無法理解。如芭芭拉．佛利（Barbara Foley）所寫，戰爭就像大屠殺，是「不可知的」。「我們從自由主義時代繼承而來的意識形態框架，無法觸及戰爭的所有面向」。

交火時，你完全沒有時間概念。幾分鐘、幾小時。戰爭在一瞬間抹去家園和社群，抹去所有曾經熟悉的一切，留下烈火燃燒的廢墟以及伴隨一生的創傷。戰爭的滋味和自身的恐懼我已經嚐夠，我的身體也已經凍結成膠狀，能清楚知道戰爭永遠是邪惡的，是死亡最純粹的表達方式；我曉得戰爭被包裝成關乎自由與民主的愛國口號，讓那些天真的人買單，認為戰爭是通往光輝、榮耀和勇氣的門票。戰爭是有毒但誘人的靈藥。如寇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所寫，倖存者在事後拚命「重新創造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但在某種程度上，那永遠都不再有意義。

於內戰期間在醫院照顧傷兵的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筆記本以粗體字寫下：「真正的戰爭永遠不會出現在書本上。」

「戰爭的內部歷史不僅永遠不會被書寫，」惠特曼認為，「其中的實際狀況，還有行動跟激情的枝微末節甚至永不會被提及。」

戰爭破壞所有維繫和培育生命的系統：家庭、經濟、文化、政治、環境和社會。只要戰爭開打，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戰爭會如何發展，也沒人曉得戰爭會如何將軍隊和國家推向自殺式的愚行，連那些名義上負責發動戰爭的人也不知道。沒有任何戰爭是好的。完全沒有。就連二次世界大戰也不是，但二戰如今已被洗白、神格化，用來宣揚美國的英雄主義、純潔和善良。

假如真相是戰爭中第一個被犧牲的東西，那排名第二的就是歧義性。美國媒體所擁抱和大肆宣傳的好戰論述，將普丁（Vladimir Putin）妖魔化、將烏克蘭人提升到半神的地位，並鼓吹發動更強硬的軍事干預以及施加旨在擊垮普丁政府的嚴厲制裁，這些不僅幼稚，而且危險。而在針對這次衝突的報導中，俄國媒體主張對立論述才是正確的，這又讓瘋狂的現象更一發不可收拾。

當時在塞拉耶佛，我們每天被數以百計的塞爾維亞砲彈擊中、持續遭狙擊手射擊，而躲在地下室的民眾談論的並不是和平與反戰。保衛城市是有意義的；殺人或被殺都是有意義的。在德里納河谷（Drina Valley）、武科瓦爾（Vukovar）和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士兵已充分證明他們瘋狂屠殺的能力，比方說槍殺數百名士兵和平民，以及大規模強姦婦女和少女。但這並沒有讓塞拉耶佛的任何保衛者免受暴力，也就是戰爭那種摧毀心靈的力量荼毒。

我認識一位波士尼亞士兵，他在塞拉耶佛郊區巡邏時聽到門後有聲響。他拿起AK- 47 步槍朝門的方向開了一槍。交手時，晚個幾秒鐘就有可能要人命。打開門，他發現一具血淋淋的12歲少女屍體。他女兒也是12歲。他再也沒有從這次創傷中恢復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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