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二次大戰後的德國，許多戰火下的孩子雖然倖存下來，日後的人生卻因戰爭創傷與集體恐懼而比別人更加艱辛。當他們邁入中老年、成為父母長輩，他們與受到更自由教養的晚輩間產生代溝，不僅是世代差異，更是創傷壓力後難解的壓抑。兩代間如何面對時代的傷痛？這也是經歷過殖民、威權統治直到今天的台灣人可以思考借鏡的地方。
作者花亦芬為台大歷史系教授，實地走訪歷史現場，對德國兩次轉型正義進行深入的探討。本文節選自她2016年由先覺出版的《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不管戰勝或戰敗，平民百姓永遠是戰爭最大的輸家。而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後代都同樣有心理創傷的問題需要面對。在從事轉型正義的同時，不要忘記好好處理這個至關重要的區塊。畢竟，在政治與法律之外，人的心靈如何復返健康，社會心理如何走向願意彼此互相扶持，更是需要好好來處理。
二次戰後至1980年代，德國人雖然普遍避談納粹過往；但在此同時，他們都眼睜睜地看到，許多男人從戰場回來後，身心受到嚴重創傷。沒有出門打仗、留守在家園的婦女，也有許多人被占領軍強暴。被強暴的少女，絕大部分無法從父母處得到安慰與幫助；有些少女的母親甚至於也是慘遭強暴的受害者，因此造成許多婦女長期以來對自己作為女性的認同十分低下。此外，還有1,400萬德裔百姓從東歐被驅趕到戰後滿目瘡痍的西德（其中約有50萬人在逃難途中過世），以至於戰後西德處處可見離鄉背井的人，以及孤兒、寡婦。德國人既是發動戰爭、殘害600多萬人的加害者，同時也是自己陷自己於熊熊戰火摧殘中的受害者。然而，因為二戰傷亡太慘重，德國社會對於自己人民受害的問題，一直很難談，即便到現在。
「戰火下的孩子輩」
1980年代中葉，心理分析教授拉德博醫師（Hartmut Radebold, 1935- ）開始從自身經驗意識到「戰火下的孩子輩」（Kriegeskinder, "war children"）遭遇到的心理困境。所謂「戰火下的孩子輩」是指1928年至1947年出生的那一輩德國人，也就是拉德博醫師自己身處的世代。這個世代有什麼樣的心理困境呢？
拉德博醫師以自己為例，說他在50歲以前，對戰爭與戰後生活的記憶只有自己經歷過的一些事情，但他對這些事情卻沒有任何感覺。為什麼呢？他說，1943年，他原本住在柏林，年紀9歲。當時家裡被炸，寒冬裡，他又飢又寒地被帶到一個今天屬於波蘭的邊境小村。直到1945年初，他們在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裡，被蘇俄紅軍拿著槍從後面驅趕離開。當時在逃難的路上到處可見樹上吊掛著屍體。像他哥哥（當時15歲）那般年紀的男性，則統統被蘇聯紅軍抓走，婦女則免不了被紅軍抓去做性服務。戰後，他與母親回到柏林，從姑姑那裡得知父親過世的消息。母親得知噩耗後，一夜之間頭髮全白，從此沒有再流過淚。
1947年，哥哥因受重傷從俄國被遣返。回家後，兄弟兩人卻各自活在自己傷痛的內心世界裡，不曾交談過彼此的心情，家人之間的談話也完全迴避戰亂喪亡帶來的悲傷。直到1993年，他跟哥哥才有勇氣一起閱讀父親在二戰期間留下來的日記，回顧他們從來就不願意去回想的過往。從自己的生命經驗來看，拉德博醫師說，很多人以為，小孩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自然而然會忘掉成長期間所歷經的夢魘，這是完全錯誤的。反之，創傷經驗會在他們日後的發展上，留下難以抹滅的深刻影響。
躲空襲、逃難、被驅逐、生病、失怙、失母、或失去兄弟姊妹的經驗，是許許多多「戰火下的孩子輩」共同的歷史經驗。拉德博醫師指出，有些人壓抑了一輩子，等到猛然驚覺自己內心深埋著那麼難以回首的戰爭記憶時，即便有些人日後在事業上相當有成就，但仍然很容易突然陷入憂鬱症的狀況，光是聽到某個特別相關的年分，就會淚流不止。這樣驀地裡陷入憂鬱的情境，連拉德博醫師自己都體會過：不喜歡與人來往、睡眠狀況不良。在55歲時，拉德博醫師甚至經驗到，他在診療檯後方聽與自己同世代的病患講述病情時，做醫生的他竟偷偷地在病患後面拭淚，同時也開始不斷想起自己童年時，常在漫無人煙的街上看到的滿目瘡痍。這時他才驚覺到，不管是來求診的病患還是他自己所面對的症狀，並非他過去診斷的「中年危機」，而是戰爭帶來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社會
拉德博醫師指出，「戰火下的孩子輩」在年輕的時候，看起來都相當正常；但過了45歲以後，會陸陸續續出現一些症狀。尤其當自己的孩子開始獨立成家、他們必須面對退休以及晚年生活時，這時候精神方面的問題就會逐漸浮現出來。因為當外在世界加諸給他們的身分地位與世俗期待逐漸褪去時，他們開始重新回到「做自己」的狀態，這時他們就會發現，自己很難面對長期以來像是用厚厚水泥蓋（Betondecke）壓抑住的戰爭記憶。有的時候，甚至生活裡一件小意外或小插曲，都很容易引起他們的驚恐與過度反應，好像重回戰火下的槍林彈雨。即便像是與德國距離4,000公里遠的波斯灣在1991年發生戰爭時，也會讓他們焦慮到難以成眠。
因為這些觀察與個人親身體會，拉德博醫師開始專注這個領域的研究，並於2000年出版第一本相關主題的專書：《缺席的父親：從心理分析角度看戰火下的童年帶來的影響》（Abwesende Väter. Folgen der Kriegskindheit in Psychoanalysen）。35 2002年，拉德博醫師與歷史學者羅伊雷克（Jürgen Reulecke）進一步合組「二戰與童年」（weltkrieg2kindheit）跨領域研究團隊，對二戰時期的德國兒童進行有系統的深入研究。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二戰期間，德國約有6成的兒童與青少年在生活上受到戰爭影響。受到影響的兒童與青少年平均有3至4次逃難、被驅逐、空襲、受飢寒、被暴力脅迫、甚至被強暴的經驗。戰爭結束時，總計有1/4（250萬名）的德國兒童與青少年失去父親（全歐有2,000萬）；父母雙亡的兒童約有20萬。
根據上述的資料來看，如果以2012年德國超過65歲的人口有1,650萬人這個事實來看，若其中有6成是潛在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那麼，21世紀初期的德國社會不僅是一個老年化問題相當嚴重的社會，而且其中約有一半的老年人口可能受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糾纏。這個數字是相當可觀的。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身上很容易出現的症狀是，創傷記憶並不是規規矩矩按照時空前後次序清楚分類，在大腦裡有秩序地被儲存起來。反之，因為創傷後壓力經常不自覺地湧現，過去創傷的記憶經常會跳脫特定時空的記憶框架，不時冒出於其他正常生活的情境裡。因此，負面情緒會經常無緣無故就淹沒了正常生活的平靜安好。
當戰火下的孩子成為父母
2010年拉德博醫師出版了另一本書《缺席的父親與戰爭年代的童年：超克陳年心理舊傷》（Abwesende Väter und Kriegskindheit: Alte Verletzungen bewältigen）。這本書探討了「戰火下的孩子輩」面對納粹父親時，糾結的心理問題。拉德博醫師提到，有些向他求診的病患雖知自己的父親在納粹時代確實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但仍下意識地高度理想化自己父親的形象。作為心理醫師，他會選擇要病患清楚地面對歷史真相。他認為，對這類病患有效的治療方式是，鼓勵他們寫下自己的傳記，將自己腦海裡的記憶與各種書信、日記、以及照片結合起來，透過公開或出版，跟自己的孩子以及外在世界對話。他認為，開啟這種有建設性的對話過程，效果跟心理治療一樣好。因為加害者的子孫不想正視過去，過去並不會因此就消失。反之，壓抑的心靈創傷──不管對加害者還是受害者──而言，心靈受創的「後果」是有跨世代感染給下一代（transgenerationale Weitergaben）的可能。畢竟孩子很容易受到父母親焦慮的情緒、或突如其來爆發的負面情緒所影響。
根據拉德博醫師的估算，全德國「戰火下的孩子輩」大約有3%∼5%自二戰結束後，就一直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困擾。30%∼35%則隨著年齡漸長，病情轉趨嚴重。另有1/3的老年人雖有病情，但因社會或家庭支援足夠，並不影響正常的生活。有些人的症狀表現在繼續被希特勒當年要求德國小孩從小要學會的規矩所制約，例如：不要顯露出情緒、打落牙齒和血吞、不准掉淚、節儉。因此，有些人從來就不丟舊東西，甚至連一條橡皮筋也捨不得丟；有些人則打死也不願意接受別人幫忙，因為不想讓自己再陷入戰後初期深刻感受到的「無助」情境。
綜合大量長期的研究，拉德博醫師呼籲，如果家中有長者出現這種受戰火影響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家人應該多傾聽、多讓他們把自己的傷痛經驗說出來；而且最好能就醫，或參與團體治療，千萬不要因為年紀大而放棄。畢竟在人生最後幾年，能夠沒有噩夢、沒有無端心情低落、或突感絕望，都是值得老人家追求的幸福。另外需要注意的還有，不要讓老人家獨自前往過去的傷心地，若要去，應有人陪伴。不然有時長輩會突然間陷入「情境再現／瞬間經驗重現」（flashbacks）的恐怖情境中，若一時之間突然想不開，很容易發生意外。
延續的恐懼與陰暗
受到拉德博醫師研究的啟發，科隆的新聞記者Sabine Bode接著繼續追蹤，探討「戰火下的孫子輩」（Kriegsenkel, "war grandchildren"）在「戰火下的孩子輩」教養下，會遭遇到的問題。在她的訪查裡，所謂「戰火下的孫子輩」指的是1960至1975年間在戰後西德「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裡成長起來的那一代德國人。這一個世代的德國人有什麼樣的心理困境呢？我們可以用西德前總理柯爾（Helmut Kohl）的家庭悲劇為例說明。
2001年，柯爾的太太安內蘿瑞（Hannelore）自殺身亡，成為國際矚目的新聞。這位前總理夫人出生於1933年，她來自納粹家庭，父親在二戰期間從事軍火生意，但在戰爭結束前夕，年紀僅12歲的她，多次遭到俄軍強暴，而且強暴後直接就被丟出窗外，以至於日後經常因脊椎舊傷感到不適。少女時代被強暴的陰影，一直是這位前總理夫人揮之不去的夢魘。1993年，當她還在擔任總理夫人時，曾企圖自殺未遂；柯爾總理卸任後，在2001年捲入政治捐款醜聞時，安內蘿瑞便選擇在此時結束自己的生命。
柯爾家庭的不幸是典型的「戰火下的孩子輩」在自己組成家庭後，無力營造成功家庭幸福的悲劇。然而，安內蘿瑞的遭遇，影響所及的範圍，卻包涵了她自己的兩個孩子，也就是「戰火下的孫子輩」。柯爾總理夫婦的長子Walter與次子Peter，在母親過世後，相繼為她寫了傳記，揭露了光鮮亮麗政治家庭背後的陰暗與不堪。可以想見，他們選擇打破沉默，把自己家庭生活的內幕公諸於世的做法，引起父子間極大的嫌隙。因為對父親柯爾來說，對難以面對的事保持沉默，是「戰火下的孩子輩」認為應該守住的界線。他們向來就希望，以一生的勤懇實幹，來證明自己確有享受戰後西德政治、經濟重振榮光的資格。
然而，「戰火下的孫子輩」卻不願意再繼續活得那麼不明不白了。自小在家裡，他們雖然擁有優渥的物質環境，但長期看到長輩對骯髒不合理的事只知保持沉默，對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不知抗爭，對別人無端受苦的事同樣也不具備同理心……等等，相當不以為然。他們雖然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殘酷與戰後生活的困苦，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是在快樂無憂的環境中長大。父母輩長期習慣的沉默，在他們心裡烙印下的，不啻是另外一種心靈創傷。他們無法與雙親無話不談，親子關係因為被重重心理陰霾屏障，也經常顯得不穩定。
別再遮掩，讓傷痛坦誠
不擅長表達情感與情緒（gefühlskalt），通常是年紀較長的德國人讓外界覺得德國人「冷漠」的主因之一。然而，這種「冷漠」外表的背後，卻有可能是納粹文化與戰爭留下來的心靈瘡疤。長期以來，這些瘡疤沒有被醫治，因此也沒有機會結痂。德國的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不僅帶給世人許多傷痛；作為加害者，他們自己在心靈上也蒙受了3、4個世代難以平復的創傷。
針對「戰火下的孫子輩」在親子關係上經常感受到的缺憾，Bode呼籲「戰火下的孩子輩」，用「無所不談」的開放心態，跟自己的孩子好好談自己家庭真正的故事，不要再用遮掩的方式迴避家人之間的溝通、對話：
戰火下的孩子輩經常選擇保護自己的父母，就像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的許多例子那樣。他們不喜歡被自己的孩子問倒。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他們在人世間最渴望的，就是世界和平，那他們真的可以為家庭裡的和平好好做些事。此刻就是他們從自己生命的陰影裡跳出來，好好來說，他們真正知道的事。除了他們，又有誰能告訴我們這些實情？
即便天晴，仍是陰天，因為長輩心裡有難以打開天窗說亮話的陰霾。這些陰霾，成為家庭文化裡見不得光的暗處。戰後70年，德國社會深深看到了這一點。深深地看到，只是物質環境優渥，並不能帶給家庭真正的幸福，也無法為後代創造健康成長的環境。不論是加害者或受害者，經歷戰爭這一輩的長者如果不能坦然面對過去，子孫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裡成長，隱隱然都會受到陰霾心緒的影響。畢竟，束縛長輩的心理暗影，常常會在無形之中繼續糾纏子孫，終而無法讓後代子孫打從心靈深處感受到，自己是在明朗開放的家庭環境裡長大。
不僅受害者及其子女是戰爭傷亡的受害者，「加害者」及其子女也會因為加害者不願意坦誠面對過往、不願意面對自己心靈的創傷，遂讓自己陷自己於另一種形式的受害情境，而且還會讓這種心靈陰影長期所造成的後果，在自己家庭裡成為代代相傳的負面暗影。誠如米雪莉西夫婦在《無力哀悼》一書所指出，當大家對發生過的事噤聲，不願意讓歷史真相有被揭露的機會，後代子孫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他們在不自覺中真正學到的，就是不要相信自己真實的感受。然而，一個不相信自己真實感受的人，也不會相信別人的感受。當大家生活在一個互信薄弱的社會，所有的人──不管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的後代──只有繼續當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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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作者：花亦芬
出版社：先覺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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