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在德勒斯登郊外的小鎮海德瑙，難民坐上公車，正移往由廢棄工廠改建成的收容所，此時600多名光頭黨暴徒在外集結，攻擊難民。警察在星期五晚上獲報處理，暴亂中也受到瓶子和石頭襲擊，造成30名警察受傷，更有一名傷勢嚴重。為了保護收容所的通路入口安全，警方也發射催淚瓦斯和胡椒噴霧作為回應。
暴力事件平息後幾天，梅克爾前去訪視，以她一貫的嚴肅態度說：「我們不能容忍那些否定他人尊嚴的人，不能容忍那些不願意幫助需要法律和人道救援的人。」人群中卻有人回應：「Die schaut uns nicht mal mit dem Arsch an.」（她甚至連用屁眼看我們都沒有）。
難民來到富裕社區，居民威脅要提起訴訟
那年在柏林還有另一個故事：一對中年夫婦施密茨（Hardy Schmitz）和伯克哈特（Barbara Burckhardt）被當地市政府告知，說議會已經接管了他們家附近一間廢棄的精神病院，那裡即將會變成收容400名敘利亞及其他難民的宿舍。施密茲、伯克哈特和一群熱心鄰居沒有抱怨，而是組織起來，成立協會，籌措資金，想把附近一間已經空了15年沒人用的美麗房舍整理一下，把房子一樓變成某種工作室、圖書館，讓新來的人作為聚會場所。
這項商業計畫經過縝密籌畫，他們也是社會有為人士──男主人是成功的企業家，女主人是著名的戲劇評論家──沒什麼好刁難的。唯一的問題是當地住戶，至少是其中一些居民。夏洛滕堡是當地的首善之區，市民發出傳單抗議這項計畫。想想你家街道的聲譽，想想你女兒的安全，你以後不可能在晚上散步回家了。
當地住戶威脅要提起訴訟，這可是不能輕忽的。幾個月前漢堡某精華地區也提出類似訴訟，還告贏了。伯克哈特找了一組團隊試圖化解。她向柏林文化界的名人求助，邀請演員、策展人、作家來這裡發表演講，做電影賞析，舉辦音樂晚會，也邀請那群有意見的鄰居參加，同時參加的還有難民。對鄰居來說，可以與文化界名人熱絡結交的機會怎能錯過，相對地阻力也漸漸收斂。協會發展迅速，開始辦喝咖啡學語言交流會，提供就業服務和法律支持。
很多志願來服務的都是年長女士，一起工作的多半是20多歲的阿拉伯男性，如此總會產生一些跨文化的小小摩擦。就如，應該在晚上提供酒精飲料嗎？他們有提供。電影多少有性愛場面，一開始總不免有些小尷尬。之後，伯克哈特在選擇上更加小心。空間利用更多元化了，信任也慢慢增加，較有歷練的難民策畫了敘利亞和德國藝術家的見面會。在白天上班時間，施密茨和志工會替去應徵工作的移民做場內場外的面試特訓。他們想讓移民去做學徒或實習生，他們拜訪就業中心，與那些無法與移民應徵者進行溝通的官員交換意見。他們努力籌募資金，希望從高收入戶和公司那裡取得捐款，在他們出入的大樓放置募捐箱。
就算當成思考練習吧，我將海德瑙居民與夏洛滕堡居民進行比較，比對了兩方的敵意。第一種情況是原始的、憤怒的、受壓迫的、暴力的，那個位於捷克邊境、薩克森邦的邊陲小鎮目前唯一活著的產業是輪胎廠。這是極右翼碰上經濟錯位，又遇上憤恨，又剛好碰上不同顏色的外國人，堪稱屋漏偏逢連夜雨的經典案例，事情一股腦全都遇上又一起爆發。而第二種情況發生在柏林市綠樹成蔭的西區，尋求庇護者的到來暫時擾動了富裕社區的舒適，他們用被動攻擊性的法律術語回應。哪個更糟？我覺得彼此彼此。
「我們做得到！」梅克爾致力讓百萬難民融入德國
2015年聯合國難民署UNHCR估計，自1945年後全球出現的離散人口約為6,000萬人。到了第二年，敘利亞內戰再使1,30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一半人越境逃亡，最後多數來到黎巴嫩，但黎巴嫩這個國家早已被多年的暴亂、動盪和貧困所拖累。約旦也收留了超過100萬人。類似的數字最終出現在歐洲，德國已成為許多逃難者的家。
「Wir schaffen das.」。梅克爾在訪問德國境內一處難民營後這樣說。接下來的幾週，她會一遍又一遍地說這句話：我們做得到。是的，她可以，但她沒辦法。2015年9月，德國迎來全球難民，數字遠遠超過其他人、其他國所做的事。她等於替希臘人和義大利人解圍，這兩個國家因為地處停靠港的首站而焦頭爛額。她這樣做是出於同情，並向世界展示新德國；她這樣做是站在歐洲領導人的立場，而不僅是德國領導人。接下來的幾天，數百名德國人聚在慕尼黑中央車站，為來到德國的難民鼓掌。當地人敞開大門準備「歡迎晚宴」，體育館和社區中心變成了緊急收容所，診所吸收病人，學校收留孩子。
這是德國最好的一面。那出了什麼問題呢？難道真的做錯了？對梅克爾來說，確實如此。她的地位沒有恢復，被迫把退休的時程提前。很多人質疑她的動機，如果不是她的動機有問題，就是她的能力出問題。但我不這麼看，我認為這是德國戰後復興大業中最非凡的時刻。
德國戰後對移民的紀錄零散不全，對移民的定義還基於傳統上以血統作為公民的定義。但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德國越來越依賴數十萬名來自土耳其和義大利的外籍移工（Gastarbeiter）。是這些移工在打理商店和咖啡館；是他們在工廠做卑微的工作，是他們在煤炭廠、鋼鐵廠這種重工業廠做粗重活。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權利，也沒有融入當地社會，沒什麼人能代表他們說話。政府無意改變他們的地位。如果他們不喜歡，可以隨時回家。
到了千禧年，政策發生變化。施洛德政府通過立法，賦予某些孩童獲得德國護照的權利，前提是他們的父母雖是外國人，但他們卻必須在德國出生長大。到了2014年，擴大到所有在德國出生的兒童都可以拿到德國護照。因此，儘管與移民相關的所有憤怒全都指向梅克爾，但在2015年難民潮之前，德國的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德國有四分之一人口、近2,000萬人有「移民背景」，他們至少有一個父母是非德裔。土耳其裔超過400萬，占總人口的5％。
德國改變移民政策的背後有很多原因且很複雜，部分原因是基於新一代政客的故意謀畫，尤其是中間偏左派政客希望看到他們的國家更加多元化，也更開放；部分原因則是必要性，德國工作年齡人口的減少，領退休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德國就是缺工，尤其在醫療服務、社會照護和建築施工的人手短缺尤為嚴重。人口專家表示，由於出生率連年創新低和人口老化，德國現在每年需要引進約50萬勞動人口。
議會通過了一條新的勞工移民法，名字非常顯赫：「Fachkräftezuwanderungsgesetz」──專業人才移民法。這條新法允許資訊科技類等技術人才可以先進入德國找工作6個月，前提是他們在這段時間內可以在經濟上自給自足，找到工作且能說流利德語的人，法律就保障他們有極大可能會拿到永久居留權。2015年以來，大量湧入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一找到工作。所以這項措施標誌了成功還是失敗？我會說，這是不錯的紀錄。
手舉標語、熱情捐贈：德國展開雙手歡迎難民
2015年9月初，在48小時內出現了兩個震撼的影像。大家都記得海灘伏屍男童的照片，敘利亞3歲男童庫迪（Alan Kurdi）毫無氣息的小小身體趴在土耳其度假勝地博德魯姆海灘，任由海浪拍打。他的家人帶著他想去希臘的科斯島，花了大筆錢付給人蛇，結果搭上簡陋破爛的小艇，任由他們淹死在海上。這樣的事情仍在進行中，唯一不同的是，許多歐洲人似乎對他們的苦難更習以為常。
第二天，9月3日，距離慕尼黑中央車站3,200公里處，發生截然不同的事。慕尼黑當地有數百人排成一排，舉著橫布條，上面用英文寫著「歡迎來到德國」的字樣。他們帶著鮮花、禮物、食物，迎接首批難民。這幕流露同情的畫面以現場直播從電視上傳了出去，畫面立即在社交媒體上瘋傳到全世界。難民終於找到肯收容他們的人了，他們的磨難似乎已經結束。
隨著難民像潮水般湧入蘭佩杜薩島、科斯島和其他南歐島嶼和港口，難民人數已經失控。這支悲慘大隊穿越巴爾幹半島，試圖從塞爾維亞進入匈牙利，卻遇到匆促圍起的鐵絲刺網，下面有狗看守。若有人試圖闖關，就會被催淚瓦斯、胡椒噴霧和高壓水槍攻擊。
梅克爾看到出事了，決定立刻採取行動。她下令打開德國大門，僅在第一個週末就有多達2萬人抵達德國，他們多半來自敘利亞。物資收集站收到好多商店和家庭捐出的東西，包括食物、衣服、盥洗用品和小孩玩具，警方不得不發出公告，要求人們不要再捐了。
一個新名詞誕生了，「Willkommenskultur」──歡迎文化。根據民意調查公司艾倫斯巴赫研究所（Allensbach Institute）的資料，在最初的幾個月，超過16歲以上的德國人有一半以上都以某種形式幫忙難民。有人捐錢，有人提供更實際的幫助，例如提供語言上的協助或幫忙難民處理行政機關要求的庶務。
在接下來的幾週，數十萬人湧入德國，他們乘火車、搭巴士，或跋涉走來。難民多半身無分文又有病，有不少是舉目無親未成年的孩子，因為長年內戰艱苦逃難，身心飽受創傷。政府以獨特的德式風格制定解決問題的辦法，搭起帳篷城市，接管空置的建築。在口譯員的幫助下，醫生、護士、精神科醫生等志工就位。在行動的第二階段，德國各邦必須依照人口和稅收的公式分配收容一定數量的難民移民。
從猶豫到接納的移民政策
然而，在2015年的難民潮危機之前，梅克爾政府對移民的對應態度一直在波動變化。在慕尼黑出現歡迎場景的2個月前，梅克爾才在電視上錄了談話性節目，可說是一次透過電視轉播的大型翻車現場。節目名稱叫做《德國的美好生活》，節目型態是邀請青少年到棚內參加面對面座談。總理以前就參加過這個節目很多次，一開始效果不錯，但後來就全錯了。
14歲的莉姆．沙維爾（Reem Sahwil）也參與對談，她是巴勒斯坦人，與家人在4年前逃離黎巴嫩貝卡谷地的巴勒貝克難民營。她開口對總理說話，緊張到聲音顫抖，以禮貌的語氣，用一口評論員事後認為幾近完美的德語說道，她來德國，每個人都對她很好，她想上大學實現自己的目標，但她害怕他們終究會被驅逐出境。「看到別人享受生活而我不能，」她說：「我夢想能像我的同學一樣在這裡念書。」梅克爾沒有同情她，而是給她上了一課：如果德國允許她留下來，那麼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難民，成千上萬的非洲人都將湧入德國，她告誡她：「我們會無法應付。」
莉姆哭了起來，事情越發不可收拾。「我的天啊！但妳勇敢表達已經很棒了。」梅克爾有點不知所措試圖安慰她，主持人接話說：「我不認為這與勇敢表達有什麼關係，這是因為她嚴厲的處境。」梅克爾回道：「我知道對她是嚴厲的處境，這就是為什麼我想拍拍她的原因。」她繼續走到女孩身邊，摸摸她的手臂。梅克爾說「拍拍」，用的單字是streicheln，這個字在德語中通常用在撫摸小貓小狗等小寵物。這段影片在網上瘋傳，在推特引發一個非常受歡迎的話題標籤「＃merkelstreichelt」（＃梅克爾拍拍）。
第二天，記者來到位於德國東北的羅斯托克，拜訪沙維爾的學校。他們發現她不僅是難民，而且拿的是醫療簽證。她早產2個月，出生時缺氧，導致嚴重的行走困難，5歲時遇到車禍，情況變得更糟。她是焊接工人的女兒，來到德國時幾乎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一句德語也不懂，但她現在是班上的佼佼者。
大家都指責梅克爾既不通人情又沒同情心，彷彿她的心思都不在這件事上。她才結束歐盟峰會，才在處理歐洲債務危機的激烈會議中回過神來。雖已同意對希臘進行紓困，但希臘自總理以下，全國都感到被梅克爾和德國羞辱了。她在全球各地的聲譽暴跌。
這是否影響她的下一步？人們只能這樣假設。另一種批評也在啃食她的聲望，德國評論界一致認為，她的領導風格乏味且只想著規避風險。所以，這也許就是為什麼一個月後，當她看見電視上播著匈牙利邊境圍起重重鐵絲網，看到一個個難民絕望的畫面時，她放下謹慎，跟隨本心而做。也不需要與歐洲夥伴商量她的決定，也沒有在國內尋求議會批准。她只是就這樣讓他們進來了，站在道德至高點的位置。她宣稱：「在如此危急時刻，如果我們必須為了自己迎上的友善面孔而道歉，那這已經不是我的國家了。」
她這樣做主要是出於同情？還是純粹的政治考量──在希臘快要脫歐的情況下，希望歐盟團結一致？或者這是一招既讓自己擺脫困境，又能填補德國工廠缺工的好法子？或者像某些評論員在小心揣度後說的：這是德國民族主義的新展現──成為人道主義為本的泱泱大國？
德國跨年夜性侵事件，讓民眾恨意浮出檯面
其實，不管梅克爾出自何種原因要如此做，是她受到道德的召喚？還是狹隘的政治利益？或歷史長遠的影響？重點是她做到了，這個政策改變了德國。
不過，沒過多久，雙方對彼此的情意很快就變餿了。難民期望太高，走私販子告訴他們，去德國會發財，會很快找到工作。但他們到了德國幾個月了，還在臨時收容所飽受煎熬，又想家還要努力適應環境。當地人原以為難民會對德國願意收容他們感恩戴德，在某些社交圈甚至將當志工視為一種特權，是一種時尚流行，甚至語帶貶義地把志願服務的人稱為「Gutmenschen」（好人），意思是爛好人。
但越是受到批評，梅克爾就越是熱切。她出現在德國收視率最高的週日晚間節目《安娜威爾脫口秀》解釋她為什麼要這麼做。「我為此而戰。」她表示，收容難民這件事沒有B計畫。「這是盡我該死的責任和義務，我要極盡可能地替歐洲找到一條共同道路解決這個問題。」她看到公眾支持和歐洲凝聚力在她眼前瓦解，她禁不起讓這種事再折騰。
即使如此，對難民的敵意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隱藏的，有一件事讓醞釀中的恨意浮出檯面。2015年的跨年夜在科隆發生大規模的集體性侵事件，改變了一切。事件發生後的頭幾天，媒體對這起暴力騷亂只有零星的報導。到了1月4日，警方改變態度，科隆警察局局長阿貝斯（Wolfgang Albers）宣布，科隆發生「全然不同以往的大規模」犯罪，嫌犯似乎是阿拉伯人或北非人。這起集體暴亂成為全球各地的頭條新聞。同時間，報案跨年夜發生暴力事件的數量不斷上升。第一天，警方接到30起報案。到最後，共有492名女性報案說受暴力侵害，其中包括被性騷擾、被毆打和強暴。科隆立即風聲鶴唳，談論那是「我們的婦女」以及保護她們的必要性。
為什麼新聞只做零星報導？幾年後，在柏林舉辦的一次新聞研討會上，一位資深記者承認：「我們報導難民問題的速度太慢、太謹慎了，當然，那是一開始，但這加劇了不信。」確實如此。正如一位與會人士所說，這種自由主義的畏縮並非只對那次事件或僅在德國才有。不僅媒體如此，警方和市政府也不想多管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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