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歐洲難民問題的新聞，在最近又因法國的恐怖攻擊而引起討論。事實上，難民問題一直在歐洲延燒著，即使最強力支持接受難民的德國總理梅克爾認為：「作為一個強大、經濟健全的國家，我們有能力去做該做的事。」現在也面臨恐攻而使得更多人民對宗教、種族，所衍生出安全議題的質疑與挑戰，「難民危機考驗歐洲價值觀。」金融時報這樣提醒。原本大量人口安置就存在這些問題，現在恐攻則對梅克爾更是雪上加霜。
歐洲可能沒想到，以美國為首的推翻伊拉克海珊政權，及介入敍利亞的國家利益行動，其所帶來中東人民流離失所的災難，卻是由未涉入的歐洲國家來承擔。如果梅克爾在此危及其領導政權的難民議題時，仍能堅持人道收容，就讓人不得不真的佩服，因為若不是出於價值信念，她大可以妥協於主流民意，畢竟影響人民基本生活條件的政策，不利於她2017年可能續任的選舉。
有報導指出，「最近十年，德國政府放寬移民政策，努力增進選民對移民的認識；主流政治人物絕不會操弄族群議題。」此外，「德國的經濟實力強大、人口結構面臨老化，對勞動力有需求。」這些基本上都是支持梅克爾的條件與氛圍，天下雜誌581期中也探討「德國為什麼擁抱難民？」的可能原因。但當梅克爾表示：「未來，他們的國家形象很可能會改變，不再是一個以基督教、白人為主的國家。」時，這就牽涉到價值理念了。無怪乎她對難民的門戶開放態度，被視為是「道德領導」的展現。
大多數的人都佩服願意承擔責任的主管，喜歡誠信正直、做認為應該做的事，即使面對外在壓力仍勇於跨越「恐懼」，所想的與所做的具有一致性的人。Chris Argyris提出行動背後有「信奉理論」與「使用理論」兩種不同的價值系統。信奉理論（espoused theory）是人們宣稱自己認定遵行的理論、深信的信念，通常會以價值觀或信仰的形式表現；使用理論（theory-in-use）則是人們採取實際行動中，主導行動背後所推論出來的價值理念。通常信奉和使用理論往往有落差，即所謂的言行不一致，但人們不容易自我察覺。此理論很容易可以從我們不喜歡聽主管或父母教訓，就可以理解了。但人們為何知行無法合一？
當問主管時，都說誠信很重要，但面臨困難挑戰或利益時就投降了，即使主管還是可以找到合理化的詮釋，人們一般還是會以所展現的行為作判斷。學生所了解「誠實」的脈絡，並非在課本上面學到的，而是從情境線索中，例如：老師是否誠實面對督學來視察教學正常化；難怪學生也很難相信，讀書學習是訓練自己有追求知識的熱忱，而非應付考試。在許多師徒制的職業類別內，師父傳遞了價值觀。這情況尤其在面臨道德與非道德的抉擇時更容易突顯出來。
在Stephen P. Robbins & Mary Coulter所著的「管理學」中說明，人在面臨道德兩難時，道德的發展會因個人特質、事件強度、結構變數、組織文化等影響因素，經過「調節」而產生道德與非道德行為。因此，信奉價值與使用價值衝突的發生，不能只處理表面現象，就像疼痛只是警訊一樣，背後一定有其為什麼產生的原因，須跳開到另一個層面去提問思考：人怎麼想？在乎什麼？找到核心的問題，回到問題的本質，就像Peter M. Senge的「第五項修練」中的「改變心智模式」：看清自己這一部分與其所處的更大的系統如何互動。
根據Karl E. Weick的「組織社會心理學」論述：
關鍵的決策——那些被認為是多數人意見的決策是由一個人，即一個少數派做出的。處於關鍵性最頂端的人，若權力來源取決於別人是否願意接受他的指令，那麼個人在組織內，就不會只是因為「職位」而受人信服。當我們聽到國家領導人或者組織的領導者，希望能被大家肯定「歷史定位」時，其是否只是考慮如何被歷史定位，而非思考在平時面臨道德與非道德決策的抉擇勇氣時，作了多少道德選擇來形塑自己的形象定位。
近日已確定健保費率從現行4.91%調降為4.69%，被檢討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有充足的安全準備金。尤其工商團體只考慮著，為了每個人每月節省幾十元，企業每個月節省數千至萬把塊，無視於全台灣六個分區的點值，已有幾年幾乎都低於0.95，亦即現在醫療院所的收入都被打95折甚至接近9折。
醫療是一個社會安定非常重要的基礎，尤其在經濟不好時，能為人身提供基本保障。所以在財務狀況可以時，應為全民健保奠定更好的基礎，改善血汗的醫療服務條件，調整人力的支付點數，塑造能繼續擁有優秀醫師人才來照顧大家的醫療從業環境，現在卻為年輕的一代鋪設了一個不友善的發展環境。年輕人從情境的線索中，找到的是沒有盼望的脈絡，健保費的「使用理論」所產生的決策，停留在Maslow的生理需求層面。
許多大陸醫務人員及官員來台，均非常羨慕台灣不管住在那個區域，都有平均素質極高的醫療從業人員照顧；而大陸一流的人才大多選擇去讀賺錢容易的財務金融科系。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到國外比較了才知道，優秀人才願意從醫來照護自己人，原來也是一種幸福。司徒達賢教授在天下雜誌581期中提到：「為後人種樹也是社會責任」，企業的責任除了為股東賺取利潤、回饋社會外，也要懂得為年輕同仁創造舞台、累積更多資源。原來為後人種樹，這也是需要有勇氣的道德抉擇。
道德智商可以透過「練習」，而能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行事嗎？Stephen P. Robbins & Mary Coulter舉出幾個組織可以提昇道德行為的方法，包括：聘用高道德標準的人，建立道德規範的決策準則，以案例來教育與引導，說明工作目標與績效評估機制，提供道德有關的訓練，進行社會稽核，在個人有道德難題時給予支持。
倘若一個權力擁有者除了利益取向的政策執行外，沒有什麼可以令人信服的作為；在平常時一點一滴的妥協，又如何在更關鍵的時刻有勇氣承擔抉擇？誠如梅克爾媽媽說的：「夠了！我們有能力去做該做的事。」
（作者為嘉義基督教醫院院長特別助理、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理事，現就讀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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