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輕時到現在，辜朝明仍擁有美國國籍。不過，他本人也自覺到，當別人問他「你是日本人、台灣人，還是美國人」時，總會覺得很難形容。
「這感覺就像什錦麵一樣，所有東西都混在一起，很難分辨清楚。以居住的時間來說，我待在日本的時間最長。不過心中卻認為從國中到大學生活過的美國舊金山才是我的故鄉，然而自己的根又在台灣。」
話才剛說完，辜朝明就突然哈哈大笑了起來。不禁讓我覺得他這愛說笑的一面，真的證明了他與辜寬敏有血緣關係。
而辜朝明自身也想過，自己的定位模糊，可能就是讓他與美國之間的困難交涉中具有贏面的原因：
「可能因為我是美國人，又掛著台裔的名字，所以才有辦法順利說服對方日本政策的正確性吧。我想對方或許也因為這點，稍微消除了一點戒心。要是我叫做渡邊，還是其他很像日本人的名字，那對方可能也會更提防小心也說不定。」
其實類似的案例，也曾在日本發生過。1997年至1998年，面對日本銀行身負過多不良債權的問題，日本政府正值該不該注入資本的緊要關頭。因為日本全體社會都受到了銀行的衝擊，因此所有人都處在難以說出「政府應該注入資金，保住銀行」的氣氛裡。而此時仍大膽地在媒體上大舉呼籲政府注入資本的，便是這位辜朝明了。
當時，在自民黨中知名的金融專家通、已故的渡邊美智雄，和辜朝明在電視節目上論戰了一番後，在休息室裡，對辜朝明小聲說道：
「能在目前的日本做到這件事（贊成注入資本）的人，除了你之外沒有其他人了。我希望你能儘管放手去做。你的名字若像一般日本人的名字就無法達成此事。」
台灣獨立與兩岸關係
辜朝明陳述自我定位時，都無法脫離父親的影子。因為從小時候開始，他就有不少能和父親辜寬敏談論台灣獨立的機會。
「我老媽出身於上海，是中國人，其實就連她也不反對獨立運動。或許是因為她實際看過台灣社會，瞭解到台灣社會與中國不一樣的關係吧。而我一直到小學畢業之前，都在日本生活，也在某個層面上受到了國民黨的迫害，因此對他們的印象不太好。」
辜朝明的專長是經濟，幾乎不在公開場合上提台灣政治，不過有個例外。陳水扁在2004年的總統選舉中連任，《中央公論》在同年4月月刊中，製做了「『台灣獨立』可與否？」的特集。而辜朝明就在該專欄中，提到以下的評論：「他們（大陸）並無法理解台灣民主化所擁有的重大意義，甚至在96年選舉時發射飛彈」、「在香港適用的『一國兩制』，並無法套用在已經有主權、具有獨立政治體系的台灣上」。這些發言讓人感覺辜朝明對於台灣的獨立性、民主化，存有強烈的共鳴。
通常，像辜朝明這樣的分析師在討論台灣獨立的議題時，多採取現實主義的觀點：直視已然成為大國的中國現狀，然後呼籲台灣在現實上能做的應對。不過就我的意見來看，想要徹底依照現實主義的做法，反倒容易看不清楚台灣真實的現狀，容易迷失，造成誤導。
不過，辜朝明的說法中，帶有若不緊盯台灣的現實，兩岸關係就沒有未來的意味。我於是在採訪時，再次詢問辜朝明對台灣的將來與兩岸關係的意見。
「畢竟，台灣這個國家脫離中國已經超過100年以上了。原先的移民社會，也已走了100多年以上與本土截然不同的命運。而且這個結果也並非是台灣人自己可以選擇的。因此即使現在要他們統一，並不實際。而且，中國人應該也稍微注意到了這一點了。」
火藥味濃厚的辜汪會談
辜朝明始終站在現實觀點上思考問題，或許也與在檯面下接觸過兩岸關係有所關聯。
1998年，兩岸窗口首腦的辜汪會談於上海舉行。1996年的台灣總統大選與大陸對台試射飛彈事件，使得兩岸關係交惡，且事態不斷蔓延。為了改善關係，兩岸雙方才舉行了這場會談。然而，雖然雙方都同意舉辦，但事前準備可說是完全沒做，因此幾乎毫無進展。
這場會談最大的問題，就出在兩岸領導者的互相不信任之上。
「江澤民不信任李登輝，李登輝也同樣不信任江澤民。即使到了7、8月，也沒設定會談的目標，一切仍然毫無頭緒。至於中國為什麼會找上我，這個問題就像為什麼大平外務大臣會想找我父親來處理台日斷交一樣謎團難解。」
某天，中國的對台窗口機關「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會長，同時也是江澤民恩師、參謀的汪道涵，突然聯絡上了辜朝明。這或許是因為汪道涵的交流對口是台灣對陸的窗口機關「海峽交流基金會」的董事長辜振甫的關係。辜振甫是辜朝明的伯父。辜朝明的母親又剛好與汪道涵一樣都是上海人。不過，汪道涵應該不會不知道辜朝明的親生父親是敵視中國的台灣獨立運動成員才對。兩人接觸過不久，因為野村證券預定在上海舉辦活動，因此辜朝明便以要參加活動為理由，前往上海。
野村證券是野村總研的母公司，向來與中國有著深厚的關係。野村證券的董事長田淵節也在辜朝明的兩岸關係中，擔任超越了智囊團裡分析師的立場，在幕後發揮作用，強力支援了他的行動。
在上海與汪道涵會面時，辜朝明提出了以下的問題：
「在大陸的高官裡，有人批判李登輝，說他是臭掉的蛋，是中國史上最差勁的人物之一。雖然大家要怎麼稱呼李登輝是他們的自由，不過這裡我們先換個視角，就當你也是在1996年的選舉中，把票投給李登輝的那7成台灣選民之一吧。試想，要是你憑著自己的意志所選出來的人選，被外部人士（指大陸）說成笨蛋、臭掉的蛋，你心情會好嗎？」
「那自然是不會的。」汪道涵答道。
「我想這可能就是兩岸關係目前的問題。因為自己選出來的人被人叫成是笨蛋、傻瓜，所以台灣人開始對大陸產生反感。」辜朝明接二連三地說著。不過，汪道涵也反駁：
「這樣啊！這樣的話我是能理解。不過我們在推行政策之前，一定都會聽取許多身在大陸的台灣人意見，接著再基於這些意見來制訂政策，因此我認為我們的對台政策並未背離台灣人的心情。」
辜朝明再一次向汪道涵說道：
「問題就出在你們問的對象。請問，在大陸的台灣人，他們在大陸做什麼？做生意，也就是說這些人全都是商人。對於商人來說，他們必須去討好談生意的對象，也就是掌握市場的各個局處。亦即，如果他們說了讓各位感到刺耳的事而對他們生意有負面的影響，那他們就是不合格的商人。所以，他們以賺錢為目的，他們能做的就只能說出各位想聽的話而已。這就是商人的鐵則。至於台灣人整體在想什麼，看看他們的投票結果就一目瞭然了。所以，要是各位真的想知道台灣人在想什麼的話，就不應該問在這裡的台灣商人，而是去實際看看他們的投票結果。」
汪道涵也是一流的人物，從辜朝明的言詞當中，他也理出了一些道理：「原來如此，或許真的如你所說。」
他們的對話，持續了將近2個小時。「雖然有很激烈的討論，但最後我們兩個的關係倒是變得挺近的。」辜朝明如此回想。
後來，辜朝明將他與汪道涵的談話內容全部打成日文，然後送給了李登輝與辜振甫。李登輝看完了這分文件後，決心實行這場兩岸窗口首腦會談，而辜朝明就在一旁看著。於是辜汪會談在同年10月舉行。
然而，談到中國的對台政策時，辜朝明的口氣卻變得慎重起來：
「我可以肯定地說，共產黨在台灣的理解上徹底不足。中國令人困擾的地方，就在於下位者只會對上位者說出讓上位者開心的事，並不會說出真相。這也沒辦法，畢竟是個獨裁國家。」
成為「密使」，是歷史賦予辜家的宿命
1970年代，年輕的辜朝明曾在台灣生活過半年。在進入紐約聯銀工作前，他為了幫忙母親再婚對象的鋼琴製造事業，而在台灣工作。當時，在電影院上映的電影都會在大家合唱國歌之後，在畫面秀出電影製作公司的名字。那時「中華電影公司」獨占了電影製作業，曾身為該公司經營者的辜振甫，名字總是也會出現在銀幕上。而這件事成了辜朝明無法忘卻的回憶。
「國民黨也是最大限度地在利用辜家。畢竟國民黨也並非全是傻瓜。他們打算利用台灣人對辜家帶有台灣有力者的印象，去營造他們統治台灣的正當性。當然，辜家也這樣利用國民黨。」
辜家遊走於政治界與商業界之間，發揮著「密使」的功能。辜朝明自身也表示「自己並不討厭這樣的立場」。接著，他又繼續接話：「結果，當今這個世界已經是靠點子來爭輸贏的時代了。」
幾年前，辜朝明曾經向某位對中國共產黨中樞有著影響力的學者，說過這樣的話：
「當今是個無法輕易發動戰爭的時代。不管國家之間的關係有多麼緊張，在不使用軍隊的情況下，只要努力思考，想到好點子，許多事情都會有可能。而這事情我也做得到。如果我有點子，我會積極提供給你們。因為我可以告訴你們中國人也不知道的台灣資訊。」
日本甲午戰爭戰勝接收台灣時，曾基於《馬關條約》，給予了台灣人民兩年的思考時間，決定自己要不要成為日本國民。若是台灣人討厭被日本統治，可以拿著財產回到中國。不過就結果來說，留在台灣的人，都是決定成為日本國民而留下來的人。當時，在日本眼中的麻煩製造者，這些反抗勢力也多數都在此時回到了大陸。
「對方驚訝地表示：『原來還有這回事，我完全不知道。』不知道這些事情，就朝著台灣喊：『你們都是中國人！』怎麼可能會溝通順利。我知道還有中國人不知道這類歷史，便覺得自己還有可以做的事情。」
辜朝明身為長男，長年受到辜寬敏希望他回台灣繼承家業的壓力。不過，辜寬敏也瞭解，辜朝明在野村總研當一位世界級的經濟學家，處理經濟分析，也能直接、間接對辜家的地位有正面意義。
辜寬敏與辜朝明兩人，雖然一位是企業家，另一位是經濟學家，但都在歷史的舞台底下，擔任過一段左右國際關係的「密使」人生。從打下辜家繁榮基礎的辜顯榮，賭命向日軍傳達台灣民眾訊息的那一刻開始，這一點就沒有任何改變。或許，這就是歷史賦予辜家的角色，也是辜家的宿命。
如今，世界仍充滿著知識與常識的隔閡，充滿誤解或偏見。而國與國，個人與個人之間，也存在著「看不見的牆壁」，阻擋資訊的傳遞。而辜家世世代代，就背負著縱身跨過這些阻礙，直接將訊息、知識傳給另一方的角色。
我想，這一定是這些喪失故鄉者，才可能存在的生存方式。
書名：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
作者：野島剛
譯者：林琪禎
出版：游擊文化
出版時間：2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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