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有一幕讓我印象深刻,那是智英跟一群媽媽朋友忙裡偷閒的下午茶時光,其中一個媽媽突然感慨,自己身為首爾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最後也只是頂著名校光環在家照顧小孩、服侍丈夫跟公婆而已,其他媽媽則跟著附和、感嘆不已。這段劇情突顯了這些菁英女性因為婚姻育兒放棄了自己的職涯,也促使智英反思,自己是否要因為人母的身分,放棄發展自己的職涯跟理想?
資源較多的菁英媽媽,離開職場後有機會重返嗎?
到底要留在職場繼續工作,還是要辭職回家照顧小孩,一直令許多女性感到掙扎。近期出版的《菁英媽媽想上班》一書,就是在探討美國的中上階層女性如何在家庭與工作間拉扯。作者透過大量的質性訪談,並且在12年後追蹤,仔細地刻畫出這些菁英女性在不同階段的樣貌,最終詳細整理並分析這些美國菁英媽媽從離開職場、回家相夫教子,再試圖努力返回職場的過程。
在這本書裡,作者大致把這個過程分成幾個階段:
- 因孩子出生或尚年幼而離開職場,生活重心變成以家庭為優先、全心投入母職,因而漸漸進入「家務特權」階段。「家務特權」指的是母親積極參與孩子的成長過程、自身亦投身志工/社區服務,一方面從志工活動及社區服務中獲得成就感,從過去高密度的職場解脫,得以享受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積極為孩子累積社會資本。
- 隨著孩子年紀漸長,菁英媽媽開始兼職或頻繁進出職場,但仍然以「家庭優先」。
- 隨著孩子年紀增長,家庭開始逐漸進入空巢期,這些菁英媽媽因而開始將重心放回自己身上、進行職業探索,開始在自己的重返職場之路試水溫,重啟過去的職業生涯、或修正或開啟全新的人生跑道。
以作者研究訪談共43名對象來說,最終未能回歸到職場的人(姑且先不論是客觀的不能還是主觀的不願意)就有13名。粗略地來說,連身為菁英的母親,也有高達30%的人沒有回到職場。
結婚生育對女性與男性工作的影響大不相同
《菁英媽媽想上班》一書描述的是美國的狀況,那麼台灣的狀況又是如何?根據我國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數據,以勞工的生命歷程來看,男性從成年、未婚到已婚的勞動參與率,基本上是上升或維持;女性從成年、未婚到已婚的勞動參與率卻是顯著的下降。
例如,已婚婦女曾因結婚而離職者占20.9%,其中曾復職者占60.6%,未曾復職者占39.4%,曾復職者平均復職間隔時間為4年半;曾因結婚而離職的婦女主要離職原因,以「準備生育(懷孕)」占39.9%最多,這顯示生育對於女性的就業有非常大的影響,且離職之後再回到職場的人只略過半數。
若把台、美、日、韓的兩性勞參率拿來做比較會發現,台灣男性的勞參率在25~29歲的區間來到9成左右,為四國最高,之後便維持相對穩定的勞參率,直到50~54歲以後才開始出現比較明顯的下降;相較之下,台灣女性的勞參率就波折許多,形狀與韓國比較接近但更加極端,是一個隨著年齡增長而持續往右下方歪斜的M型:在25~29歲達到高峰約9成,這個階段和台灣男性差不多,但30~40歲隨即開始劇烈下降至7成左右,到了40~49歲的階段才暫時穩定維持不變,在50歲以上的區間又劇烈地下降,到了60~64歲的區間,只剩下不到25%。
為什麼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會有如此劇烈的變化,而與此同時男性就業卻幾乎都維持平穩?

父職紅利、母職懲罰
這是因為現在台灣職場普遍預設是「高工時」、必須要員工「全心投入」的高密度職場。這類企業往往喜歡使用員工出缺勤這種「時間考核依據」來評價員工的表現,因此,育有幼兒或家有長輩、需要經常請假照顧家人的職場媽媽,就會容易被主管評價為「不夠好的員工」,即使她可能用更短時間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但因為工時較短或缺勤,使得她不一定能夠獲得公司的正面評價。
而職場上的爸爸在傳統性別分工下,往往被視為「負責養家的人」,反而因為育有幼兒而被賦予更重大的責任、獲得晉升機會,因此更合理化了加長工時的狀況,降低了對男性也應該負擔家庭照顧的期待。
在學術討論時,學者會將育有子女的男女勞工所面臨到的不同狀況,分為「父職紅利」和「母職懲罰」。女性在職場上會因為育兒而遭受「母職懲罰」,像是低度就業(工時不足、所得偏低、教育程度與職業不相稱)、職涯發展或升遷緩慢、終生所得降低等等;而與此同時,男性會因為婚育而獲得更多職場晉升、調高薪資的機會,並且因為負責養家而免於分擔家務的社會期待,學者將之稱為「父職紅利」。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分析,比起同樣育有12歲以下子女的父親,育有12歲以下子女的母親更容易離開職場。他們在2017年發布一份名為「追求性別平等:一場硬戰」(The Pursuit of Gender Equality: An Uphill Battle)的報告,封面圖是不同年齡層的男性穩穩地站在電扶梯往上,而與此同時,不同膚色的女性抱著文件、推著購物車在樓梯上努力前進/向上。有趣的是,在樓梯上也有一位穿著西裝短髮的(姑且以性別刻板印象認定他為)男性抱著年幼的嬰孩,茫然地望著樓梯頂端。一張圖片精準地呈現了現在職場性別平等的一大困境:生育與照顧問題。

讓「生育和照顧」變得跟「工作」同等重要
我們總以為中上階級的人一定過得比較好,他們比較有錢有資源,不會有我們這種平民的煩惱。但其實從本質上來說,這些美國菁英媽媽所面對的困難、智英和媽媽朋友們所遇到的困境,其實跟台灣女性遇到的問題並無二致。
在這個普遍肯定「高工時才是認真奉獻」的職場文化之下,生兒育女、照顧家人的家務工作變成了職涯發展的絆腳石,不論對基層勞工或「上流階級」來說都是如此,只要你不是全心全意投入職場,而選擇「分心」去照顧家人,你就是一個「不夠好的員工」。差別只是在於,也許菁英或上流階級的人比一般人多一點點資源、多了一點點選擇。
在《菁英媽媽》一書後半部,作者也點出,這些菁英媽媽的重返職場之路變成了另一種「上流階級的矛盾」:「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性別意識形態上最為平等,但卻有著最傳統的家庭結構。階級使中上專業階級的男性在事業上享有特權,也使他們(男性)不用受制於和事業無關的家庭責任。」與此同時,「對於這些職業婦女來說,抽出時間離開職場、當母親,以及為家庭調適所帶來的職業懲罰(母職懲罰),要比從事其他工作的女性高上許多。」
這些菁英女性爬得越高,離開職場的懲罰就越重,離開的時間越久,要回到原本的職場更困難,只能修正自己的就業期待,或更甚者直接重新開始另一條職涯跑道。
要如何改變這樣的現狀?《菁英媽媽》在書末提出了許多政府、社會、企業該做的事,像是創造家庭友善的工作場所、終結職場的性別歧視、鼓勵男性共同養育子女、體制改革等等。這些都很重要,但我認為有件事可以從你我做起。
若勞動是為了獲取足以有尊嚴生活的薪資,那生育和照顧就是為了維持合理生活和社會運作的工作,「生育和照顧」和「職場工作」就應該同等重要。然而,我們的社會卻每年只在母親節歌頌母愛的偉大,卻又在剩下的364天,在生活、在職場上無限地貶低母職。我們該做的是,真正看見家務勞動的價值、照顧工作的重要性,真心珍惜日復一日一日、年復一年為我們的生活付出的那些人,以及,捲起袖子一起共同承擔這個與職場工作同等重要的事。
(作者為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副理事長、台灣勞動者協會理事。)
好書推薦:
書名: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
作者:帕梅拉.史東( Pamela Stone) 梅格.拉芙蕎 ( Meg Lovejoy)
譯者: 許雅淑, 李宗義
出版:游擊文化
出版日期: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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