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提醒9歲的小女兒寫數學練習題。幾次之後她不耐煩地回嘴：「你就是那麼笨，才會賺很少的錢！」
當下我愣住了。雖然霎時感到被羞辱，但詭異地卻又同時有種釋放感。20多年來不敢直面母職「勞動產值」低落的現實，但被9歲的孩子這樣衝口而出，似乎也沒當初想像的可怕與不堪，反而讓我清晰看見了什麼。
孩子感覺到我的沉默，好像意識到自己戳中了我的痛點，乖乖走回書桌開始寫作業。而我則坐回電腦桌前，繼續此前的校稿工作。更年期的身體燥熱，再加上方才的母女衝突，緊盯螢幕的雙眼酸澀的瞇了瞇，眼角的魚尾紋卻彷彿掀開的一把時間的摺扇，在腦海中展開這幅母職的浮世繪。
做一名全職母親，是自願還是不得已？
當年我從台灣辭掉工作，來到德國異鄉，從兼職翻譯到申請正式工作，卻因為赫然發現自己懷孕，打亂所有的職場規劃。第一次做母親的喜悅與艱辛，即使手忙腳亂，仍不忘於大女兒睡著的短短時間持續進修、閱讀企管期刊，期盼能再度重回職場。
孩子半歲時，全家隨先生外派工作調往英國，我得半夜3點半起床作新聞編譯，忍受冬夜暖氣歸零的凍寒，雙手冰冷地敲打鍵盤。有時寶寶醒來，我還得將她扛坐在肩膀上，一手抓著她、任憑她玩我的頭髮，再單手飛快打字。白天則是切入家庭主婦模式，無限圈迴地清掃、採買與煮食，以及獨自扛起偽單親的母職工作。
短暫回到德國後，我又再度懷孕。由於老大與老二相差不到2歲，每天都是無止盡的餵食、換尿布、遊戲團體與唱兒歌哄睡，作完家事後已是晚上11點多，仍得挑燈夜戰，進行企管顧問公司的文稿翻譯，因為這是我唯一能與職場保持聯繫的機會，即使再累，都能讓自己保有一點「我還在工作」的安心。
之後，先生展開18年派駐亞洲各國的工作，合約2年一調，再加上每週頻繁的出差，有時出國一次就長達6個禮拜，又或者臨時半年獨自前往他國赴任。結果是，偽單親的母職完全斷絕了我重回職場的規劃。望著成疊的企管期刊，我只能識時務地選擇翻譯、口譯這種相對彈性，讓我可以兼顧家庭的接案工作。
偶而回到台灣，在過去的同事與友人面前，我對全職母親的身分總是難以啟齒，始終堅持自己是兼職工作以掩飾自卑。直到年近半百之後，我才能坦然承認：對，我這20多年來就是待在家裡，照顧孩子和先生的飲食起居。這其中轉念的最大關鍵，在於我終於認清，「全職家庭主婦」給我帶來的羞恥感、不利的社經地位，並不是我資質不佳、不夠努力，而是整體社會結構使然。而小女兒貌似叛逆、「不敬」的氣話，也不是我教養失策或孩子壞心，而是反映了現實功利世界對一個人價值的單向衡量。
我很慶幸，如今的自己終於肯認自己選擇成為全職母親的事實，否則若更早聽到女兒這樣說，我大概會崩潰大哭，或是啟動情緒勒索模式，細數過往的犧牲與辛酸，再以道德綁架讓她自覺罪惡與負疚吧！
成為母親前，每個女人都有自己的精彩人生
正因接受了全職母親的自我認同，面對女兒說出的話，即使有那麼幾分鐘的情感受傷與失落，但靜心片刻之後，即能從自憐與受害者情結的個人情緒跳脫，反思社會對「全職母親」這項角色的苛求與歧視。眾人歌頌母親無私的愛與付出，同時卻又結構性地貶低她們的勞動價值，輕蔑貼上「整天在家所以什麼都不懂」的負面標籤，甚至在她們試圖重回職場時設下重重關卡，讓這群女性落入就業市場的邊緣，只能接受兼職或低階工作，飽受剝削。
幾天之後，我找女兒談話，深呼吸後對她說：「媽媽賺錢很少，並不代表我笨。在我當全職母親之前，我也有研究所的學歷，做過幾份專業的工作。」
女兒緊蹙眉頭望著我，或許難以想像我曾擔任過媒體公關、長袖善舞的樣子，或者滿口專業術語的進行收視率分析簡報。我索性畫出兩條「一日時程表」向她分析：3個月前，當她在學校發生意外需要急診時，她那在家辦公的父親是不是兩手一攤、表明自己待會有線上會議，不能處理？而我則是放下手上的稿子，火速趕至學校、帶她直奔醫院，後兩次手術也是由我整天全程照顧。
我進一步解釋：她父親可以用「一大把」時間專注在他的高薪工作，而充當各種任務的救火隊的我，僅能運用零碎的時間作低薪的兼職。職業生涯不能規劃、日程安排無法自主，正是因為擔任全職母親的工作，我必須全心待命，補足她父親在親職上無法履行的部分！
「賺很少錢，並不是因為我很笨，而是我選擇成為全職母親，而這個社會只願意付全職母親這麼少的錢！」說完，我無奈地笑了。
「媽媽，對不起！」女兒低下頭小聲地說，「我不該說那句話嘲笑你！」
我安慰她說，這不僅僅是她一個人這樣認為，因為現代社會普遍貶抑全職母親的價值，以及限制她們重新從事專業工作的可能，「你只要記住自己說那句話的當下，那種不喜歡『全職母親』的感覺，希望你也能成為社會進化的力量，讓未來的女性在選擇成為『全職母親』時，不會被嘲笑與懲罰！」
老三歪著頭，似乎有些聽不懂，而我只是既無奈卻又同時寄予無限希望地解釋，女性不管作出全職事業、全職母親，或是兩者合一的選擇，都應該是根據自己的意願，而不是因為社會的偏見或是害怕被懲罰，無法隨心所欲。
365天都是照顧者，僅在母親節成為主角
根據2020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Stiftung）委託柏林自由大學與德國經濟研究院，所作一項名為《誰贏？誰輸？德國人終生收入的發展和預測》（Wer gewinnt? Wer verliert? Die Entwicklung und Prognose von Lebenserwerbseinkommen in Deutschland）的調查指出，因為懷孕生產與育兒致使職業生涯中斷，導致女性侷限於相對低接與兼職工作，於是，做母親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生養一個孩子，會導致收入損失約40%，而3個或更多孩子，甚至高達70%，儼然社會結構性地給予母職終身「生育懲罰」。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過去幾十年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就業、收入的水準提高，是否生養孩子就成為女性收入高低的決定關鍵。研究針對1971年和1982年出生的東、西德母親，比較她們因生養子女所造成的收入差異，發現1971年出生的西德母親因生養一名子女少了30%的收入，而1982年出生的年輕世代母親更損失了43%（東德則為10%與37%）。換言之，年輕世代女性選擇擔任母職的「機會成本」顯著上升，亦即「生育懲罰」越來越重。
每年母親節，全球集體歌頌母愛的偉大，商人賺飽荷包，父親們難得成為配角，孩子則歡喜地送上禮物與大餐，全職母親們則是在一年365天「價值出清」的自我犧牲之後，換得幾小時「平行時空」的虛幻，暫時忘記現實生活中被嘲笑社會脫節、個人可支配所得歸零、二度就業遭到嘲諷與拒絕，以及兼職打工卻反而更貧困的窘境。甚至就連女兒表現不好，都會被責怪是因為母親沒能演繹新時代女性的獨立、展現財富自主，才導致女兒缺乏典範學習。
德國許多媒體早已將母親節視為一個「偽君子日」（Tag der Heuchler），意謂每個人都希望得到最無微不至的照顧，人人歌頌、期待無限奉獻與犧牲的母親，甚至將其形象完人化，卻又集體無意識地輕視其勞動價值，並結構性地致使她們處於不利地位與經濟弱勢，甚而全然忽略長期失衡下母親承受的殘破自我形象認知、巨大的心理壓力，以及難以量化的情緒勞動，被迫成為「受苦的殉道者」（Martyr）。這樣的母親可能慢慢被馴化成缺乏接受的能力，又因為低自尊而無法設定界線，也無能為自己爭取權益，於是只能被「照顧者」原型的陰影籠罩，以情感勒索與控制為補償，成為現代心理學家與孩子們控訴的「有毒的母親」。
「請不要祝我母親節快樂」：不再以犧牲奉獻定義自己
2001年的母親節，一群具有母親身分的女性學者組織了一個討論母職（兼及父職）的讀書會，並共同發表了一篇文章「請不要祝我母親節快樂」。另外，她們還發表了〈做娘的十大夢想：母職狂想曲〉，最後四點這樣寫：
7.我希望「無我」、「犧牲」不是當媽媽唯一的楷模；「追求成長」可以讓媽媽與孩子都受益。
8.我希望過一個這樣的母親節：少一些虛偽的口惠與浮誇的商業化，多一些對母職的制度性支持。
9.我希望過一個這樣的母親節：我們的社會能夠支持所有照顧孩子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廣義的媽媽。
10.我希望我們的社區就是孩子共同的家，國家能成為所有公民的母親。
儘管已經過了20年，母職的內在煎熬與外在催逼似乎仍未見改善。台灣2021年出生數為153,820人，創下史上新低，成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並且埋伏經濟、社會發展、文化語言傳承的問題。這是嚴重的國安危機。
這個母親節前夕，我決定向女兒們宣告，從此再也不過母親節了。與其一年被幾小時迷幻摸頭，不如時時刻刻重整內在的「照顧者」，擺脫主流價值框架的母職，不再以犧牲來交換自我價值。我要先學習好好自我照顧，聆聽內在的需求、即時回應，清楚設定人際界線，既能不傷害自身地以「有條件的愛」（Tough Love）給予，更積極爭取應有的權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將自己包含在內，等施無差別地以愛體現，甚至讓社會能量循環地共生、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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