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美國進步主義者貝拉米（Edward Bellamy）寫了一本暢銷小說，書名叫《百年回首：2000到1887》（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書裡的主角朱利安．魏斯特（Julian West）在1887年沉入夢鄉，在2000年醒來，發現他所認識的美國已經徹底改變。他那個鍍金時代的割喉式競爭已經由合作所取代；個人主義式的「贏者全拿」心態也變成一種深刻的相互責任與互助精神。魏斯特遊覽這個社會，發現民主公民竟然能夠以共同的使命感為核心打造制度，而對這種充滿希望的可能性深感驚奇。
現在，我們實際上度過的時間已經超過貝拉米在想像中「回首」的那113年。不過，他筆下那位主角要是走在美國今天的街頭，恐怕會覺得自己看到的景象相當熟悉；因為當今的現實其實比較接近他當初生活於其中的那個社會，而不是他想像中的烏托邦。史無前例的經濟繁榮結合巨大的貧富落差、公共領域陷入僵局，社會結構分崩離析，還有廣泛的原子化與自戀，這些當今普遍存在的情形都與昔日無異。
回顧上個時代的進步運動
當然，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現實沒有順應貝拉米的烏托邦夢想，這點並不令人意外。想像的虛構作品經常引人深思，但極少能夠預言未來。不過，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在貝拉米那部小說出版之後的半個世紀裡，美國確實緩慢朝著他理想中的那種社會邁進，而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程度。我們明顯變得更加平等，更願意共同合作並且互相妥協，更能夠為惱人的問題想出創新的解決方案，也更關注共同利益。接著，我們卻倏然逆轉方向，抵銷了這些方面數十年來獲得的進展，並且重新打造了一個世界，遠比我們歷史上其他任何一個時期都更近似貝拉米的那個鍍金時代。
上一個美國鍍金時代與當今這個時代的驚人相似性，已經有許多評論家提過。然而，也如同我們在橫跨各種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現象的無數困境當中見到的，這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甚至比許多人認為的還要更加廣泛也更加深刻。今天，我們再度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幾乎在每個面向都面臨了深切挑戰的時刻，而且也面臨了進一步落入國家衰退深淵的具體風險。不過，我們現在也握有一項優勢，就是不只能夠像貝拉米那樣望向未來而想像一個更明亮的未來，也能夠回顧過去並試圖理解以前的人如何實際上創造了一個這樣的未來，並且是緊接在一個和當今極為近似的時刻之後。
《國家如何反彈回升》闡述了19世紀末那個高度不平等、高度極化、高度社會隔絕，而且也高度文化自戀的美國社會，如何在20世紀揭開序幕之時於個別領域達成了可以量測而且近乎同步的正向發展，朝著平等、包容、禮讓、人際連結以及利他精神邁進。我們在本書揭露這些現象引人注目的匯流，構成美國歷史上最為戲劇性也最為多面向的轉捩點，我們希望能夠藉此做出重大貢獻，提供一種理解20世紀的新觀點。然而，要是以此為足，不免將錯失從歷史教訓當中充分學習的機會，所以我們才會以最後這章來探究美國上一次的正向發展是怎麼出現的，以及我們如何能在未來再度造就一次這樣的正向發展。
重新發現「集體」的潛在力量
貝拉米寫了《百年回首》的幾年後，另一位美國進步主義者李普曼在還不到25歲的年紀出版了一本小書，書名叫《漂流與駕馭》（Drift and Mastery, 1914）。李普曼揚棄了他的前輩經常傾向採取的「建構烏托邦」做法，而反倒致力於「試圖診斷當前的動盪，從而對民主隱含的意義獲得一些理解」。
20世紀初這個全新的世界受到種種因素所轉變，包括都市化、工業化、對於支薪勞動力愈來愈高的依賴、企業激增以及各式各樣的合併、社會常規與習俗的改寫、迅速成長並且多元化的人口，還有對於個人、制度與政府在因應這些情勢的挑戰當中應扮演何種角色所進行的激烈辯論。在這麼一個世界裡，民主公民該怎麼做？
眼見美國民主遭到深切絕望的「漂流」所苦，李普曼呼籲全體公民發揮積極活躍、富有創造力而且恪守紀律的精神「駕馭」歷史。關於開創正向發展以擺脫向下漂流的可能性，他指出：「這項目標不是由某個高人一等的睿智個體達成，而是要由美國人民自己達成。沒有一個人或是一個團體能夠做到那一切。這是一項龐大的合作。」換句話說，美國人必須揚棄朝向「自我」的那種有害而且憤世嫉俗的下滑趨勢，重新發現「集體」的潛在力量與前景。
不同於貝拉米未能實現的夢想，李普曼開立的處方非常貼近美國進入新世紀之時實際上發生的狀況。把鍍金時代轉變為進步時代的那些改革人士，包括外來移民與菁英、女性與男性、黑人與白人、家庭主婦與職業政治人物、工會人士與資本家、大學畢業生與工廠勞工、由上而下的官僚與由下而上的社運人士、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以及其他介於其間的幾乎所有人。這項運動極為多元化，因此缺乏一致性，也充滿了各種相互矛盾的衝動，但肩負起「進步主義」這項跨黨派責任的美國人終究促成了一套極度多元而且影響廣泛的改革與創新，其中許多都為我們今天所知的美國社會奠定了基礎。
祕密投票；直接初選制度；參議員民選；創制權、公民投票權、罷免權；婦女投票權；新式的市政管理；聯邦所得稅；聯邦準備體系；保護性勞動法規；最低工資；反托拉斯法；受保護的公有土地與資源；食品與藥物規範；衛生基礎建設；公用事業；公民與志願社團的大量出現；新式的倡議組織，例如工會、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以及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廣泛設立免費公立高中；乃至公共公園、圖書館與遊樂場的廣泛出現，全都是源自各種進步主義改革者的努力。
拒絕繼續向下漂流
平均而言，自從權利清單以來，每隔13年就會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在這方面即可看出進步時代的創新有多麼巨大：在1913至1920年間，有4項修正案跨越重重阻礙獲得批准，是自從權利清單以來通過最多修正案的一段時期，足以相比的只有南北戰爭之後通過3項關於奴隸制度的修正案。
為了理解進步時代的歷史重要性，當今的許多觀察家都聚焦於進步時代最後達成的成就，包括列舉老羅斯福的「公平交易」（Square Deal）國內政策（1910）、進步黨的成立（1912），還有廣泛聯邦立法的通過（1913至1920），並且斷定擴張聯邦政府的規模、管轄範圍與權力是一項協同政治計畫。不過，這種論點無法解釋早在這位進步主義者入主白宮之前就已經出現的那些龐大而多元的文化批評、熱烈抗爭以及公民主導的改革。
套用史學家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話，對進步運動最貼切的描述就是「一項趨向批評與變革的廣泛衝動，在1900年之後的不論何處都極為醒目」。這項解讀相當符合我們在《國家如何反彈回升》記載的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方面那些廣泛正向發展的時機。一旦把那些正向發展全部放在一起觀察，即可看出美國的整體發展曲線在1900年左右開始出現明顯的改變。「如同所有觀察力敏銳的當代人所理解到的，」霍夫士達特接著指出：
在這種更大的意義之下，進步主義並不限於進步黨，而是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影響了所有大大小小的政黨以及政治生活的整體調性。……進步主義雖是在特定社會不滿所產生的推動力之下才有可能出現……卻是社會大部分人口為了達成某種並未非常明確界定的自我改革，而採取的一項頗為廣泛並且極度良善的努力。
進步主義者起初的目標雖然不一定明確或者一致，卻有兩項共同點：一是一種強烈的渴望，想要抗拒這個國家向下漂流；二是一種激勵人採取行動的信念，認為一般公民必然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如果想要在今天創造出類似的轉捩點，那麼這些進步主義者極為多樣化的故事，也許比他們個別的政治、政策或方案更能夠讓人從中看出達到這項目標的藍圖。
好書推薦：
書名：國家如何反彈回升
作者：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夏琳．蓋瑞特（Shaylyn Romney Garrett）
譯者：陳信宏
出版：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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