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自己的「卡塔莉娜」故事──吳易澄談《卡塔莉娜》（下）｜孫德齡／獨評讀好書

（上篇請見：他／她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你該選擇相信、或是不相信？──吳易澄談《卡塔莉娜》（上））

卡塔莉娜是一個發生在巴西愉港的故事。身為精神科醫師的易澄，切身帶入了在地脈絡的討論。我們可能或多或少聽過「瘋女十八年」的故事，「故事主角黃藏的遭遇，其實就是在過去台灣社會在那個醫療不發達、或是一般人對醫療的常識還不太足夠的時候，某些人可能會面臨的處境。」

林生祥在《我庄》這張專輯裡的〈仙人遊庄〉，則是反映了另一個角度的切片。「《我庄》這張專輯裡面其實有很多精神疾病的意象。他要對應的是過去的農村社會，在他記憶中，那種在村莊裡面到處遊走，好像可以來來去去、行動自由的仙人，客家話叫sienˇngin，他有可能是一個精神疾病者，或有可能是神經退化性疾病，或有可能是智能障礙者……。可是在過去的農村社會，他們可能會受到比較多的包容。去到哪裡，只要多一碗飯、一雙筷子，人們接納他，他就有飯可以吃。」

「可是現在台灣越來越難看到這樣的狀況了。台灣因為都市化、高度的資本主義化，我們越來越強調人的功能了，不是嗎？所以當人失去功能的時候，反而有可能會被拋得更遠。」

至於當代台灣的醫療處置的方式呢？在這裡，易澄舉了強制住院的例子。曾經有醫生針對台灣的強制住院做過調查。現在很多關於強制住院的討論，都在強調是否有違反人權之類的問題，但如果仔細分析各地區強制住院的比例，會發現北與南其實是有一些差距的：在一些比較低社經地位、支持條件比較少的地方，強制住院的比例就會比較高。

「這意味了什麼？這意味了有時候像生命療養院那樣的地方，其實是一種不得不的對待方式。很多被拋棄的人，其實是在某種不得不的條件下，被安置在那個地方的。」

「我要強調的是，有時候我們很難責怪那些拋棄他們的人、或是強制他們的人，我們必須看到整個社會脈絡下的不平等。」

醫療給出的診斷，其實也有重重限制

其實，所謂的「診斷」，也必須放在整個社會的脈絡下討論。「有時候，我們真的也很難咎責在那些給診斷的人身上。說真的，如果卡塔莉娜今天來到我的門診，在一個診要看那麼多人的情況下，我如何好好地、完整地捕捉她的生命史？看診時，我們的確會想要有一個可以最快速得到最多資訊的方式，一定會把注意力放在那個最會講話的人身上。所以被帶來的那個人，就憑著那個代言者把他的故事講完了。所以就有可能會產生診斷失誤的問題。」

意思就是，我們必須意識到，醫療有時候是在重重限制下，快速做出的決定。該向誰究責？其實並沒有這麼單純。再談到前一陣子很多人在討論過動症的診斷爭議。從某種社會學的角度，會說這是一個醫療化的過程；卡塔莉娜經歷了類似的狀況。1995年，畢尤第一次去生命療養院的時候看不到一個精神病患，到後來變成全部都得吃藥的狀態。

「過動症在台灣好像有一點點這個意味。上課能不專心、有很多高度衝動的小孩子，在整個教育體系跟親職教養的建構過程中，越來越多人逐漸接受了小孩可能是過動症的問題。這些孩子很快就會出現在兒童精神科的診間，然後他們就會得到一個診斷，接受所謂必要的治療。」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思考這件事，某方面我們會覺得這好像是一個高度醫療化的實踐，但在那個過程當中，我們很難單純咎責做出診斷、或是要求他們必須接受治療的行動者。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麼在目前的台灣社會，這些孩子在教育現場會容易被看成是一個必須被接受治療的人？」易澄的意思是，診斷的爭議常常並不應該落在診斷者身上，較少被討論到的是對整個情形的脈絡性的理解。許多精神病本身就有其生物性的病因，因此醫療化絕非只是強加疾病於正常人身上。醫療化也不應被單純被理解為一種傅柯式的治理，它是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從而反映了結構性的問題。

就像《卡塔莉娜》這本書是卡塔莉娜的生命史，同時也是巴西社會的發展史，「所以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台灣的教育體系發展到現在，為什麼會越來越要求孩子要配合這樣的一個教育體系、要很安靜地坐在位置上？」這場講座，易澄舉了不少電影和音樂的例子，作為對應，「如果大家有看過Pink Floyd〈The Wall〉的MV，就可以看到一群小孩子像肉醬一樣，被印成一樣模子的機器人，每個人都必須用同樣的姿態形象走路，如果你抗拒，可能就要被不當地懲罰。其實有時候在台灣的教育現場好像也出現這個狀況。有些人可能就是在這樣的邏輯下，被診斷為有精神疾病的人。」

「社會學家、精神科醫師，大家都是很謹慎地按照本身的標準來做判斷，每個人都有他的common sense，可是好像比較少人去談這背後整個的社會脈絡是什麼。」

這些人，還需要什麼樣的保護呢？

最後，易澄回到人類學家的角色，談書中「匿名性」的問題。「《卡塔莉娜》有一個東西，跟其他民族誌相較之下非常特別，就是我們講的匿名性的問題。很多民族誌作者、人類學家，在研究倫理的要求下，是要將研究對象匿名的。可是這本書反向操作，卡塔莉娜的名字就這麼鮮明地浮現、或說貫穿整本書。而且畢尤還找了攝影師，很清楚地拍下了這些院民。」

人類學研究注重匿名，基本的精神是保護。「民族誌作者要寫的故事，是要凸顯這些人的處境，所以他們用匿名的方式讓被研究者、報導人，不會受到額外的壓力。可是之於卡塔莉娜，或是生命療養院裡的人，我猜想畢尤、或是他的研究團隊，甚至包括攝影者，他們在思考的是：這些人，還需要什麼樣的保護呢？」

也就是說，「把他們公開地凸顯出來，某種程度其實才達到了研究者對這些研究對象的尊重，因為他們是已經死過一次的人了。不是嗎？就因為他們反正都死過了，他們都已經在生命底層的底層了，已經被拋棄到沒有地方再被拋棄了，所以畢尤的書寫策略，包括整本書用的照片，都是非常非常鮮明的。他不是匿名化，是去匿名化，最後甚至把卡塔莉娜的墓碑，上面寫她叫什麼名字、哪一年生、哪一年死，都凸顯在這本書裡。」

「畢尤是把他們的名字，他們所失去過的名字，重新召喚，再透過民族誌放進書裡。重新召喚這些『前人類』，賦予他們新的尊嚴，我覺得是這本書讓我覺得很驚訝，也很敬佩的地方。」

座談尾聲，易澄用了卡塔莉娜的字典作結：

沒有察覺
彷彿不存在
我，女人
不是只有你，男人
如果不可能活了
女人你就沒有了
在世界裡我甚至不是女人
現在我想讓你踏出去
這是我的世界
我的愛人
我的重點
我給出自己，給了又給了又給
我清楚我自己
清楚我給出自己
而畢竟一個人消逝了
一個人重新開始一切，一切
我

我想要走
沒有人
我花整個晚上啜泣
多少痛苦的眼淚
在痛苦中
在淚水的谷地中
我想要走

這樣的結尾彷彿是跟隨畢尤的腳步，企圖讓卡塔莉娜為自己發聲的一種嘗試，或許也是某種對讀者（觀者）的提問並試圖對話。畢尤在書中的第六部完整呈現卡塔莉娜的字典，他讓卡塔莉娜在他的描述跟述說之外，有一個自己說自己故事的機會和權力。

一開始，易澄提到民族誌的隱喻和真實性，我們該全然相信作者筆下的現實嗎？現場有讀者提問，那關於卡塔莉娜所說的呢？像畢尤那麼認真看待她所寫下的字、說的話，也是有風險的，不是嗎？「在生命療養院這樣的地方，遇到精神病患的機率是很大的，如果她真的是譫妄呢？你怎麼判斷她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會不會到頭來，人類學家根本就被騙了？」一位有田野經驗的讀者是這麼回應的，「做田野時，你會感受到一些事情。關於精神病患的語言是真是假，我覺得很難說，但作為一個田野工作者、或人類學家，這個人說的事情是真、是假，其實都有意義。就算他今天說的是另一個、你認為是假的版本，也要去探究他為什麼會這麼說，或者是什麼樣的力量造成他會來跟你說這些話。」

「的確，真的、假的，有時候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後的最後，易澄用一個自己臨床的故事，作為這個問題的回應。「我曾經去病房看過有譫妄症的病人，他們自己其實很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所以，即使是胡言亂語，可是你可以感受到他很想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為什麼會看到那些東西』，他是很認真地在跟你講他的狀況、他的疑惑。如果他不認真，如果他對待那些症狀不認真，他就不跟你講了，對不對？我覺得這很重要，這也是我看到《卡塔莉娜》會這麼感動。因為我覺得，即使是譫妄，他們都在很認真地面對自己。」

的確，讀著卡塔莉娜的字典，你真的會感覺到，即使如此，她仍然很認真地面對自己。在這個晚上，易澄提醒了，也將這樣的卡塔莉娜和生命療養院，用他的方式，帶到我們眼前。

我們會相信、或是不相信？

（作者為左岸文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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